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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旦为鲁国确立的统治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以伯禽开始的鲁国统治者坚持*和固守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基本方针推演而来的。作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鲁文化的设计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时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长短得失，都在鲁国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体的体现。
　　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断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果说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侧重于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国的文化，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则侧重于向其他宗族人推广和传播周朝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政策都是从各自国情出发的、合乎实际的选择，都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如海纳百川，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后者如江河直泻，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如果没有“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没有坚决维护周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没有对祖先理想的执著追求，鲁国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脉贯通的文化传统，鲁文化也就不能称其为鲁文化了。
　　“亲亲上恩”中的“亲亲”，就是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以及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
　　事实上，伯禽虽然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相对孤立的形势下在这片陌生的地域里站稳脚跟？这也是周公旦曾经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思考结果就是依靠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姬姓成员的团结一致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因此，伯禽等人严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亲亲上恩”原则，取消了异姓贵族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会，为自己开创了一条最保险、安全的政治路线。正是“亲亲上恩”，使鲁文化走上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与齐国的“尊贤尚功”相比虽然显得有些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而不走样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宗周文化的特长。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6）
总之，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和“亲亲上恩”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高、睥睨一切的文化霸气，也是统治者自信与实力的反映。
　　三、孔子及儒学
　　鲁国历史虽然短暂，但以孔子及其儒家为核心的鲁文化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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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曲阜城东南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尼山，又叫尼丘山。这座山虽然不太高，但周围五峰连峙，东面还有常年不竭的智源溪。每到夏意浓浓之时，阵阵山风将流泉细涓的清新吹送到人的身上、脸上，叫人恍若置身世外桃源。这犹如仙境般的尼山，就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的诞生地。
　　据史籍记载：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陬邑昌平乡，父亲是陬邑大夫孔纥，母亲颜氏是一位平民女子。孔子是孔纥与颜氏在尼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自幼随母亲居住，并不知道父亲的情况，母亲也从未向他提起过。孔子名字中的“丘”与“尼”可能就是其孔子画像母为纪念尼丘野合而起的。事实上，孔纥在孔子三岁时就已去世了。
　　孔子母子虽然只有三间房舍，物质生活非常贫穷，但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美誉，曲阜更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孔子自幼就受到周礼典乐的熏陶。幼年的孔子经常与同龄伙伴在家中摆弄碗碟，把它们看作礼器，并模仿大人的样子行礼。
　　孔子17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在安葬母亲的问题上，孔子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敢和对世俗的叛逆。
　　按照当时的礼仪，父母双方死后应当合葬，但由于孔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只好暂时将母亲葬在“无夫之衢”，并准备打听到父亲的情况后再进行合葬。此事传开后，以前的一位邻居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贵族，如今已经过世。听到这个消息，孔子立即在其他人的引导下找到父亲的坟墓，然后将身份卑微的母亲与贵族父亲合葬在一起。这件事情显然不符鲁国社会的礼仪，对鲁国的上层社会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震撼，孔子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母亲去世后，年轻的孔子只能独自面对社会与人生。这时的他虽然面临着生活上的压力，却产生了使上层社会承认其贵族身份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想法。
　　当时，鲁国的实际权力由三大家族控制。一天，一个家族宴请鲁国的贵族，地位低微的孔子竟然身穿为母亲披丧的丧服赴会，并要求以贵族的身份加入。但他还未踏进那个贵族的家门，便遭到家臣的阻挡：“这次宴请并没有请你，请回吧！”
　　此次受辱非但没有使孔子气馁，反而令他更加发愤图强。天道酬勤，在34岁那年，他的贵族身份终于获得承认，并在鲁国开始拥有很大的名望。
　　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官职），第二年升任司空，没过多久又因政绩显著担任大司寇之职，达到了仕途的顶峰。几年之后，由于鲁定公终日贪恋美色、朝政荒废，孔子认为自己已经很难尽到辅佐国君的重任，愤而辞职，离开鲁国，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
　　此次出游对孔子而言本想寻找一条政治出路，但其“恢复周礼，仁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却接连碰壁，无奈之下只得重返鲁国。
　　返回鲁国的孔子厌倦了仕途，开始潜心著述：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但是，在著述期间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射杀麒麟”；得意的弟子颜回病故。在一连串噩耗的打击下，孔子终于病倒了，并悲叹道：“吾道穷矣，吾已矣夫！”第二年（公元前479年）春，孔子溘然长逝，享年72岁，一代大儒就此告别人世。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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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一生的著述并不多（只留有语录体的《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弟子遵照遗嘱将其言行、语录等编辑而成），但却极为通晓古代的礼乐制度和经典文献《易经》、《尚书》、《礼》、《诗经》、《春秋》等。正是由于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等通过自己的讲授传承于门徒，而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又将其流传下去，“儒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并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儒家与儒教并不同。所谓儒家，就是一种学说，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文化，充其量只是孔子所开设的私学。儒教则是一种官学，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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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5000年来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
　　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都在追求理想社会。
　　孔子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还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据考证，在欧洲近代启蒙思潮兴起时期（17—18世纪），已经传播到欧洲的孔子思想对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家的启蒙学者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伏尔泰等思想先驱都非常推崇孔子的高尚人格和人道主义思想。
　　近20多年来，风靡全世界、权威性的历史人物传记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的作者迈克尔·H·哈特将孔子排在第5位，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评判。因此，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四、儒学传承
　　孔子几乎将毕生的心力都放在政治上，但始终没能得其所愿，此后一直致力于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弟子们如众星拱月般推崇和一再传彰光大孔子学说，才使得孔子拥有了如今的地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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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顾颉刚先生（1892—1980年，江苏苏州人）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写道：“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
　　热诚的人……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由此可知，孔门势力的强大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之外，与孔子的人格也有很大关系。
　　孔子晚年曾进行过自我总结，将自己的众多弟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有德行方面出众者，如颜渊、冉伯牛、仲弓、闵子骞；有政事方面出众者，如冉有、季路；有言语方面出众者，如宰我、子贡；有文学方面出众者，如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评价道：“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高柴）也愚，由（子路）也果，回（颜回）也屡空……”也就是说，弟子们各有所长和所短。
　　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们在孔子生前均不曾另立门户，但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比如：曾子作《孝经》，记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等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诗经》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为子夏所孔子讲学图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8）
传……），为儒家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埋下了伏笔。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当数子贡，孔子对他也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孔子死后，其丧葬事宜都由子贡主持和料理。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将要返回时，都向子贡作揖，并相向而哭。不过，子贡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基本上与孔门其他弟子失去了联系。他投身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中，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但未被归入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人。曾子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据说天赋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为重要的道德楷模。孔子去世后，曾子开始收徒讲学和著述，主要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与宣传孔子的遗说。　　
　　有子也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荀子在《解蔽》中写道：“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他勤勉好学，受到了孔子的喜爱与赏识。在学术见解方面，有子也基本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
　　子游比孔子小48岁，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对古典文献和礼乐教化有较深的研究。《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由此可知，子游与子夏齐名，在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子游之学称得上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子夏和子游一样，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44岁。《荀子·大略》曾记载：子夏家贫，穿着破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由此可见，子夏的性格虽然有些怪异，但一心向学，因此曾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孔子去世后，子夏离开鲁国，先到卫国为卫灵公做事，后应邀前往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影响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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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思（公元前483年—前402年），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子思曾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所以后人尊称其为“述圣”。
　　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孔子去世时他还年少，并没有跟随孔子学习，而是通过向孔门的多位弟子学习，才全面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子思生活的战国年间，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经受了春秋时期的严重冲击后，正逐渐走向破落甚至崩溃。面对整个社会的礼坏乐崩、人伦不理，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义后像其祖父一样竭力倡扬儒家学说，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观，提出仁、义、礼、智、圣的道德五行观，阐释守诚践道的天人合一观，力求以此来拯救社会危机。这充分展示出儒家学者的人格特点：明道救世、笃志不移的远大理想；修德成善、不畏困苦的坚定意志；抗节守道、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
　　子思一生有大量著作，但因年代久远，大都已散佚，目前只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传世，尤以《中庸》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是其学说的核心。朱熹曾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一语道出了子思的忧虑——“道”的学问是否能好好地延续下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9）
子思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孔子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传播“道”的学问——“朝闻道，夕死可矣！”可“道”并不是能够摆出来让人们看到的东西，而是人们努力挖掘才能认识的东西，所以要想真正认识“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道”的学问，人们常常表现出堕性，以致于孔子极为感叹，认为对于追寻和遵循“道”，“民鲜能久矣”、“道其不行矣夫”。到了子思所处的年代，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出现，使得子思更加担忧“道”的流传，因而极力将前辈们关于“道”的学问辑录成文字，以便于流传。
　　子思及儒家的“道”，是说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由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即行为的准则。子思在《中庸》中写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与天地相参，如文王、武王和孔子。子思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命虽好，但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
　　对于孔子，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说，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方面的成就却可以配天地、育万物。由此可见，子思对于存养之功是极力推崇的，而对孔子的推崇则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中庸》中还写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所谓的“道不远人”，就是所谓的“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要他求。这实际是在说人性善，是孟子性善论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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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掷地有声的言辞是中国思想家孟子阐述的人格标准。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它视为格言传诵。
　　孟子（约公元前372　—前289年），名轲，自子舆，战国时邹国（现山东邹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有“亚圣”的尊称，后人将其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出身贫寒，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其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传说孟母是一位很有见识又懂教子之道的人，是孟子的启蒙教师。在孟母教子的传说中，最为后人所传诵、也最为快炙人口的就是“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的故事。
　　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孟子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少年时代，并为此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母亲将家选在了读书人聚集的学宫附近，少年孟子受到了礼仪风习的熏陶，逐渐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年龄稍长之后他离开邹国，来到孔子的家乡鲁国，师从子思。
　　通过刻苦学习，孟子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人，并推崇、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