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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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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皇帝称赞过的特色菜等有根据甚至无根据的宣扬,使盲目迷信的心理更加严重,使民族向愚昧倒退……”可悲的是,有些掌权的,一边不断被发现有高血脂、脂肪肝,一边还照样天天离不开酒宴,追求吃高级吃珍奇,于是新酒店不断冒出,越造越豪华。酒店为赚钱,不断创造新的名菜特色菜,越来越多,据说至今每桌价格标准,“三五千元寻常事,上万已经不稀奇”。其实如今真正高档的宴会,传统的名菜已经不多,大都是新创造的了,可还挂着传统饮食文化的招牌,大概算是“发扬光大”了。干部因为迷恋吃而恶病聚生的例子屡见不鲜。*年前,本地区有位乡镇领导嗜吃出了名,吃到胃生恶病,四十出头年纪就去见了*,光医药费就花了一百多万——那时,可是个吓人的数目。后任感叹说:他看病花去建一座小学的钱啊!……可是,迷恋“美食”的人并未引以为戒就此觉悟,还在顽固地重蹈覆辙,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舍命而吃,岂不可笑可悲?
如果我们也以朱门酒肉臭为荣、为乐,那就真的太可悲也太可怕了!
也许我愚钝,不知饮食文化这“瑰宝”对当代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究竟有何作用,真盼有学者能帮我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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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品端午文化
2005年端午节前后,媒体关于端午节话题空前多。
凤凰网有文说,端午节已成为商家们的抢钱良机,却忘了文化底蕴。不少食品商和星级酒店乘时推出了售价高昂的“鱼翅粽”、“鲍鱼粽”,令粽子这一传统食品开始慢慢“变味”。还说,南京某中学发生了这样的事:“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三十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明显地说明端午传统文化内涵在失落。
中国许多文化人着急了。连韩国人也着急了,为抢救这个传统文化“宝贵财富”,2004年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没有成功。《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6月11日,中韩两国学者将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希望联合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情态,我总感到有点可笑。
端午节文化内容,最主要的是为纪念屈原。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离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他作为政治家,主张“举贤授能”,不分贵贱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主张“循绳墨而不颇”,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他忧国忧民,以人民的疾苦为念……他的这些品质和态度,是历代从政者应当具备的。他确实值得万世敬仰和怀念。
按理说,屈原作为从政者的楷模,我们今天的公仆们还真该好好学他。只是当今近距离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精神,各种媒体都一遍又一遍不遗余力宣传,许多公仆们究竟又认真学习了没有呢?身体力行了有多少呢?学习屈原的这些精神和品质并且有效地继承、发扬,靠一个端午节,又有多少效果?
历来都认为屈原是爱国者,有“宁死不屈的精神”,主张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原本长期以来也认为是,如今却开始有点懵懂,有点生疑了:其一,屈原悲愤投江,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封建诸侯分治形成的楚国灭亡是该还是不该?其二,历代有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而秦灭楚国前,楚国君主昏庸、奸佞弄权、国弱民怨,这个统治是否还该维护?其三,屈原投江,对拯救楚国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他这是否是为一种虚幻的信念葬送自己生命?是否是“不成功,便成仁”?是否是封建时代提倡的不在乎结果的殉道精神?即使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在当时是可贵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文明提倡人本、人道、*,曾被长期颂扬的不能获得任何现实效果的殉道精神,在今天是否还值得提倡?
再则,关于屈原投江自尽,《史记·屈原列传》有记载,但确定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是据七百五十年后的南梁《续齐谐记》和九百年后的《隋书·地理志》记载,其实也只能属传说。
历来普通老百姓过端午,到底有多少人心里想着纪念屈原呢?我从记事起所过的端午节,人们注重的还是包粽子煮鸡蛋鸭蛋,中午美餐一顿,是好不容易过一次让自己开心的节日,除了上学时逢端午学校老师会提一下屈原,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不在想着他、纪念他。门上挂菖蒲、艾棵辟邪,因为菖蒲像剑,妖孽恶鬼不敢进门了;艾棵有药味,可杀蛇虫——也是邪鬼恶魔;正午喝雄黄酒或给小孩眉心涂点雄黄酒,说是能挡邪气晦气;还有人认为端午画的钟馗特别灵验……对这些作本质审视,属于迷信、落后、愚昧,使国民心理上把自己祸福托付给幻想的神力。
还有人撰文说,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健身,也是传统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之一。这真是掘地三尺找“文化”,我觉得有点好笑。古代人就靠端午那天打扫和用艾点燃烟熏,能解决全年卫生防疫问题吗?当代人的卫生设施和卫生习惯,健身条件和防疫措施,已胜过端午节那点儿的举措千百倍,借端午节来倡导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岂不是提倡舍弃飞机、火车去坐牛车、人力独轮车?
南京师范大学有位民俗学教授却说:“我们对自己传统的节日保护得不够,宣传得不够,尤其是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得不够。”这位教授想以宣传来“保护”传统节日“弘扬”其文化内涵,真是天真得令人笑得喷饭。如今的宣传都是现代手段,大力宣传的许多内容,都比端午的文化与现实与时代联系紧密得多重要得多,宣传学习雷锋不说,学习徐虎、李素丽、孔繁森,又究竟有多大实际效果,这位教授似乎一点感受不到。传统节日原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其兴与衰以及其内涵的变化,都是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客观情况决定,这是客观规律,古代是没有当代这样多宣传工具,也没有这样的宣传意识,不是靠刻意宣传继承弘扬的,研究民俗学的学者总不至于连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吧?
当前国民对传统节日淡漠,对舶来的节日热衷,其都有忽视文化内涵只重形式的浅薄倾向,但这是大环境造成的。我们先要分清哪些真该继承而又可以有效弘扬。如果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被舍弃有什么不好?研究民俗的“学者”、“教授”们,咱国家制度优越,你们有高职称高工资,要么在书斋里安心整理、搜集那些 “宝贵资料”,要么改变一种思维方式,多做些对传统文化性质的审视、分辨和鉴别工作,别再从概念出发肤浅地吹奏传统文化一律要继承弘扬的喇叭了,若要立宏图大志为继承弘扬传统端午节文化内涵宣传,那犹如想象自己的双手好当翅膀能够飞上月球,不是寻求文明先进,而是迷恋愚昧。
本文开始所提及的南京某中学学生关于屈原所闹笑话的报道,显然并不真实,是“创作”出来的,十足的相声演员的台词,也可见,那些为继承弘扬端午文化内涵的人们在用一种极其油滑的技巧,因而也是一种商人做虚伪广告的心态。
至于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成功了,又有何实际意义,难道仅为了以精神胜利法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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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原形塑形象(1)
——国画《公朴讲演图》创作过程
李公朴先生被称为伟大的*战士,是江苏武进人。
2002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同盟武进总支为纪念他,用红木板做成高一百二十公分、宽八十公分的大型插屏,请盟员、雕刻家徐秉言镌刻一帧李公朴先生的红木浅刻像,赠送给坐落在武进的李公朴故居永久保存。这得有适合浅刻的公朴先生国画像,需先约请画人物的国画家专门创作。谁知创作这画稿竟会选定我。我与公朴先生同县,既觉得义不容辞,又感到几分畏难:年轻时从事过国画人物创作,改行搞文学已经三十余年,虽业余时间偶尔还以玩笔墨为乐趣,极少再去碰难度特大的人物画,怕不能胜任;然而我粗读过介绍李公朴先生生平事迹的书本,初步研究过他关于*的著作,写过一篇万余字的文章,对他深怀敬仰之情,又觉得不该放弃这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
创作画稿,首先必须画得像公朴先生。好在有一本介绍公朴先生生平事迹的画册,有百幅先生在各个时期的照片,可以参考。我找徐秉言一起翻看画册,想选定一幅适宜改画成国画的照片。画册封面那张是公朴先生坐在藤椅上的,是抗战初期“七君子之狱”,他在被关押时照的,大半身像; 泰然自若,可以说是以一种平静中显现无畏的神态;身穿棉袍,衣褶线条变化多,便于表现国画笔墨味和浅刻的刀味。当时我们都认为符合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形和神的双重要求,便选定了这一张照片改画成国画。
不久我参加一个会议,谈及这事,有人认为,李公朴是社会活动家,性情豪爽,应该画有动感的公朴,还建议以他骑在马上的那张照片改画。关于“有动感的公朴”的意见,对画稿创作有一定启发。但画骑马表现公朴“好动” ,意见似乎简单化了一点,并不能概括和包涵公朴作为*斗士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便重新酝酿画稿的构思。要准确、典型、深刻地表现公朴的思想性格特征,就必须先再读李公朴,读懂他,理解他、认识他,找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闪光点。
在研究李公朴先生关于*的论述时,他的*思想使我真正从内心承认了他的伟大。他一生最令人瞩目的业绩是为实现*做矢志不移的奋斗,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是*思想,他的生命就是为*献出的,足以彪炳千秋,会得到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公认和敬仰。我心中几乎是将“李公朴”与“*” 这个词儿完全等同的。重新考虑画稿时,猛地意识到,以画作为公朴造像,不仅形态要有动感,更必须突出为*奋斗的精神。这样的要求,画册中百张照片是没有一幅能达到的,这就不得不改变以照片改画的初衷,而干脆脱开照片设计造型纯粹创作。
李公朴为*奋斗,是致力于提高国民关于*的觉悟,即“新民”,是以办社会教育实践的,即创办业余学校、刊物、图书馆、出版社的方式唤醒民众,经过思考、比较、选择,这些作为中,唯有他作讲演才既能表现他行动外像,又能突出他为*奋斗的精神面貌。我便边构思边勾画了一张小草图,曰《公朴讲演图》,画的是李公朴穿着长衫,左手捏着一叠讲稿,右臂往前一挥,五指随挥动自然张开,是在当众做关于*的讲演。
读懂原形塑形象(2)
小草图画好,便先放在一边——我的体会,无论早年画画还是搞文字创作,初稿完成时总难以发现不足;往往还容易自我陶醉,感觉会在经一阶段创作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疲劳和麻木;过一段时间;再看便会发现有许多不足不完善之处,做修改会使作品明显提高一步,于是初稿、二稿大都要搁置一段时间再修改,谓之“冷处理”。隔了半个多月,我再看初稿,便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塑造李公朴的形象,不应画他穿长衫。李公朴画册上的近百张照片中,虽然也有几张是穿着长衫或棉袍的,但只占极少数;长衫具有本土特征,是前清服装的延续,带有封建思想文化的痕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以“长衫顾主”自居“优越”于“短衣帮”的,长衫实际上有象征意义且得到广泛认可。公朴先生生活中可以穿长衫,但作为艺术形象,穿长衫就有悖于表现他的思想、性格;他是在美国留学,考察和总结了西方*的经验、教训,回国按本国的实际从事*教育的,历史照片中他大多数是穿西装或西式的大衣、茄克、军装等。事实上他那个时代服饰是明显反映着观念的,他穿西服包含着他对封建旧观念的反叛,具有*精神的标志性。于是,我决定改画他穿西装。
其二,原小草图上,公朴的右手一挥,手指自然地展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够明确,没有特定性。公朴先生为*呐喊,每次讲演,都会有丰富复杂的感情,或流露或暴发,我觉得画稿表现的,应当是他对于*在中国的实现怀着坚定的信念,以及他为*事业奋斗不畏艰险的意志和决心,于是我决定将他挥出的右手画成紧握拳头。然而画握拳又容易落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画概念化的窠臼,拳伸得过于向前则像“坚决打击敌人”,右臂勾起过于收近则又像入党宣誓,我在这两者之间的画面空间中寻找了自认为恰当的定位,还选择了拳头转动的特定角度。
第二幅小草图又完成了,我便征求了徐秉言的意见。他觉得画的公朴的拳头和捏讲稿的手,外形都还是凭头脑想象的,虽然像,还是概念的,刻画不细。确实,真人握的拳头,每个手指都有它特定的形状变化和复杂的皱纹线条,且有各种角度的不同形态。为刻画好公朴的双手,我当下请徐秉言当模特,左手捏稿纸、右手握拳头演示出讲演的姿势,我即细细观察写生记录下来。
第三张小草图产生后,又有人提意见说,还是该画李公朴穿长衫,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这种意见我不能苟同。固然,许多早期革命家穿过长衫,那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礼帽、长衫、皮鞋加一条围巾,仿佛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打扮,是历史由封建王朝向共和转型的时期,这种打扮凝聚着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新旧交替的特征。中国人穿长衫虽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但那只能越来越代表陈旧和落后。而当今造型艺术,塑造建国前的革命家、先进知识分子,自1911年至1949年前后近四十年中的,都是一律那样打扮,都是长衫围巾,是肤浅的概念化,缺少历史常识。而不求甚解和概念化,可能正是当前艺术界浅薄和浮躁的特出表现之一。听到这意见后,正巧著名留青竹刻家徐秉方来访。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还强调说:“别说公朴先生常穿西装,即使他一张穿西装的照片也没有,按照他的经历和思想、性格,创作画稿也应当画他穿西装。”其实徐秉方是说要认识和抓住艺术形象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本质,首先要刻画的是精神和灵魂,这就是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集中、更生动、更深刻,更带普遍性。
第三张小草图又经过若干天“冷处理”,在照着定好尺寸的大宣纸上勾画国画大样底稿时,我又忽然意识到,穿西装的李公朴身上应该有中国本土的根,但又不能添加完全传统的物件而变得不伦不类,便将他西装里的马夹改成绒线背心。我以为绒线背心在人们的感觉里是现代的,但又并不明显“洋化”,能被人们认可为中国特征。
后来,正式的国画,先后画了五张,才定下稿。我年久不事人物画,技法荒疏,仍难免留有缺憾,但我也已经尽力了;再说要尽量体现西装的挺刮,用笔就必须工整严谨,不宜泼辣洒脱,不可能有恣意纵横的气势和水墨淋漓的韵致,这也是遵循艺术形式服从思想内容需要的原则。
这些,其实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经历的过程,即应先读懂所要表现的对象,严密构思。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一些人物画大师的名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王式廓的《血衣》、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构思提炼过程,都要比我画《公朴讲演图》更加艰苦复杂深入得多。这是提炼,是为尽可能蓄聚更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向观赏者传递思想、交流感情,艺术的语言也就尽在其中。画作刻画历史人物,无论苏东坡、辛弃疾,还是李白、李清照、林则徐,都必须先对他们作较为全面的了解,最好有所研究,找准他们各自独有的性格特征,提炼思想精神内涵。否则就只有肤浅、概念的外像,是图解式的,仅是卖弄笔墨技巧而已;所画人物没有思想、情感,也就是没有灵魂,其实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创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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