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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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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清同志请我为他的《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 一书题序；他说：“过去你是申奥领导小组成员，现在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你如果能为这本书题序，最合适不过。”我虽并非“最合适不过”的题序者，但张清同志对奥运执著的追求与激情，令我浓浓的奥运情节更为激奋，故欣然领命。
他的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他丰富的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二十九年前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十五年前北京第一次申奥和七年前我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故事。
我们申奥的成功，取决于我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取决于全国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和热情支持，取决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也离不开北京奥申委工作人员及相关同志的“非凡努力”。他的这本书从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向读者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张清同志从事体育外事工作三十多年了，其中大部分都与奥运有关。特别是我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外联部长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做了许多策划、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北京申办成功做出了他们的努力。
由于他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所以有些史实他回忆得相当细致。他对我说，他在书中所叙述的事例尽可能做到准确和客观。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他描述得也很形象、生动。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开幕，百年奥运，中华梦圆。我期望读者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到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艰辛和复杂，增加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背景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从中国人民期盼奥运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刘鹏
2008年4月
前言（1）
1979年10月； 我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 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解决我国台湾问题；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
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的悲怆时刻。
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经过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在莫斯科申奥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申办成功后，不少新闻媒体界的朋友都认为； 我是做“幕后”工作的； 建议我抓紧时间出本书或抽空多作几集电视系列专题，介绍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的“内幕”。我的一些朋友和领导也建议我能早点动笔，说是“亲自参加过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工作的人不多。你有义务和责任向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介绍中国体育史上这三次重大事件的情况。这对历史也是一个交代”。我一直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下决心。
2006年初，我的两个年轻朋友，北京留学生商会秘书长王辉和他的夫人刘京几次专程到我家造访。他们先是送来了录音笔，说是“你时间少，但这本书是无论如何都应该写。你有空时，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我们负责把录音整理成文”。后来他们又抱来一大摞从周恩来到希拉里的传记书籍，让我参考，赶鸭子上架。我为他们的诚意和执著而感动，就答应了他们。但仍迟迟没有动笔，一则还是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二是深感有些问题的分寸和人物的取舍不好拿捏，需要认真思考。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一晃近七年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领导同志和年轻人参与了进来。2006年国庆节我卸下了北京奥组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职务，变成了特聘专家，有了较多时间。就下决心自己动手来写，以不负朋友们和领导的寄托，向历史做一个交代。自己动手写，一是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维，能比较从容地翻阅尘封的笔记，力求做到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面对过去，少一点艺术夸张。尽管我写的只是整个申办工作中的一个局部，但从中可见一斑。二是想以写历史事件和我们的团队群体为主，而不要写成自传。因为我个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说只是个铺路的石子而已。
回头去看，我参与促成1979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已经过去了近29年，第一次申办已经过去了15年，第二次北京申办成功也已7年了。尽管我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但当时历历在目的许多史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亦有不少磨损。作为那几段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尽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搜寻。如果我从零散的记忆中捕捉住的一些故事尚具有一些可读性，让大家从中感悟到点什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2008年3月
1979年10月；我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解决我国台湾问题，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
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全承办权的悲怆时刻。
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经过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团队在莫斯科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申办成功后，不少在新闻和媒体界工作的朋友都建议我出书或作电视系列专题，介绍“申办内幕”。我的一些朋友和领导也建议我能早点动笔，说是“你有义务和责任向国人介绍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办奥运的情况。对历史也是一个交待。”我一直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下决心。
2006年初，我的两个年轻朋友，北京留学生商会秘书长王辉和他的夫人刘京几次专程到我家造访。他们先是送来了录音笔，说是“你时间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我们负责整理成文”。后来他们又抱来一大摞从周恩来到希拉里的传记书籍，让我参考，赶鸭子上架我为他们的诚意和执着而感动，就答应了他们。但仍迟迟没有动笔，一还是太忙，没有时间。二是深感有些问题分寸不好拿捏，需要认真思考。
2001年7月申办成功，一晃近七年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了进来。2006年国庆节我卸下了北京奥祖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职务，变成了特聘专家，有了较多时间。就下决心自己动手来写，不负朋友和领导的寄托，向历史做一个交待。自己动手写，主要想以写事件和群体为主，不要写成自传。
回头去看，我参与促成1979年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已经过去了28年，第一次申办已经过去了14年，第二次申办成功也快7年了。尽管我有做工作笔记的习惯，但当时历历在目的许多史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亦有不少磨损。作为那几段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愿意在记忆的海洋里去搜寻。如果我能从零散的记忆中捕捉住一些具有可读性的故事，使大家从中感悟到点什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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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纪实》重现三大历史过程
百年奥运，中华梦圆。在距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60天之际，一部以讲述和披露二十九年前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十五年前北京第一次申奥和七年前申办奥运会成功等真实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纪实作品——《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日前，曾参与和经历这些难忘时刻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等部分亲历者，及有关人士50余人，出席了在北京港澳中心举行的出版座谈会和首发式。
《申奥纪实》的作者张清同志，从事体育外事工作三十多年，其中大部分都与奥运有关。1979年10月； 张清同志参与了中国奥委会四人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间的工作； 促成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解决我国台湾问题；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奥运模式”。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张清同志亲历了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我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的悲怆时刻。2001年7月，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他作为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和外联部长，与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做了许多策划、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北京申办成功做出了艰苦努力，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在莫斯科申奥一线享受了奋斗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作者丰富的经历，从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向读者详细讲述了这些特殊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其中有不少记述都是首次披露。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一段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的回顾，也是表达对所有为申奥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崇敬的心情。正如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同志所说：读者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到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艰辛和复杂，增加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背景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从中国人民期盼奥运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早在1931年1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就通过承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与我国的体育组织建立了正式关系。
1932年，中国就派出了包括优秀运动员刘长春在内的三人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虽然后来中国又于1936年和1948年分别派团参加了柏林和伦敦奥运会，但由于当时的政府不支持，组团经费紧缺，运动水平低，旧中国在奥运会上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于当年10月下旬宣告成立，并致函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要求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撤销对原体育协进会的承认。尽管足球、篮球、游泳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相继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地位，但国际奥委会却以中国政治局势不明朗为由，拒不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虽然在1952年由于苏联和第15届奥运会东道主芬兰等国的努力，新中国的体育代表团终于在奥运会闭幕前5天抵达了赫尔辛基，在会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但直到1954年国际奥委会雅典第50次会议上才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任何会议讨论，私自以“中国民国”名义把台湾的奥委会仍保留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名单中，埋下了“###”的伏笔。
后来，我国体育界的有关同志为了纠正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的类似错误，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和斗争。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布伦戴奇等一些顽固势力的控制下，明目张胆地在国际体育界制造“###”。
1958年8月19日，在多年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不得不发表声明，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属的十多个单项体育协会，也相继宣布退出有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的私有财产，未经其承认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有类似的规定，禁止其会员组织与非会员组织进行比赛。所以从1958年起，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当时我国体育界的同志们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同志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采取了许多勇敢而睿智的措施，促成了诸如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大多数世界性的赛事都把我们挡在了门外。在此期间，又逢十年“文革”的破坏，我国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有很大滑坡。
恢复我国席位的前哨战（1）
1971年3—4月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筹划下，我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创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转机。
1971年10月25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友好国家提出的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2月27日双方发表《上海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所有这些重大政治事件都为尽早在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合法席位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和政治大环境。
我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回到北京，并于1972年2月23日被调进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外事组（后改名为国际司）工作。与我一起进入国家体委的还有石天曙、许放、刘延立、王金榜、费颐祥等10位同志。
正值20多岁的青春年华，我们这批国际体育战线的新兵虽然满怀激情与活力，但毕竟缺乏对体育外事工作的深刻了解，缺乏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认真研究。国家体委领导为了让我们在实践中受磨炼、长学问，派我们直接去境外承担了最基础的援外体育教练组翻译工作。我奉命于1972年到1975年先后赴非洲的摩洛哥和突尼斯执行了两年半援外教练组的任务。在两次援外工作之间，我还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工作，并作为翻译陪同四川省乒乓球队赴西非五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其他和我一起被调来的年轻同志以及1973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配来的30多名年轻同志，大都参加了类似的援外工作。
正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里，体育界有几件大事对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有直接影响：
——1972年，国际奥委会在慕尼黑召开的第73次全会上选出了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任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结束了蛮横专制、阻挠恢复我国席位的布伦戴奇统治的时代。
——1973年11月，亚奥理事会通过了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为我国全面参加亚洲地区的体育活动铺平了道路。
——1974年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除了负责其他领域的工作外，同时分管全国的体育工作，使我们体育外事工作者备受鼓舞。
——1974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纠正了在洲级运动会上由台湾省代表全中国的不正常局面。
1975年3月13日，我结束在突尼斯的援外教练组工作后，回到北京。之后就被分配在国际司分管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国际组织处。我具体负责国际奥委会的部分工作和其他两个综合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当时的国际组织处处长是何振梁同志。两位副处长均是从外交部调来的资深外交官，一位是从我国驻英国大使馆回来的张千同志，另一位是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回来的王亦洲同志，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作为国际体育战线的一名新兵积极投入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1975年，我国的民间外交还没有全面展开，只有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有不少外事干部陆续从各部委干校调到了体委来工作。他们大都有较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且懂外语。但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展开。江青“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代表极力想控制国际司这一块阵地，派人进入了司领导班子。他们与国际司内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严重的人里应外合，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干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合法席位工作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司大部分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处事比较稳重；而我们30多个从北外、北二外等大学干校调进来的年轻人又基本上是“文革”中所谓外事口的“保守派”，所以“四人帮”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国际司没有形成太大气候。
恢复我国席位的前哨战（2）
当时的司领导班子由倪志钦、徐寅生、朱仄、宋中、周正、郭雷、王文忠和朱德录8人组成，是全委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司级领导班子。国际司的工作人员分在7个处总数近140人，占当时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的近半数。国际组织处包括3位处长在内共有17人。除了亚乒联盟设在我处由3人共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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