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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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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名古屋（4）
当我们抵达名古屋时，贝丽乌夫人已向新闻界公布了会议结果。经过执委会一天半的认真讨论，克劳斯先生看到大势已去，在最后时刻，他一一撤回了自己的提案。
最后执委会一致通过了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案，并决定当日将决议案寄送国际奥委会各委员，请他们在一个月内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反馈给国家奥委会。决议案由法、英两种文字写成，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
（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自从1958年我们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后，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问题一拖就是21年。21年来国际体育界一直维持着由中国的一个省代表整个中国的不正常局面。应该说，这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奥运会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我国几代体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海峡两岸工作者为使全中国的运动员都有权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而作出的合理妥协的产物，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朋友们不懈努力的结晶。这一模式开启了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体育舞台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25日晚，我们参加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执委会成员们举行的招待晚宴。由于会议决议已公开，例行的告别晚宴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庆祝晚宴。宴会规模相当大，摆了二十多桌。日本当地名流请来不少，十分热闹。我们一行反客为主，找国际奥委会、日本体育界、新闻界朋友一一碰杯，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晚宴后，近10点钟，后藤淳先生、村冈久平先生和小田先生等又来到宋中同志房间。看我们几个都在，他们打开专程带来的日本清酒与我们一起小范围庆祝，一直畅谈到后半夜才离去。
1979年10月26日，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先后参观了后藤淳先生的爱知工业大学和爱知电气工业学校。中午应爱世克斯体育用品商老板之邀共进午餐。下午拜访了中日新闻社。
受宋中同志委托，由新华社刘文玉同志牵线和陪同，我在饭店内一个十分僻静的小房间内会见了中国台北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沈君山生于1932年，比我年长13岁。他是桥牌和围棋高手，也是台湾当局的政治谋士。他当时与连战、钱复、陈履安一起被台湾民间称为“四大公子”，是台湾有影响的人物。与之交谈，我自然不敢懈怠。我主要是听沈先生的表述。他告诉我们，今天台湾所有代表都回去了，名古屋只剩他一人。他想与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台湾体育界用旗的问题。
从下午4点半我们一直谈到5点半，刘文玉同志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回答得很谨慎。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宋中秘书长亲自与沈先生见见，待我上楼叫来宋中后，沈先生又把我们谈话的要点向宋中同志做了概述。宋中自然按我们的原则立场向他做了说明，关于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我们将积极配合国际奥委会进行妥善处理。沈先生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希望能使台湾运动员顺利参加国际比赛，而不能因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而断送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相对于台湾政界领导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沈先生的想法更实际得多。
23年后，我又与沈君山先生和中华台北田径协会理事长纪政女士在北京相约而遇。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均感慨不已！
后来，沈君山先生在他的《浮生后记》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十多页详细描写了我们在北京见面时的对话。由于篇幅较长，这里我选择部分对话转载于此：
时间：2003年7月28日上午11时
地点：北京2008奥运会筹备委员会
对话人：沈君山、张清、纪政
张：欢迎你来北京。名古屋一别二十四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决战名古屋（5）
沈：是很久了，听说宋中先生已经过世了。
张：是的，宋中先生那时调来奥委会做秘书长，负责加入国际奥委会的事，已经交涉了很久，去名古屋要得个结果。听说你愿意出面，但不太清楚你的身份。那时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搞不好就戴个帽子，和特务分子来往。当时新华社记者也知道，我请他来旁听，宋中让我负责和你谈，后来主要就是咱们两个人谈的。我那时只有34岁。
沈：我47岁。
张：那是你少壮最红火的时候，看了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谈问题也很快直接切入主题。实际上，和你们一起参与奥运会是“一国两制”的一种实验，是邓小平亲自批的。
沈：我当时担任奥委会顾问，只是给###（时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和孙运璇（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长”）提些意见。和国际奥委会的交涉是由丁善理、徐亨等人在办。纪政还上过国际法庭和你们打过官司。
纪：那是代表田径协会，告的也是国际田径总会。
沈：那也是整个交涉的一部分。我1979年以前参与的交涉局限于学术界。当时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贼不两立”。对不起，把你们当贼，哈哈。具体规定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文告后，我感到你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后来7月间天文学会的交涉，更得到证明，就把这些看法给上面说了。
从八、九月起，他们就让我加入台湾的谈判队伍，但基本上是独立行事。来名古屋之前，我和###说，中共现在是汉贼可两立了，而且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会籍问题得快点解决，快点解决对我们有利。
后来我们和更高层的领导谈了，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又得到默许可以见机行事。所以到名古屋，我就直接来找你们谈了。如按公开政策，是不能和你们直接谈的。所以不能被别人，尤其不能被记者看见。
那时我们住在三楼，记者多住在四楼，你们住在七楼。总之中间隔了几层楼，不能坐电梯，电梯会碰到人，只有走楼梯，还好你们住七楼，如住在十七楼就麻烦了。
张：当时听说你要来，我们都有点意外。宋中拍板，由我先见你。如必要，再由他出面和你谈。我记得约定的时间一到，你敲敲门就进来了。
沈：对，我很少那么准时的。
张：主要就咱们两个谈。
沈：当时我们判断你们的底线是三点：
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最重要的是在奥委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台湾要让它进来，不进来就会跑掉了。
这是邓先生的意思，是1979年初才定的，是不是？
张：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大部分比赛都由你们代表中国，你们在里面我们就不进来，也就是只要有台湾参加的，我们都不参加。后来觉得不对，1979年起就改了。
沈：是叶剑英的元旦讲话形成了基本政策的改变？
张：那也不是叶剑英委员长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议由叶出面来说。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开始。
沈：“一国两制”的词，1983年大陆才说呀！
张：但意思那时就产生了。要有个实践过程，奥委会就是第一个例子。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觉得对台湾那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要变。
沈：我记得当时争的是NOC这个词儿。国际奥委会的会员都是NOC。台湾原来也是，假若大陆进来，两个NOC，不就是###吗？
张：我们有些部门也这么说。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这是底线，是原则，不能变。但具体解决办法总可以商量。
沈：我们也知道这是症结。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给上边说，在许多学术团体，也常出现Country、Nation等名词，但后来都注明，是泛指有独立学术活动的地区，并无政治意义。后来丁善理他们和国际奥委会交涉，国际奥委会说同意加注说明，但大陆最初还是不同意，说Nation就是国家，会引起误解，最后还是邓先生拍板的？
张：对，我们内部辩论得也很厉害，最后是小平同志拍的板。香港奥委会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则。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
沈：后来双方同意，两边同时以NOC参加国际奥委会。旗帜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能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那时你们建议用党旗。
决战名古屋（6）
张：我们的意思是可以接受党旗。
沈：国民党里有些人说可以用党旗。我说不能用，因为随时可以换执政党，那怎么办？而且，中共用五星国旗，我们用党旗不就矮了一截？所以后来就设计了梅花旗。参加奥林匹克有三种旗：国旗、会旗、队旗。大多数三种旗都一样，只有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那时有个七人小组，由政府高层人士组成，我虽然不是正式成员，也去开过两次会，他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非政府的独立人士。去名古屋的谈判队伍有七八个人，我是正式成员，包括杨传广，纪政是我们拉她去的。但和你们直接谈，只有在台湾的两三个人知道，后来我也没说。直到两个月前，纪政碰到你，回来告诉我你问起，才回想起来。
最后问题在名字上，你们坚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现，我记得宋中只说了一句“1949年后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只用台湾，我们政府也不愿意，你们似乎未置可否。
张：那是你们没有提，要提的话，后边就得加个China。
沈：对了，Taiwan，China中间一定要加个逗点。第一次谈完后有十几个可能的名字，各种Taiwan、Taipei、China、Chinese的排列组合都有。
第二次谈完还有四个：China Taipei、China Taiwan、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wan。我是觉得Chinese Taiwan最好，因为China有国家政府的概念，Chinese代表中国人、中华民族。台湾的运动员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的代表。但最初你们一定要China，台北的官员要Taipei，说Taiwan有###的味道。最后你们接受了Chinese，至于Taiwan或Taipei由我们挑。最后国际奥委会就用了Chinese Taipei。这就是奥运模式的由来。
很快，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倒是想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接受Chinese的？
张：我们在奥委会内部讨论也觉得China是特定的名词，Chinese比较宽泛，比较适合。台湾有台湾的解释，大陆有大陆的解释，只要双方都能向各自的政府作说明，是中性的，比较容易。不能不给台湾留口气。
其实当时邓小平只是说香港必须回来，包括台湾也是。不过，港澳是第一步，因为“台湾块头大”——这是毛主席的话。事实上，小平临终时说过，台湾除了名字不能再叫中华民国之外，其他的事都好商量。但对外还是一家，不能说兄弟俩分家。
沈：Chinese Taipei的中文翻译始终都没搞清楚。
张：现在我们中国奥委会用的都是中华台北，在我们奥委会能控制的范围内，如开幕式、闭幕式、秩序册等都用中华台北。
沈：但别的方面还没弄清楚。
张：别的方面我们奥委会管不着。
在我们的对话中沈先生还回忆了他和清华大学的友谊，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引用了。
1979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一行出席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庆祝名古屋决议和欢迎以郑敏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而举行的晚宴。许绍发教练和郭跃华、张德英、倪夏莲等乒乓球运动员都参加了庆祝晚宴。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其他许多要人和乒乓球界及后藤一家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晚宴。中日朋友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随后两天我们在东京分别参加了“读卖新闻”社长正力亨、日本体育界老前辈城户先生、日本棒球杂志社、日本田协主席青木半治的宴请，并参加了日本体协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的招待会。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还分别拜会了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日本奥委会前会长田佃政治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岛健藏夫人。
1979年10月29日我们告别日本众友人顺利返回北京。
在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做了必要的工作。
1979年11月26日晚，领导指定由我和许德迁同志在国际司值班室值夜班，密切关注11月25日（瑞士时间）截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的结果。许德迁同志长期从事信息情报工作，经验很丰富，中英文都很考究准确。我们一起又一次分析预测了通讯表决结果。虽然我们感觉这次胜算较大，但在最后一刻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偏偏好事多磨，我们原来估计有可能提前揭晓表决结果，所以从下午6点一直等到夜里10点，4个小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由于不时要应付从领导到同事们和新闻界的不断询问，也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提前与国际奥委会贝丽乌夫人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达斯勒先生约好，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还是阿迪达斯公司，一旦获得通讯表决结果，就立即通过传真通知我们（因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邮件）。贝利乌夫人原来估计最迟下午4点半（即北京时间晚10点半）通讯结果可揭晓，从北京时间10点半开始，我和许德迁同志寸步不离地守在传真机前，值班室的闹钟一秒一秒的滴答滴答响得令人心烦，颇有点高考开卷前的感觉。我们一直等到夜里12点，贝丽乌夫人和达斯勒先生才几乎同时发来传真告诉我们通讯结果。在89个委员中有81人参加了通讯表决，62人赞成名古屋决议，17人反对，1人弃权，还有一张票被视为无效。我和许德迁同志高兴地呼喊了起来“我们成功了，通过了！”在深夜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我们的喊声在回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7）
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了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中国奥委会以全国性组织的名义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同时我国台湾也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在改旗、改歌和改徽的前提下留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内。
回头去看，这个“奥运模式”是有关各方在若干年里，经过反复探讨、不断摸索、内外交流，在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奥运模式”的形成既受惠于诸如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霍英东、霍震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姆扎里以及贝丽乌夫人等一大批国际体育界朋友的推动，更受惠于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形，是他“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1979年11月27日下午5点，我们在工人体育场18号看台下大会议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1979年11月28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庆祝茶话会。我们邀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陈锡联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体育界领导及老体育工作者出席。邓颖超同志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根据宋中同志的安排，我还分别去了著名画家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同志家请他们分别为庆祝恢复我国席位而作了字画。并请他们与肖芬、何岩、袁鹰等著名文化艺术大师一起出席了这个庆祝茶话会。在茶话会上，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国体育界的领导和代表们兴奋地谈起了我国体育的未来。当时谈到的最集中的话题是参加来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同志仍然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当承担起举办奥运会的义务。”
1979年1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了国家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恢复我国
重返奥运的茶话会，邓颖超副委员长（后左一）发表了讲话（前右二为作者）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时，就曾提出条件成熟时，中国要举办奥运会。这个话对我们从事国际体育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重要的国际体育组织先后按“奥运模式”解决了中国席位问题。许多体育之外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循着“奥运模式”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中国问题。
1983年3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为中国体育作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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