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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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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精英。
但凡组织大型活动，巨大的成功都是组织者和方方面面人员辛苦努力的结晶。在人们看到的堂皇的外表下面都有不可言表的困难和艰辛。这是办大赛的规律，亚运会更是“摸石头过河”。
当时领导让我和袁斌同志带两名年轻人到亚运村内设点，主要是想让我们通过500多人的联络员队伍，把一些敏感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时收集起来，反映上去。但我们一接手工作，才意识到大量的后勤、服务工作成了我们工作的主旋律。好在组委会领导层积极干预，主动协调，加上袁斌同志与北京市各口的关系较熟，我们才较快步入了正轨。
但在开村前半个月内，为解决我们联络员团队的食宿、交通困难，实在分散了我们太多的精力。要不是北京大学外事办的支持，我们这支500多号的队伍连开个全体会议的场所都难寻。最后一次全体联络员会议实在找不到地方，又正赶上下雨天。没办法，只能在亚运村升旗广场让大家打着伞冒雨听我讲话，我当时讲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要切实准备吃苦，亚运会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挑战。工作难度大，物质条件艰苦，一定要迎着困难上，搞好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我用手提喇叭高声地鼓动着，500多名同志在雨中凝听。许多人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但仍然斗志昂扬。当时的氛围真有点悲壮。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东一个培训，西一个讲座，抢时间完成了培训计划。其中不乏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有关单位领导专家的直接授课。魏纪中、屠铭德同志结合亲身经历的讲课受到了大家最热烈的欢迎。组委会领导伍绍祖、何振梁、徐寅生同志十分关心联络员队伍的培训工作。三位副秘书长朱祖朴、刘兴、马贵田同志还多次找我研究，组织我们这500多人的队伍参加了三次组委会全体合练。后来证明，联络员参与合练，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实践知识，而且也发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亚运村1990年9月7日上午10点举行了开村仪式，吴学谦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焦若愚村长和霍景林、许放副村长等为了使亚运村正常运转花了不少心血。特别是许放；是个很能张罗的人，他是我北外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又一起从北外被调到国家体委工作。我们在体委，长期是邻居。许放同志组织能力强、有号召力，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开村的当天下午，国家主席###就来村进行了视察。
9月8日，亚运村正式迎客。袁伟民团长率东道主体育代表团399名团员第一批进村。紧接着是中国台北代表团33人入村。随后是尼泊尔、中国香港、韩国等代表团相继入村。我们的联络员立即进入了实战状态。好在开村前培训期间和三次合练阶段我们发现和解决了大量问题，所以开村第一天正式工作衔接较为顺畅。
在开村前我们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可谓无奇不有，当然这些问题不少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首当其冲的是继续在现场调整各代表团住房位置，使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政治背景的代表团在住房问题上不发生矛盾。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4）
我们试住的亚运村房间水管和马桶到处“跑冒滴漏”。
老挝体育代表团要在云南陆路入境，云南边防由于未收到相关通知，不开放边境口岸。
中越边境当时尚未开放，铁路未恢复，且不少地区仍有地雷，越南代表团如走陆路困难相当大。
军队的有些练习场馆，同意境外人员训练，但不允许照相、摄像。
有几个讲小语种的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我们给他们配备讲英语的联络员。
类似问题十分繁杂，不一而足。好在问题发现得早，我们都一一给予了解决。
开村后，随着几十个代表团的陆续进村，许多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重要问题之一是伊拉克问题，由于伊拉克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导致许多亚洲国家坚决反对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但难点在于当时伊拉克足球队40多人，正在华访问，而且伊拉克奥委会明示其足球队要力争在开幕式前入村。我们在一线工作，自然要直接面对矛盾。如果让伊足球队进村，而亚奥理事会晚些时候禁止伊参赛的决议一通过，怎么请伊队出村，都将是一个大的事件。所以一方面我们派出四位同志，即分管足球外事的张吉龙、国联部代表邹积军（讲阿语）和伊拉克团的翻译及外交部一位同志，前往石家庄去做伊队工作，暂时不让他们进村。另一方面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组委会，并期望亚奥理事会提早就此事作出决定，越拖我们越被动。伊队对我方不让他们入村十分不满，急得张吉龙、邹积军等也哇哇叫。情况反馈到北京，魏纪中和伊拉克驻华参赞紧急商谈，决定让我派一人随伊拉克驻华参赞赴石家庄去做伊足球队工作。由于当时伊拉克代表团并未获准进村，所以我就派伊拉克团的联络官、外交部来的周国斌同志与伊驻华参赞一道于9月12日连夜赴石。我们又苦苦等了整整一周，直到9月20日夜，亚奥理事会才以27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停止伊拉克会籍和中止他们参加本届亚运会资格的决议。9月21日，在亚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方人员才将伊拉克足球队直接从石家庄送到首都机场，在平静中送他们离京回国。
在亚运会开幕式前三天，我们组织各团旗手预演时，又碰到了科威特代表团要戴孝（黑箍）入场的问题。一个月前，在抵抗伊拉克入侵的战斗中，科威特奥委会主席暨亚奥理理会主席法赫德亲王阵亡。为了悼念他，科威特代表团决定全团人员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着白袍、佩戴黑箍入场。这个消息，前几天我们的联络员就报了上去，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音。我们认为，人家要表示悼念是他们的权利，但在北京亚运会这么一个喜庆欢乐的开幕式上那么鲜明地表达哀思似又与总体欢乐喜庆的氛围不合拍。后来，忘了是谁提出来一个好办法，即尊重他们表达哀思的权利，同意他们带黑箍入场，但希望他们也尊重和照顾开幕式的总体氛围，不着白袍而改深色长袍入场。这样黑箍罩在深色的袍上不明显，对总体氛围影响不大。经过交涉，科威特代表团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又请电视台在拍摄角度上进行了处理，使这道难题迎刃而解。
当然，随着6000多人进驻亚运村，我们的联络员逐渐融入到了各运动队中，新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
先是中国台北队提出赛前训练不提供盒饭违背了亚运会管理手册，是土政策，希望立即改正。
接着是阿曼射击队15人在训练后返村时，在香格里拉饭店附近撞到了路边水泥电线杆上，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在我们联络员队伍内也相继出现了丢失注册卡和副卡、私下兑换外汇券和由于过度疲劳多人病倒住院的问题。
在开幕式当天和前一天，还发生了阿联酋、文莱、科威特等国的“票务危机”。文莱王子是射击运动员，他带头提出，如票务解决不合理，将退出比赛。
问题真是五花八门。
我们都明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所以赛前狠抓培训、演练和计划。但大活动千军万马、千头万绪，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大型运动会几十个业务口的负责人都应具备及时发现问题、现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各业务口大事小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逼高层领导事必躬亲，把他们累死也干不过来。其他身在一线的具体负责人只要有主动性，只要肯琢磨，办法总比问题多。亚运会的成功举行就是一个不断涌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进程。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5）
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既多姿多彩、壮丽辉煌又颇具中国特色，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十分成功。
如果说亚运会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吉祥物熊猫“盼盼”的话，那么开幕式给国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亚洲雄风”。人们不曾记住什么是亚运会会歌，但都知道且喜爱这首“亚洲雄风”。一时间，这首歌在北京乃至全国广为流传。虽然歌词是中文填写，但当时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亚洲国家的朋友都会哼唱。这当然也与演唱这首歌的著名歌手刘欢、韦唯的歌喉和表现力有关系。三年后，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当我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与刘欢和韦唯谈到此事时，他们不否认自己的演唱才能，但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歌曲和歌词写得好。
记得国家体委老主任李梦华同志在总结自己多年办大赛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过一句话：“开幕式的成功是运动会成功的一半。”后来人们常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这句名言。回头去看，亚运会开幕式的成功确实在整个亚运会的组织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亚运会开幕后，27个体育大项的308个小项比赛在京城遍地开花，紧张激烈的比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1990年10月，作者与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
尔德及中国香港赛协主席威尔逊先生在长城
由于从1982年起，我被推荐担任亚洲赛艇联合会的副主席，这次亚运会我们又是东道主，所以我理所当然要花些力量关注在北京郊区平谷县金海湖举行的亚运会赛艇比赛。
为了选择北京亚运会的赛艇场地，我们着实费了一番气力。因为北京缺水，所以，从1986年初开始，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有关领导就对赛艇、皮划艇竞赛场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先是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同志在1986年1月底率竞赛一司、计划司和协会部分同志乘一辆大轿车，跑了六百多公里，在京津地区先后考察了北京顺义向阳闸、平谷金海湖（俗称海子水库）和天津于桥水库、鸭溪水库等地。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参加了考察工作。考察团意见不一，但还是向组委会提出了倾向性意见。
1986年4月20日，袁伟民副主任又和一司领导于寰奎同志等十人赴天津杨村考察另一推荐赛场，我也在其中。我们在杨村桥头与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等会合，一起考察了一条长3000米的宽阔水域。这是一条人工水渠，当地领导承诺，可免费征地。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此地交通便利，水源有保障，是个好选择，但由于地处天津界内，成了难点。中午，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和副市长姚峻同志与我们一行会见，他们希望能安排部分亚运会项目到天津比赛。但北京市领导同志考虑到竞赛的整体性还是否决了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在京外举办的建议。
经反复比较，组委会最后还是把亚运会赛艇、皮划艇比赛放到了平谷金海湖。但比赛用水却让各级领导担了不少心。好在百发同志亲自过问，最终确保了金海湖的水域符合国际规定，比赛获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亚赛联的规定，举办亚运会的协会将负责自本届亚运会到下届亚运会四年间的亚赛联领导机构的工作。经国家体委批准，我作为亚赛联副主席主持了在比赛期间举行的亚赛联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创立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的提案。尽管何振梁同志当时忙于亚奥理事会等重大事宜不能脱身，没有参加亚赛联大会，但当我介绍中国赛协关于推荐何振梁同志为亚赛联新任主席，我为亚赛联新任秘书长的建议后，还是受到大会的一致鼓掌通过。稍晚些时候，国际赛艇联合会经与亚赛联主席和执委会协商，决定推荐我为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准。
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场地作为距北京市区最远，且风景最美的比赛场地，吸引了不少观众。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和海军多名将军亲临观战，为我运动员鼓劲。最终我皮划艇运动员夺得了13个竞赛项目的10枚金牌，我赛艇运动员则再次囊括所有金牌。
对我来说，能抽两天时间去金海湖参加亚赛联会议，并观看比赛，可谓忙里偷闲。但却苦了在亚运村内坚持工作的袁斌、曹革和朱丹等同志。
为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服务的500多名联络员在开幕式后就分散到了各个竞赛场馆和相关活动中去。我们四个人则感觉比开幕前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前三天村里还召开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例会”，但问题明显减少。后来例会举行的次数也日渐稀疏，说明运动会已走上正轨。
为了让更多的亚洲朋友了解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我们还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参加登长城的运动员、官员达1500人，我们请负责阿联酋代表团的邹积军同志抓总，与亚运会礼宾处的金志同志和我们的两个年轻人曹革、朱丹一起组织了50多辆大轿车，顺利完成了这个较大规模的活动。为了增强亚洲各国代表团领导之间的友谊，我们还配合组委会其他部门组织了名人高尔夫、钓鱼和网球比赛，并组织了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了中国传统的灯展。亚运会期间正值国庆、中秋两节，我们安排各国团长和部分官员参加了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和北京电视台10月2日晚在香山举行的中秋文艺晚会。
1990年10月6日，亚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史无前例的183枚金牌独占鳌头。
经过初期的忙乱到步入正轨再到后期的成功与喜悦，经过六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990年10月7日，我们终于迎来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
当亚运会的会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缓缓降下时，在主席台边上的看台上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迈出申奥第一步（1）
其实早在1979年2月，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们要适时举办奥运会的问题。当时我们正埋头研究解决我们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佳途径。据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先生时，渡边先生询问小平同志，中国是否会参加或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小平同志明确答复他，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后，中国不但要参加奥运会，而且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义务。后经有关同志证实；小平同志确有此话。我们当时十分兴奋，深受鼓舞，后来终于在这一年年底促成了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的“奥运模式”——名古屋决议，为中国参加和举办奥运会打开了大门。
10年后，邓小平同志仍没有忘记他向日本友人的承诺。1990年7月3日，伍绍祖主任等国家体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在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场馆时，小平同志问陪同他参观的有关同志：“申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情呢？如果有这么多的体育设施，而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嘛！”
后来，伍绍祖同志在国家体委内部有关会议上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几次公开提到这件事。小平同志关于申办奥运会的明确表态和积极主张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申办热情和决心。北京亚运会一闭幕，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就立即投入到研究和履行申办奥运会程序的工作中来。在研究过程中，上海、广州和国家体委内部都有一些同志提出是否让上海或广州出面申办奥运会的问题。但最终大家认为，中国第一次申办还是应该由首都来出面更妥当，这样的话一些临时的困难我们可以更好地克服。
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和我们国际司都十分重视奥运申办工作，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次申办。
早在亚运会前的1990年4月16日国家体委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梁同志就在主题报告中提出，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抬头，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一代国际体育领导人的工作。除了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之外，也要考虑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十分重视体育外事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根据目前的状态可以办好2000年奥运会。
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一结束，我们国际司就召开了全司大会，那时候国际司有一百多人，就人数来讲是国家体委第一大司。按伍绍祖主任来国家体委工作后定的规定：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由国际司司长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由办公厅主任兼任。时任国际司司长的魏纪中兼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他在题为“动员起来，为争取举办2000年奥运会而努力工作”的报告中除了用大篇幅阐述申办的意义和艰巨性外，还特别强调，国际司要投入巨大的力量，各处都要调人参加奥申委工作。
1991年2月22日，在与中国奥委会反复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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