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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忘年交老前辈来到开封，可以想见，张灵甫一定是十分兴奋的。自从靖国军倒台，于右任黯然离开陕西之后，他与于先生已经多年没机会见面了，现在机缘就在眼前，他乡遇故知，他岂可轻易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于右任的下榻处登门拜访。
　　得知张灵甫投笔从戎的经历，于右任并不惊讶，不过他对小伙子投到国民二军有些不以为然。作为国民党的*，于右任为自己的党网罗人才是相当不遗余力的。也就在这一年之前，1924年黄埔军校刚开张的时候，他就亲自推荐了数十名陕西籍的有志青年投考黄埔一期，据说当这群年轻人风尘仆仆从陕西辗转到达上海去拜访他的时候，几乎已经囊空如洗了，于右任得知后，当即当了自己的皮袍子，热心地给他们凑齐了南下广州的路费。要说于右任还真有伯乐之才，在他推荐的那些西北毛头小伙子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将领的比例还出奇地高，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这时刚毕业的杜聿明，另外还有关麟征、张耀明、董钊等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也都已经官拜国民党军中将了。
　　于右任一直很欣赏张灵甫的才气，现在他见这酷爱书法的小伙子也投笔从戎了，爱才之心又起。他对年轻的同乡小朋友说：“既然要从军，何必呆在地方部队？你应该到广州去投考本党开办的黄埔军校，我来给你写介绍信。”
　　于右任德高望重，对张灵甫亦师亦友，以他的身份地位说出来的这番话，年轻的张灵甫自然是极其信服的。投奔国民革命，在当时的大批进步青年眼里，既是一条爱国救民之道，又激进时髦，可以一展宏图抱负，至于革命还分有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时的张灵甫是搞不大清楚的，反正于老先生说了，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黄埔军校是致力于建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军，那么自己既想投奔革命，又想做个军人，去黄埔军校不是正好两全其美吗？
　　张灵甫一拿到于右任开的介绍信，就兴冲冲收拾行李准备南下。他的性情有着西北人特有的憨直豪爽，有这等好事，也很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还想到了在河南的其他同学。
　　师哲当时就在开封，他并不是和张灵甫一同前来的，但是人在异乡，大家又是一个学校的同学，相互之间很快就互通了音信。
　　“‘五卅’惨案的发生又一次增强了我入伍的决心。我的一师的同学张灵甫也到了开封。他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由于老先生介绍准备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邀我一起南下。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决心参加国民二军。”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六十多年后，将近九十高龄的师哲在他的*《在巨人身边——师哲*》里，记录了这一段往事。
　　张灵甫并不知道，师哲在一年前已经由魏野畴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自己虽然向往投身大革命，却还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政治白丁。不过，师哲只是对张灵甫同学的一手好字表示羡慕，却并无将这位同学发展成为自己同志的意思。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列行进中的列车，那它的轨迹，犹如列车的轨道，纵横交错之际，某个关键节点的一个小小的道岔，很可能就此完全改变列车的行进方向，其终点也就大相径庭。
　　开封，就是张灵甫人生轨迹中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于右任搬动了他命运的道岔。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6）
1925年秋，张灵甫离开了河南开封，前往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加入了国民党；师哲不久之后则由*党组织保送去了苏联留学。两个相熟，并且怀着类似梦想的年轻人，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了人生的不归之路。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1）
一
　　广州市南的黄埔长洲岛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来往省城需以轮船摆渡，交通不便。从1924年春开始，前往小岛的渡轮上，时常出现一群又一群
　　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操着南腔北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使得岛上原本已经荒芜的原广东陆军小学旧址和比邻的逊清时代海军学堂基地顿时热闹非凡。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教官们的带领下，在废弃多年的校园里垒石砌砖，修整扩建，亲手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学校。校门上六个正楷大字“陆军军官学校”，向世人宣告着：民国历史上一所绝无仅有的新型军官学校就此诞生！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第一期开学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再加上苏联在经济和武器上的援助，到了1925年秋，学校的物质条件比刚开张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黄埔军校的门面和校舍条件，不见得比当代一个住宿中学的标准好过多少。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要说黄埔军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少了20年代从这扇小小的校门进出过的一大批师长和学生，中国现代历史恐怕得重新写过了。且不论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何应钦、陈诚、张治中这些担任校长、主任和教官的重量级人物，也不提前三期的老大哥，单是黄埔四期的新生就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张灵甫与*、刘志丹、胡琏、李弥、文强、刘玉章、唐生明、潘裕昆、高吉人、邱维达、谢晋元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军史上名声显赫的国共两方将领，都是在这1925年的秋冬之季，踏进了这个不起眼的校园，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行列。
　　孙中山（中）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右侧穿长靴者为军校校长蒋介石，左三为广东省省长胡汉民。
　　张灵甫到达广州的时候，黄埔四期开考日期在即，他立即持于右任的介绍信赶往军校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当时军校对考生的学历要求仅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则是按旧制中学修了程度出题，并加口试，以观察考生对三*义了解的程度和性质，推断其志趣、常识、能力，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中学生水准的考题，对于大学生张灵甫来说自是驾熟就轻，他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入伍生。
　　单以学制来看，早期的黄埔军校并不正规。当时中国正规的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制在两年以上，外加半年到九个月的入伍生教育。但是黄埔军校是以快速训练下级军官为主，迅速扩充壮大中的革命军急待这些新生力量早日担当起军队的骨干，花两年多的培养时间未免太过奢侈，因此学校不得不大幅缩短学时，浓缩教程，军校的前两期学生学制仅六个月。
　　张灵甫入学时，黄埔军校前两期的学生已经毕业，有的在之前沙基惨案及第一次东征中为革命献出了鲜血乃至年轻的生命。与前两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也实行入伍生制度，新生入伍先要接受数个月的新兵教育，期满经甄别考试，合格者才能升为正式军官生。第四期的入伍生教育期限六个月，升军官生后再修习军事学术，一年后毕业。按照原先这一设想，新生原本应该在军校有一年半的训练和学习时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像张灵甫这种报到比较早的入伍生还算基本上足了半年的入伍生训练，可其后仍旧有各地赶来的考生陆陆续续被录取，有的在当年大约年底左右才报到，就只能接受不到三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了。后来由于北伐开始，黃埔四期学生提前毕业，校方将该期的军官教育课程浓缩成了八个月。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入伍生们编成三个团，每个团分成若干个连队。学生们通常二三十个人住一个寝室，睡的是竹搭的床铺。每天天未大亮，晨雾缭绕的校园里就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按规定，学生们从起床到集合只有三分钟，吃饭十分钟。对已往是平头百姓的新生们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穿衣、打绑腿、漱洗、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起床号声，大家手忙脚乱，出早操前穿错衣服、打翻水盆、衣冠不整或者饭没吃完饿肚子的大有人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新生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每天清晨即起，环岛跑步外加早操，上午下午出操两小时，学科各一个小时，即所谓的“三操两讲”，晚上八点半晚点名，九点熄灯，一切作息按部就班。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2）
对自幼家境不错的张灵甫来说，来军校过这种艰苦规律的军人生活无疑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不过，孟老夫子早有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张灵甫熟读古书，对这著名的训诫应是了然于心的，况且他在驻豫军官训练团有过受训的经历，更懂得军校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既然打算在军旅中闯出一点名堂来，今后在战场上流血拼杀是免不了的，相对而言，军校训练的吃苦流汗也就根本不足挂齿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对军校的严酷要求倒是不以为忤，只当是为今后堪当大任而对自己意志耐力的磨炼吧。
　　在半年入伍生教育的严酷训练中，张灵甫与同学们一起一边参加对广东军事重地繁重的卫戍警戒任务，一边学习军事基础知识。典、范、令与工兵、军中卫生、劈刺、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实习射击、行军、各种兵器操作和营级战斗教练，为成为一名合格军官打好基础。与其它两千多名同学一样，经过入伍生训练，张灵甫犹如一只正待破茧而出的蛹，从一个书生渐渐向真正的军人蜕变。
　　二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提高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张灵甫虽然通过了期终测验正式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但他进的是步科第二团第二连，可见他的甄别考试成绩不太理想。而黄埔四期日后最出名的另一名学生，则被分配到同一个团的第三连，这名同学就是*。国共两方在黄埔四期中日后最出名的这两个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校的教学政策有点关系，当时的黄埔军校讲究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学生似乎不能单凭军事专业强就获得青睐。
　　1926年3月8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要
　　蒋介石经常对学员训话。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冲恺。右图为廖仲恺被刺后，其夫人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守护在他的遗体旁。
　　对新生发表训话，他首先勉励学生们要时刻准备为革命而牺牲，接着讲了半个小时的“革命的基础”问题，谆谆教导这些新学员，革命党的主义是三*义，三*义的立足点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共产主义，他教导新生们说，不要因三*而排斥共产主义，也不要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义，更不要像前三期某些同学，弄到自家反对自家主义，自家拆自家的战线的地步。
　　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1925年8月20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为，刺杀廖仲恺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分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此时，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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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3）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他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1925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1925年10月，两派的成员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分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像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历，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对这场*背后涌动的暗流不甚了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更没有深刻的认识。
　　文强的升军官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学口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问文强的：“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文强的回答像是在背口号：“是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属于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对这新三*义怎么个“新”法颇为纳闷，他连问了许多同学，都不知所以参见文强口述　刘延民撰写《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9月。文强黄埔军校毕业即参加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四川领导兵运工作，三十年代初因党内肃反而脱党出走，数年后接受黄埔同学邀请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在抗战期间领导过有益的敌后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文强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后他作为战犯一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于1975年获最后一批特赦释放。。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不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