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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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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差之十万八千里。这个上海大世界“创”出个“基尼斯”目的究竟是什么？记什么呢？也记世界之最？
2002年2月10日《天津日报》的《基尼斯在中国记录了什么》一文说，即使“在国外，吉尼斯也是一个娱乐性、休闲性十足的机构，而不是严肃的、具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吉尼斯记录的主要是以数字即以量为标准，记下世界任何绝无仅有的事物，最高的和最矮的成年人，一个母亲一胎生孩子最多又全部成活，一个人体重没人超过，一个人一次喝啤酒数量最多，甚至接吻或更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它不是什么学术机构，不是以质的水平来衡量的，做吉尼斯工作的人不用多少知识学问，只需能弄清数目就行。上海大世界建于1917年，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有如现在风行的娱乐中心、夜总会，现在依然是家娱乐公司，又会有怎样的权威性呢？
有报道说，“基尼斯在中国越来越娱乐化和商业化了”；《收费的大世界基尼斯》一文说，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他们报纸提供的资料（收费标准）是：“个人申报为2000元，事业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申报为30000元。”有一所小学“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的绳网跳绳之最，开始时要交30000元，学校没钱，最后是乡里帮助找企业赞助，讨价还价交了20000元。
也正如我原本就搞不清基尼斯和吉尼斯一样，有些人“挑战极限”想申报吉尼斯，竟误把基尼斯当“真佛”。基尼斯也就满足有些人这种心理，自称为英国吉尼斯在中国的代理，北京张迪申报飞行器蹦极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上海大世界汇了吉尼斯的申报费，领到的却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张迪便告上北京西城区法院，最终大世界基尼斯退还了申报费——这算不算有假冒和诈骗性质？同类例子还不止这一件。英国吉尼斯创建50年来，中国共有48项进入它的纪录。大世界基尼斯创建仅12年，认定的“之最” 就有 1400多个，也真是广采博纳，多多益善。是呀，哪家商店不巴望顾客越多越好呢？
即使是《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分门别类，记下奇趣，也仅为博人一乐，大都是客观的事物，并非注重人的主观意图追求的事物。吉尼斯纪录中有个人把钉子钉在头上22年，是人的主观行为，但不是号召人家去挑战的。到了我们中国，就变得滑稽了，变成了“挑战极限”、“为国争光”、“长中国人志气” 了。我们这个民族为数不少的人，继承和发扬阿Q精神胜利法真是出神入化，总能找到现代的堂皇理由表现。中国再搞个《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便使挑战极限冲刺纪录更加推而广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福建有四个来自浙江的姑娘为创纪录，在一间48平方米的屋内与2001条蛇同居3600小时；重庆一家鞋业公司花40个工作日制作一只巨型皮鞋申报吉尼斯未成，遇上保养麻烦，擦一次鞋油要5个人干三四个小时；南方有人用30张牛皮制了一双重达吨的“鞋王”……这样的“挑战”和“创纪录”，鼓起了盲目求第一之风，这里建什么第一塔，那里塑最大的佛像……为“之最”花费大量资金人力，到处这样挑战下去，究竟是能壮国威、省威、市威、人威，还是引人笑话让人看做愚昧呢？究竟对社会对民生有益还是有害呢？如果任其“挑战” 下去，与民族劣根性浮夸联姻，到处追求“之最”，就难免要给人民带来可怕的危害。
无论英国吉尼斯还是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和水平证明，授予出名家、大师来。世界科学巨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思想巨人*、恩格斯，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罗丹、毕加索、列宾、凡高、塞尚等，文学巨人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有谁是被吉尼斯认可了记录了的呢？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家鲁迅、茅盾、胡适、老舍、徐悲鸿、齐白石、吴冠中、蒋兆和、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茅以升，又有谁是因为被吉尼斯或者基尼斯记录了得到肯定和认可的？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有些领导、有些媒体，自己不懂，不该盲目迷信，更不该推波助澜，遇上入吉尼斯、基尼斯纪录者时，别犯当代国人普遍会犯的浅薄浮躁的通病，在对其敬佩对其喝彩捧场之前，该先花一点点工夫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免得反而被无知者愚弄而与之同样被耻笑为无知。尤其是传媒，一个市级报刊记者文中就能随便给人封个“大师”，那大师也就真的不值几文钱了；如果一个人张口闭口自称大师，那这种大师便比白痴聪明不了多少。如果读过本文依旧故我，那就是一点不知道羞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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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与奴性遗传
邻省有个世人鲜知的峡谷和原始森林开发为旅游景点，请了江南c市一些旅行社老总去“踩线”，要求给开一条旅游线路。
设宴招待c市客人时，县长亲自到场敬酒。这个县的旅游局局长向客人介绍说，县长十分重视旅游工作，又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景点开发许多配套设施都是照县长亲自设想建的。县长很有领导风度，谦虚地说：“内行、专家谈不上，只是多走了些地方见的多了些，还要请客人们多提意见和建议。”c市客人中还真有提意见建议的，说景区建了些休闲小屋和服务设施都是西式的，与原始野味的风光特色不大协调。县长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窘色，旅游局长慌忙“护驾”， 说现代与原始对比更有特色嘛。
无独有偶，江苏武进春秋时期的古淹城遗址保护、开发，也有过类似例子。七八年前，分管的领导过去并不熟悉文化，起初务虚还召开过一次专业人员座谈会，到具体方案制订、实施，便省略了专业人员意见，不再经无利益相关的专业人员集体讨论决定，只听来投标施工的“专家”的，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春秋古淹城遗址，竟然用水泥塑出“千年古树”，还造了铁索桥供游人晃荡戏耍；还让私人在土城墙上建了七八间水泥板铺底小木屋，原说是供游人野餐烧烤，后来便成了说不清搞什么名堂的场所；古城河里满是玻璃钢动物卡通造型游艇。我想，这样的“奇迹”，公社化时的生产队老队长恐怕也不会指挥出来，却一时成了武进向外展示文化面貌的固体形象。武进历史上产生过有名的散文流派——阳湖派，难道如今就只有如此文化水准了？我作为武进文化界人士中一员，也感到面红心跳。
以上两例，反映了当代相当一部分领导的意识：一当上领导，分管哪行就自然懂哪行，就成了哪行的内行、专家，就能不用听取专业人员意见而毫无顾忌地指挥和决策。这种意识，是官本位意识的现代特征之一，是新发展。
这类例子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人最容易犯的认识错误，就是不认为自己所知之外还有浩瀚的知识海洋，容易犯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没有感觉到的事物就不存在”的经验主义，也就容易犯古代夜郎国王的错误。前两年，关于淹城开发，有位职务相当高的领导作指示说：“淹城有三道护城河嘛，不能搞漂流吗？”淹城地处苏南平原地区。这位领导连漂流需在山区溪流必须有水位落差这最基本常识都没有，照样毫无顾忌地作指示。有些当领导的偏就不愿弄清这些，而宁可盲目当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甘愿出丑当笑料。我所知的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多年前有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桌吃饭，向他提到不能违背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精神，这位领导却说 “依了佛法蚂蚁不能踏煞”。看看，在他头脑中，不仅没有专业人员意见的位置，就连法规和不直接管他升迁的上级行政部门意见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这已不再仅仅是官本位意识，也已包含了天高皇帝远的诸侯意识，有这种意识，法制健全何其难呵。
其实这类领导的盲目自信，也是跟长期受着奴性哺育有一定关系。譬如像前例邻省那个县长，就有那个旅游局长那样的下级在灌输他的内行意识，将他缺点吹捧为优点，将他笨拙无知美化为高明，为其掩盖所短所丑。而许多下级和下级的下级，见领导有缺点失误，即使不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缄口不言；假如有个领导在作报告时将“破绽” 说成“破定” ，一千个听众恐怕不会有一个人当场指出，连会后帮他纠正的人也没有。这是典型的“尊者讳” 精神枷锁的束缚，是我们民族的特性之一。下级会的是本能地随时为上司慢性“语言按摩”，特别聪明的下级更善于找准上司“穴位”给“语言针灸”而快速见效。“高，实在是高” 和“皇上圣明” 的现代化表现，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这当然是干部制度决定的，命运、利益掌握在上司手里，精神深处积厚奴性遗传基因，便会一代又一代延续。
本文指的，还不是那种以权谋私故意颠倒黑白弄虚作假的一种，还是指有事业心和腾飞理想的，他们中有的个人品德还是好的，只是思想方法给他们的腾飞理想造成阻力和牵绊，老是浪费人力、财力、物力、时间。好在我们制度优越，“学费”不用他们自己交，有财政为他们买单。淹城遗址头次开发，也做了一件好事，是把城内农户搬迁出来，这笔所花资金是值得的；然而，其余各种项目所投的资金，又有几项不是白费的呢？
其实，真正高明的领导，其高明应该是领导艺术，而不是自己去直接替代专业智慧，应是善于充分发挥专业人员才智，合理地综合采纳，科学地应用于决策。不过，那就得首先要将干部由上级任命转变为由人民推选，让干部命运掌握在民众手中而不是上级官员手中，才能改变下级阿谀上级的奴性习惯，上级才能清醒，下级才能注重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张启事的再启示
二十七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集体改稿，我与三十余名作者住在后宰门出版社招待所。那时的招待所很简朴，六到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凑巧著名作家陆文夫也在为别人的儿童文学改稿，我与他同住一室。一层楼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盥洗室。作者大都既是烟鬼又是茶客，每日积下的烟蒂废茶叶，都往那可同时供多人使用的长条的尿槽里倾倒，尿槽的漏水孔每天都被堵塞，尿和着冲洗的水常常漫溢出槽。
于是，招待所管理人员便在尿槽上边墙上贴了张启事：“请勿将烟头茶叶倒在尿槽内。”
然而，人们的烟头、废茶叶还是照样往小便槽内倒，于是墙面又换贴上一张启事：“严禁将茶叶烟头倒在槽内，违者罚款五元。”人们竟不怕罚款藐视“严禁”，烟头、废茶叶依然往尿槽里倒。
后来，也不知是谁脑子开了窍，在尿槽的一头放了一只字纸篓，墙面换上了这样的启事：“请将茶叶烟头倒在篓内。”终于，从此没人再往小便槽内倾倒废茶叶、烟头了。
这事当时我就曾发过感慨；也写过一篇两三百字的小文章；今天再提它，感想、感悟与当年不完全一样了：第一张启事是发号召，第二张是强制措施，第三张则是作提示。前两张是管人，是阻止人的行为，把责任推给人；后一张是因势利导解决问题，是自己承担责任。在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后，采取切实解决办法。前两张反映的是权力意识，也就是官僚意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需要作科学研究判断的问题概念化，粗枝大叶甚至简单粗暴地以权、以管、以堵对付；后一种是公仆意识，是服务的态度，是疏。堵与疏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民族早在氏族社会就已有突出的范例：
相传部族联盟领袖唐尧命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修筑堤坝围堵洪，但屡被大水冲垮，鲧被唐尧处死。舜继尧为部落的联盟领袖，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因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行规律，“疏川导滞”，让洪水和积涝流入大海，成功地消除了洪灾。更有战国时秦国的李冰，造都江堰，还能化水患为水利，引洪水用于农田灌溉，造就了天府之国。
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典故。可有多少人真的觉悟了其中的道理了吗？真正能以之形成意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社会管理了吗？
现实的管理，普遍地照样常犯重堵轻疏、只堵不疏的毛病，当今有些污浊的风气在全社会弥漫，正是这样造成的。这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传的官本位意识起主导作用有关。这种遗传基因，差不多存在于每一个国民的精神深处。因为堵就是管，管就是权，体现在表层，是可以少费神而获取物质利益、物欲满足；体现在深层，可以获得主宰的*，得到凌驾于人之上的满足，有所谓的精神享受。
我们常说的“管理”两字，我以为包含“管”和“理”不同的含义：“管”是按照法纪和制度办理，也可以理解为指挥、限制、惩处；“理”是寻求协调、和谐。“管”和“理”，与“堵”和“疏”精神很是相似。因为两千多年来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管”和“堵”意识偏重，就往往离开法律和章程的规范，成了某些个人的权力；就会舍弃甚至违背根本目的，而转化为个人物质利益或精神满足的手段。“疏”和“理”是服务，需排除个人私欲私念，有真正受人民委托办事的公仆态度，从大局公共的利益出发，从尽可能完美与和谐的目的出发，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寻找科学的规律，做复杂细致的工作，化不利为有利。
然而，愿意潜心于“理”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仅仅当官者如此，普通国民也普遍有这种要管人用权的欲望，有限制、指挥、主宰别人的潜质。在当今，人们很善于把自己的职责、服务的责任异化成权力。你官员有官员的权，可以化服务为关卡，雁过拔毛；我医生也有我医生的权，可以化*方、动手术的人道主义工作职责为谋取额外好处的手段；他教师也有他教师的权，神圣的灵魂工程师可以将辅导差生、发展少先队员、上课指定回答问题、安排座位都化为取利的窍门；甚至机关食堂卖菜的也有“权”……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在县级机关食堂吃饭，那领取饭菜的窗洞里，手握长柄铁勺的厨师给人打菜时，总是先探头看一下外边买菜人的脸，再决定这勺子打菜的数量该多还是该少，如果红烧肉，是多给瘦肉还是多给肥肉；还有抢手的品种不多时可留给熟人、有职务的人。有一次，有个局长的孩子带钢精锅去买熟菜，食堂烧饭师傅从洞口一探看，就问：“你爸在家吧？”孩子回答说在，他就往那钢精锅里打得比给别人的双倍还多，收四张一角的菜票，又找给两张两角的，并对孩子说：“你跟你爸说一声，我晚上要找他呢。”显然，这长柄勺子也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如同局里的公章或局长的签字，也可以以权易权使用。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小得如同沙粒尘埃，但说明了权力意识渗透的程度。这种善于将底层服务职责化成权力使用的意识，放大了就是特权意识，甚至是专制意识和*意识……
当今各行各业都挖空心思创造将服务将职责化为权力谋个人利益的奇迹，可以说是一种全社会风气*，令人丧气。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那些医生、教师、甚至厨师的*，都是首先由官场权力*引发而蔓延的，官场权力膨胀，人们利益受到侵害，觉得不公，产生不平衡心理，于是从自己的职业中寻找补偿，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谁不这样便成了大家讥笑的傻瓜、肉头——当然道德情操高尚者可以坚持操守，然而如今人们的道德堤防受到金钱物质的强烈冲击，能坚持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生存十分艰难。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堵与疏的觉悟，当然需要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善，但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用科学*方法选举产生，并建立严密的民众监督机制，否则有*的可能性的人实在太普遍了，*随时都会萌生、蔓延。
“牵牛花”性格
昂首自视高，全凭攀附招，
一朝失依靠，伏地也是草。
读了这首小打油诗，恐怕首先要想到官场。官场为什么会有 “牵牛花”品性的人？这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铸模铸出的“铸件”。
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就是选拔当官的，是由上级物色选用、提拔。被选拔的对象是儒生，虽然饱读诗书，腹有“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当官对其中绝大多数来说，不仅是就业出路、生存的保证，也是为了飞黄腾达，做人上人，能锦衣玉食，能光宗耀祖，实际上个人出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隋文帝创建科举选士制度，愿望是为选“文才”；然而科考取士其实是少数主考官说了算，考试舞弊也是历朝不绝，仍是由上司主宰。科举及第后，官职要往上升，更要上级决定。于是，儒生们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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