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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决战[孙挺信]-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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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已经是第3天了,日军弹尽粮绝,只能靠飞机空投接济。有的部队子弹打完,只得和中国军队拼刺刀。
第11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失败泄气情绪。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们,都一致主张中止攻城,尽速撤退。
阿南司令官火爆爆地把部属们狠狠训斥一通:“第6师团今天早晨才刚刚投入攻城战斗,自然还未取得战果,现在中止攻击,实属过早不当。”
阿南将军还蒙在鼓里,他的厄运在五天前就已注定了。
1941年12月30日下午。
薛岳向第九战区各部队下达命令:
一、敌已渡过汩水,企图进攻长沙,我军决定采取向心攻击,一举围歼敌军。
二、杨森副司令长官应以第58军自长乐向安沙,以第20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搜索并攻击敌人。
第一次、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如下:
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在湘江东岸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长沙构成半图形包围圈。具体位置为安沙、赤石河、春华山及郎梨以东、东山以南一线。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在第一次到达线内侧,具体位置为石子铺、望仙桥、长桥、朗梨市、东山一线。
三、王陵基副司令长官应以第37军自瓮江向望仙桥,以第78军自三角塘向长桥搜索并攻击敌人。
四、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应以第26军主力自洞阳市向朗梨市,以第79军主力自金潭向黄花市,根据情况向朗梨市,以一部向渡头市或东山,以第4军向长沙南侧分别攻击。
五、第10军固守长沙,第73军固守岳麓山,待各兵团进至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即应断然反攻。
六、第99军第197师应防御湘江,洞庭湖岸。第92师应自三姐桥,第140师应自粟桥。分别专攻捞刀河之敌。第99师应固守湘江东岸阵地,并派一支有力部队向粟桥、福临铺攻敌侧背,截断其补给联络线。
七、各军以1942年1月1日零时为期开始攻击,4日夜前即应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1942年1月3日。
日军攻城第3天,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朝长沙压来,
东南面,罗卓英的第79军、第26军、第4军各部,已快迫近长沙;
东北面,王陵基指挥的第37军和78军,分左、右两路,沿金井至长沙的公路,快速挺进,也已迫近长沙;
西面,第73军守卫在湘江西岸,随时准备反攻;重炮兵旅居高临下日夜轰击着攻城的日军。
北面,杨森的第20军和58军,已断日军归路,并配合二十万民众,大肆破坏日军后方公路。桥梁:日军后勤运输已被完全卡断。
1月3日,夜。
阿南终于感到情况不妙,下令撤退。
1月4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将军:“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薛岳向蒋介石回电表示:“本次会战岳已抱定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薛岳向所属各部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长、师长,务必确实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定按革命军人连坐法重处,决不姑息宽容。如果敌人从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脱,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拂晓。
长沙城郊东南角天空出现红色闪光信号弹——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完成。
第三阶段战斗。
1月4日下午。
第3、第6两师团,在长沙城郊丢下累累死尸,向北突围。却被罗卓英、杨森两集团军分割包围,并分别加以痛击。
日军处于极大困境,而且各部队都拉扯着大批轻重伤兵,行动更为困难。从长沙城外突围时,仅第3师团司令部就躺着七百多名伤兵,有的部队情况更严重,拖累更大。
4日深夜。罗卓英所部第53师在沙湖桥附近,将第3师团的野联队团团围住,发动勇猛攻击,两军短兵相接,互相混战。中国军队接连打出照明弹,竟相投掷手榴弹与敌拼杀。
第3师团司令部和石井联队经过一夜苦战,于5日凌晨来到浏阳河畔,又陷入张德能第4军的重围。中国军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朝敌人冲杀。敌军旗被中国军队迫击炮弹炸飞。两军在师团指挥所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敌又一个联队赶到,才把丰岛师团长救了出去。
经过四天四夜反复拼杀挣扎,第3、第6、第40师团只向北挪动了几十里路,均未突出重围。
1月8日。
阿南决心来一次困兽斗。向重围中的各兵团下达命令,“坚决围歼青山市以北地区之敌。”
青山市以北主要为杨森的部队。
是日,第6师团按照阿南司令官的命令,全力向青山市以北迂回,结果,被从郎梨市、黄花市追击而来的罗卓英集团军第4军,第26军和王陵基集团军之78军包围。全师团立即被中国军队斩成三块,层层围住,分别给予毁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奉命由北南下策应大军突围的独立第9旅团,也在青山市以北影珠山钻进了杨森之20军的“口袋”。其先头部队山崎大队,自大队长以下于当日被全数消灭。
第6师团各部被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应,且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有的冲进民房抢食生米、生菜。
阿南司令官派飞机前来救应第6师团,但双方混战成一团,飞机在天上团团打转,不知把炸弹往哪儿扔。
阿南接到飞机上传来的上述报告,万分震惊,立即命令第3、第40两师团火速前往救援。
此时,第40师团在白沙桥一带正被37军围攻,不能自拔。第3师团残部趁中国军队主力围攻第6师团之机,终于脱出重围,逃至汩罗江岸。但该师团已死伤惨重,毫无战斗力,不敢再南下救援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了。
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围中血战至1月12日,大部被歼。后在大批九七式轰炸机的轰炸掩护下,神田师团长和其残部才侥幸逃出重围。
1月15日。
残敌在飞机和炮兵掩护下,逃过新墙河,本次会战结束。整个会战,日军死伤共为: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27集团军总司杨森的部队在打扫所辖地区战场时,因日军尸体太多,无法处理,便令平江、长沙、湘阴三县出动民工若干,挖了三个大土坑,将日军尸体集中掩埋,一个坑即有数千具尸体。杨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万人坑”三字,以作标记。
此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英国《泰晤士报》评道:“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伦敦《每日电讯报》刊文:“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美国记者福尔门实地采访湘北战场后,撰文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日军中央统帅部认为,此次惨败,使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阿南军司令官对自己独断进攻长沙;造成如此惨败的后果,曾向日军统帅部表示愧疚。
4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出色战斗,提高了蒋介石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当长沙会战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建议将中国和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划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1日3日,蒋介石复电美国总统,表示愿意就任此职。当日,同盟国宣布了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决定,并委任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联合国军计划参谋部参谋长,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部队作战。
长沙大捷后的二十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以援助中国抗战。
美国如此慷慨地出钱援助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四年多来的战争证明,中国人特别能战斗。这对于拖住日军,缓解西、南太平洋美军压力,完成“先欧后亚”的同盟国军事计划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美国政府宣布贷巨款予中国的当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说:
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
和一切其它爱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
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
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
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它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
都受到激励……
1942年2月9日。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突然飞抵印度访问。此事立即引起日本方面的猜测、恐惧和不安。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满腹狐疑,心里嫡咕道:“在我军攻占新加坡前,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访问印度,其目的何在?”
这位总司令官百思不得其解,便令其总参谋长连夜去见汪精卫。汪精卫也摸不着头脑,搔着脑门说:“我对重庆方面的情报一无所知。不过,蒋介石此行目的十分明显,其一,对印度民众表示友好;其二,就从英、美获得借款之事进行磋商。”
(火田)俊六大将认为,事情肯定并非汪精卫说的那么简单。他在心里继续嘀咕:“元首既然亲自出马,必有重大目的,是不是为了实地看看印度有无实力参加同盟国的协同作战?”
蒋介石此行目的到底何在?(火田)俊六大将仍吃不准,又把纳粹德国派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史塔玛请来共进午餐,借此分析蒋介石之行的真正目的。
这位聪明的日耳曼人说:“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与本次世界大战总的战略格局有关。德国自伊朗东进,日本自缅甸西进,携手压迫印度。这是希特勒元首的理想和战略。因此,蒋介石访问印度。目的在于形成重庆、缅甸、印度的联合屏障。”
(火田)俊六大将这才恍然大悟:“唉呀!蒋介石是要组成使印度参加而排除日本的泛亚细亚同盟!也就是要在亚洲组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军事大同盟,来对付日本和德国!”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马上向中央统帅部提出对策:“倾全力向缅甸进攻,以切断印、中之间的联系。同时,在攻取缅甸时,必须向中、印两国中的一方或两方扩大战果,即尽量将日军占领的中间地带扩大。否则,中、印的联合,不但打破德。日的亚洲计划,还将使日本在亚洲的既得军事成果也陷入两面夹击的困难境地。”
蒋介石印度之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战略目的。这一点也正如德国人所分析的那样。
当时,日军南进节节取胜。1月21日,东条英机首相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提出建设大东亚的构想。接着,在日军继续横扫太平洋诸岛国的情况下,东条首相向太平洋沿岸尚未遭“横扫”的国家发出恫吓声明:“缅甸、印度、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如果自愿参加日夺的大东亚建设,谋取独立,日本将予以协助。”其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国家如果起来反对统治他们的西方宗主国,日本不但不对他们进攻,而且还会大力协助他们的“民族革命斗争”,赶走殖民者,让他们“获得独立自主”。
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随着民族压迫的加剧,其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其民族主义者和各政治党派分为两大阵营;以甘地为代表的阵营要求印度独立自抬,与英国有矛盾,但同时又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以拉斯·毕哈利·鲍斯为首的一方,则明确企望依靠日本的武力,赶走英国人,从而实现民族“独立”。
日本政府在1942年1月间,决定在日本占领区内编成印度独立军。此事得到流亡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斯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大力支持。此人挺身而出,投身于推翻英印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在日本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印度独立联盟会,拉斯·毕哈利·鲍斯为会长,并被推为印度国民大东亚代表,以迎合日本的大东亚建设。此人发表声明:依靠日,印合作向印度的民族独立前进。东条首相也宣布了日本援助印度独立的方针。
日本军方制定并得到天皇批准的对印工作:即是以反英宣传争取印度民心,使之成为倒向日本一边的国家。
处于如此复杂矛盾旋涡中的印度,如果弄不好,就将成为一个反英和日的国家。
蒋介石既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东方战场的战事,深感拉拢印度的重要。他在分析了东亚各国情况之后,于1942年1月托罗斯福向邱吉尔转达他的意见:其一,鉴于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英国应明智地主动允许印度独立自治,以缓和英、印之间日益尖锐起来的矛盾;其二,如果英国同意蒋介石以上意见,蒋介石将亲往印度,调解英、印矛盾,劝说印度各党派参加反侵略阵线,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
罗斯福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邱吉尔。英国政府方面对如此尖锐的印、英矛盾,亦深恐印度发生民族战争,使其目前捉襟见时、自顾不暇的局面再扯开一个口子,因此对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也表示欢迎,并希望蒋介石在离印时发表劝告印度人民与同盟国全面合作的宣言。
在这种背景下,蒋氏夫妇于2月9日由重庆起飞,经云贵高原及缅甸,于第二天午间到达加尔各答。分别与印度各党派领袖人物会晤。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向印度民族领袖们反复申明:“倭寇之所谓东亚新秩序,只是一种掩护侵略的手段。倭寇之目的,完全在奴役各民族以自饱自肥,印度人民不要受其欺骗”等等。
蒋介石在转达了邱吉尔政府关于允许印度自治的许诺后,对消除英、印隔阂起了和解作用。印度人民的“圣雄甘地”,当着蒋介石的面表示:“我们不与英人合作,系有限度之不合作,主要在于英人不给我们自由平等地位。现在,英人既然同意给印度以自由平等地位,英、印联为一气,共同抵抗侵略,绝无问题。”
蒋介石在印逗留期间,还与印度其他朝野人士及盟国驻印度军政头面人物恳切会晤,尽力把仇恨之火引去烧日本侵略者。
2月21日。
蒋介石离印前,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希望中、印两大国同为人类自由努力,对于英国致诚挚之期待,深信必能从速赋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实权。蒋介石在声明中称:“余夫妇此次访印,留驻半月,得与印度军政当局,以及一般友好,开诚商讨吾人之反侵略计划,与彼此共同奋斗目的,幸获一致之同情与全力赞助,殊觉愉快。……”
同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离开印度,飞往缅甸腊戌前线,视察中国战区缅甸战场战况。
此时,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编组了远征军,已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第5、第6、第66三个军入缅作战。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身份,威风凛凛地察看了阵地,接见了部分官兵,听取了杜聿明的汇报,并作了指示。然后,带着夫人和随员登机回国。不料他的座机刚飞上云端,就被一群日本飞机咬上了。
座机内顿时紧张异常,人人感到未日来临,宋美龄已开始作升天祈祷。
蒋介石也瞅见了敌机,黑压压一大群,一共是十八架。心里也是一阵紧张,但他一转念:我身为一国元首,东方战区最高统帅,若惊慌失措,有失威严。再者,生死在天,命中注定,怕死是死,不怕死亦是死,何不听其自然,死了也留个英名在世。这样一想,他心头的慌乱也就烟消云散了。蒋介石干脆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军人的威仪,还拿出书来,自顾专心默读,强压住心头那七上八下乱撞的念头,似乎对眼前的厄运不理不睬。
机上随员也为之肃然。
也可能真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其座机竟然奇迹般地逃脱敌机群的追击,安全返抵昆明机场。
5
1942年10月10日。
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之钟,敲响了三十一下(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日),为中华民国政府,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遥致祝贺。
是日,在重庆举行的国庆大典上,蒋介石以激动的心情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越战越强的伟大力量,使得西方政府和军队上中层人士不得不改变鄙视华人的观念,中国以一个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于反法西斯阵营之中。
美国军方认为,承认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四大列强之一,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世界人民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罗斯福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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