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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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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的古与今
“齐、鲁”二字最早起源于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那就是齐国和鲁国。据史料记载：武王灭商、建周后，东部沿海地区的殷人和东夷人不服西周的统治，屡屡发动*。武王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派周公旦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随后，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一地区，将姜太公和周公旦封于今山东东北部和东南部，分别建立了齐国和鲁国。
当时，齐国居泰山之阴，定都营丘；鲁国居泰山之阳，定都曲阜。两国的属地各百里，虽然思想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重要阵地。至春秋战国时期，两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基本上控制了今天的山东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得到加强，齐、鲁两国由此逐步“亲密”起来，并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到了战国后期，“齐鲁”两国由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融合，逐步走向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最终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
但是，当时的“齐鲁”与“山东”还没有完全划上等号，因为“山东”两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代表的地域范围是不同的。有关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山东”二字的地域范围自春秋起逐步缩小，并呈东移趋势。例如：春秋时期，人们将太行山以东称为“山东”；战国时期，当时的西方大国——秦国占据关中（又叫关中平原，是指中国陕西秦岭北麓的渭河冲积平原），将崤山和华山以东的地区称为山东，有时也泛指秦国以外的六国领土。可见，当时的山东并不特指齐国与鲁国。
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的空前统一，人们开始根据地域特点对不同地区进行划分，将齐鲁之地称作山东，自此山东才开始与齐鲁划上等号。唐和北宋年间，山东这一词汇的外延再次得到扩大，成为包括现在山东地区在内的、太行山以东所有地区的代名词。当时，宋朝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路”代表现在的省），现在的山东分属于京东西路与京东东路。宋朝灭亡后，元朝统治者虽继续沿用宋朝的“路”制，但已有了些许变化，将原来的京东路改称山东。有关学者考证：就此开始，“山东”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到了清代，齐鲁之地被正式称为山东省，且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山东地区主要是指中国东部沿海与黄河下游等地，总面积为156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分为半岛（山东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在渤海与黄海之中，与辽东半岛遥相呼应；内陆分别与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四省相接壤。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地域文化之一，其起源可追溯到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时期。在西周到春秋战国的长达六七百年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是沿着各自道路发展的：齐文化以东夷文化为主、周文化为辅。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提倡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鲁文化则以周文化为主、东夷文化为辅。经济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政治上，强调宗法制度；文化上，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是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
由于地域上的接近，齐文化和鲁文化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免不了要相互碰撞，以致逐渐融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中国历史进入诸侯兼并时代，鲁国由于在疆域和实力上无法与齐国抗衡，国土不断被齐国兼并，从而黄河下游地区得到了政治上的局部统一，齐、鲁文化开始融合，并逐步走上一体化道路。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产生于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并向齐、卫、燕、赵、魏等国进行程度不同的辐射式传播。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为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和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阵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思想纷纷登上历史文化的舞台，全面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和百家争鸣的盛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文化进一步融合，同时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
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完备自我调节更新功能的混合型文化，并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慢慢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种地域文化竟然能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主流，并至今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一个让人费解的谜。为此，我们不得不打开这本书，在文字的指引下穿过历史的迷雾，对齐鲁大地的历史、风俗、宗教、遗迹、人物等进行一次彻底的探寻，从依稀存在的蛛丝马迹中一窥历史的真相，以满足我们对齐鲁文化长久以来的好奇之心。
编者
2007年11月
第一章 齐鲁文明的初曙（1）
齐鲁现在是我国山东省的专称。但在历史上，齐鲁大地远远不止山东一省，还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齐鲁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古人类。此后的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时期，它又随着历史的发展留下了厚厚的印记，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第一节最早的“齐鲁人”
——沂源人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齐鲁人”是“沂源人”。这是根据1981年考古结果得出的结论。当时，中国考古人员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骑子鞍山东坡的石灰岩裂缝中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经研究表明：这些人类化石距今约四五十万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齐鲁人”。这些“齐鲁人”主要生活在鲁中的泰沂山区，身体特征与同一时代的“北京猿人”极为相似，捕猎对象也极为相近。后来，这些 “齐鲁人”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逐渐由山岭移居到平地，在大约一万年前来到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生活。
由于古人类化石发现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所以考古学家称其为 “沂源人”。
“沂源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使齐鲁人成为祖国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
沂源人考古发现场所
第二节齐鲁文明的前奏
——东夷文化时期
“东夷文化”又称“海岱文化”，是距今8300—3900年前产生于齐鲁大地的文化，有人称其为齐鲁文明的前奏或前期文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东夷文化”，是因为古代文献将史前齐鲁居民称为“夷”或“东夷”。
东夷文化的发展可分为5个时期，即距今8300年的后李文化时期、距今约73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和距今约3900年的岳石文化时期。
一、后李文化时期
“后李文化”发现于1992年，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当时，山东省文物部门在临淄齐陵镇的后李家村进行考古发掘，于古车马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代的陶器碎片。经文物专家鉴定，这些碎片距今约8200—8500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之一。由于是在临淄后李家村发现的，所以叫做“后李文化”，那段时间也被人们称作“后李文化时期”。
后李文化遗迹主要包括房址、壕沟、灰坑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３０—５０平方米，大者５０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有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圆底器为主，仅有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
由此可见，“后李文化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能够制出造型古朴、质地松软的陶瓷器皿，并对颜色有了很好的认识和使用。
二、北辛文化时期
北辛文化是在1978—1979年间的考古中被发现的，因发现于滕州官桥镇北辛村附近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是原始社会开始趋向繁荣的重要阶段。
据考古发现：当时的北辛地区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聚居地，部落中的人们已经能够手工制作鼎、罐、釜、钵、碗、盆、壶、支座等多种类型的陶器，还会在器物上刻画窄堆纹、北辛文化考古发掘现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齐鲁文明的初曙（2）
蓖纹、划纹、压划纹等饰纹；石器磨制的工艺已非常精细，如斧、铲、镰、磨盘、磨饼、凿、匕首等的器形非常规整，有很好的光滑度；懂得了农耕，会使用石铲、鹿角锄等各种石器翻松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会使用石磨盘来加工粮食；手工业生产出现萌芽，开始使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进行纺织、缝纫、编织；建成了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屋，居住条件较后李文化时期的人类有了很大进步；家畜饲养、狩猎、捕鱼等也比较发达……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真正走向了定居生活，农业与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熟食制作技术非常进步。
三、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距今约6500—4500年，总体成熟程度很高，堪称东夷文化史上光辉的发展阶段，表明当时的社会已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据考证：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工艺比较高超，已经能够制造鸟造型的三足陶器；玉器的制作、雕刻与雕塑艺术相当发达；人们开始从事祭祀活动，并将自己制作出来的器皿用于祭祀；占卜之风逐渐盛行，龟甲成为占卜的工具；人群居住密度越来越高，村落现象更为明显；文字出现萌芽；社会生产劳动有了性别之分，男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人主要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私有制出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些人的墓穴非常大，随葬品比较丰富，有些人的随葬品却很贫乏。
四、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1928年最早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得名。
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陶器制作工艺更加精湛，能够制作出精美、极具艺术美感、薄如蛋壳、通体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不以装饰取胜，而以造型见长，包括尖底瓶、罐、盆、鬲、豆、杯、鼎等品种。其在烧制时采用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深黑色光泽，表面磨光，朴素无华，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具备黑、薄、光等特点）高柄杯——“蛋壳陶”；玉器制作已有很大规模，出现了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使用更为广泛；文字发展趋于成熟，并被广泛应用在陶器上；冶炼技术有所发展，已能够制作小型的铜器。
五、岳石文化时期
岳石文化位于山东大泽岳石村附近，是在1959年修水库时被发现的。考古学家在此发掘出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推论它们为东夷文化的产物，应该产生于夏朝。
作为龙山文化的延续，岳石文化无论是从建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发展，还是从分布范围来看，都与龙山文化相似。只是陶器轮制技术（将黏土放置在轮盘上，利用轮盘旋转的张力使陶器成型的技术，具有制作快、产量高且器形规范匀称等特点）有所退化，器类的使用减少、工艺较为粗糙。此时出现了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的“彩绘陶”，这是之前所不见的。由于“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所以，彩陶的出现应该是社会进步的具体反映。
第三节东夷人的原始宗教
作为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特殊精神活动之一，中国古代的宗教意识大约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渐繁盛。灵魂不死、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各种鬼神崇拜等观念在当时的各个族群中普遍流行，东夷族自然也不例外。东夷人的宗教观念除了具有原始宗教的基本特点外，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比如：东夷人的鸟崇拜、太阳崇拜和桑树崇拜。这一切使得东夷文化在原始社会的众多地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充分体现出齐鲁文化独特的魅力。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齐鲁文明的初曙（3）
一、鸟崇拜
在东夷人的原始宗教观念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鸟崇拜的兴盛与发达。东夷族的众多部落都认为自己的氏族源出于鸟，习惯以鸟名作为本族的标志和称号，并长期将鸟类作为本部落的图腾，但这种图腾崇拜与中原地区的龙、蛇、鱼、龟等图腾崇拜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东夷部落以鸟名为姓，部落首领或部落始祖均被冠以鸟名，比如：太皋氏以“风”为姓，由于“风”与“凤”的古时读音相似，因此被看作“凤凰”的“凤”；少皋的名字叫“挚”，古时“挚”与“鸷”可以通用，所以少皋就是鸷鸟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生性凶猛的鹰……这些都是部落氏族成员认为自身与鸟类有血缘关系的宗教意识在神话传说中的反映，也是非常典型的图腾崇拜现象。
东夷族的鸟图腾和鸟崇拜对后世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古代，中国民间流行的龙、凤相配观念，大约在汉代时就已经基本形成。此后，凤凰一直被视为与龙同样神圣的神鸟，凤凰的形象及与凤凰有关的神话、观念也成为众多民间艺术经常表现的题材之一。追根溯源，这些都是东夷人鸟崇拜的延续。
二、太阳崇拜
除了鸟崇拜之外，东夷人的原始宗教中还有太阳崇拜。
当时，东夷人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自然。在严酷的环境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原始人梦寐以求的生存愿望。洪荒年代，东夷人对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敬如神灵，太阳能给人以光明与温暖，因此他们首先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
在历史上，太皋、少皋又被称作太昊、少昊，“皋”与“昊”均有光明、太阳的含义。传说东夷族首领太昊被尊为太阳神，他名字里的“昊”字就是天顶着红日的意思。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许多圆圈状的符号，专家考证这种符号就是太阳的象征，是少皋部落某氏族的族徽，是少皋部落崇拜太阳的印证。
1961年7月19日，人们在泰山东南部发现了一个神秘符号，符号最上面是太阳的影像，中间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这很符合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以祭祀太阳。此外，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还刻有七八个太阳，并刻画出了太阳放出的光芒，也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
三、桑树崇拜
崇拜、神化桑树是东夷族原始宗教观念中又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东夷族创造的太阳神话里，巨桑的形象经常与太阳相伴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桑树崇拜与当地的桑蚕事业较为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桑树的崇拜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桑树在养蚕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根据古文献记载：少昊都城在曲阜，少昊部落及其后裔将自己的居住地称作“空桑”。
东夷人的桑树崇拜与扶桑神话对后世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方术中，桑木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灵物，用来驱鬼治病。据有关学者推测，这种对桑树的神秘意识就起源于东夷文化中的桑树崇拜观念。据《左传·襄公十年》、《墨子·明鬼》、《吕氏春秋·顺民》等史书记载：商族有“桑林”之祀，是一种全民参与、规模极为隆重的特大祭礼。此外还有“桑林”乐舞，这种舞蹈是在祭祀“桑林”之神时专用的乐舞。春秋时期，这种舞蹈是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盛乐。商族如此崇拜桑林，无疑是继承了从原始部落沿袭下来的历史传统。
东夷人的鸟崇拜、太阳崇拜与桑树崇拜的发达只是东夷族神灵崇拜观念中的几个较为突出的内容，其实东夷族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历史上的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还包含着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均对东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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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齐鲁史话（1）
要说齐鲁的历史，必须从商朝讲起。夏朝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朝代——商朝。商朝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商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统治区域内的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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