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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
　　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象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声汽苗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沪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书字，在街头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款和抗战捐款，就更是压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
　　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
　　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在合江县城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对着万头攒动的民众慷慨激昂他讲着：“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拼死故斗的结果！
　　“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将士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无计其数！在长江两岸战场上，我们的将士在淫雨季节里没有雨衣，只能穿着湿衣服坚守在战壕里！”
　　冯玉祥说到此处，已声音嗖咽，老泪横流。
　　会场上，闻者无不为之泪下。
　　冯老将军接着说：“同胞们，我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将士的精神鼓舞。同胞们，让我们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无论老少男女，都要立个新的志向，下个新的决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国决不罢休！同胞们起来！献出你们的良心和赤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援抗战！”
　　前方抗日将士的事迹感动了人民，千万民众争先恐后捐款捐粮。合江白鹿乡施晋先一次献金六十万元；合江县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学校长陈秋农，捐款六十二万元；乡绅丁慎辉、木材商人雷绍清等人也捐献了三十万元。
　　合江国立女子中学校长龚慕兰女士，将自己一枚金戒子脱下交给了冯老将军。在她的带动下，该校教师、学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该校许多女学生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用劳动挣的钱捐献。姑娘们的口号是：爱国不分珍域，爱国没有顾虑，爱国超居人前。
　　冯玉祥出色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姑娘们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师生真正的表现出了“爱国没有顾虑”的性格，赶排了话剧《嫁给勇士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抒发对抗日将士深深的爱，推动节约献金运动的深入发展。
　　合江第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从前线转来的荣誉军人，他们最知前方之苦，节约口粮四百五十斤，捐献国家。
　　合江救济院的孤寡老人们也掏腰包，凑了一千元，捐献出来。
　　合江三青团、民教馆等团体，举行了三天时间的篮球义赛，卖了三万元，全部捐献。
　　节约献金如火如荼地开展，合江地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县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帘里奔跑叫卖《节约献金专刊》。孩子们滑倒了，浑身泥水，不哭不喊；把卖报得来的每一文钱都献给了国家。
　　国家的危机也使那些吝啬鬼、守财奴受到心灵上的震撼。合江《党政公报》报道：
　　冯玉祥将军在这国家生死关头，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合江，使醉生梦死的人们，有钱不出的绅商及出钱未够、发国难财之流梦醒了，觉悟了，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节约所有的靡费，献出自己所有的金钱，以洗罪赎愆，从此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好男女，黄帝的好子孙……
　　在国家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冯玉祥将军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还是一种沉痛的心情，暂且不去计较，总之，他的行动使许多人觉悟了，梦醒了。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四十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献金达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
　　冯玉祥也被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长江会合处的马街渡口悬崖，运足底气，挥毫写下四个斗大的字：
　　还我河山！
　　并在这四个字后头附跋一段：“民国三十二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同胞，爱国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向冯玉祥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块；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
　　在献金高潮中，有人献了六百万元而不留姓名，感动得冯玉祥一口气写下好长一首打油诗“……祥受大感动，感动泪沾衣；何
　　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川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块，在他的带动下，成都献金顿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共计二千二百五十元钱，双手擎着交给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永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博动。
　　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家乡沦陷，生活非常艰苦。时已严冬，许多学生尚无寒衣。学生郑德信、熊汇莹等人发起每人捐十元运动，很快就有百多人签名认捐。
　　在江津，许多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到轮船码头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挣钱捐献。
　　在江津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出现了某大学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师学院附中、聚奎中学等校学生爱国献金的竞争场面。各校学生竭尽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数。沦陷区迁来的国立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钱的情况下，宣布全体节食一天，追加一万元。
　　在前方，张自忠将军在就义以前曾对部属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方，青年学生们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献出良心，别无其他办法！
　　重庆《大公报》赫然通栏标题：
　　我们都跪下了！
　　报道的是白沙一次献金大会情况。
　　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大会，当商会代表宣布献金六十万元时，全场各界民众议论纷纷，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