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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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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在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在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须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第12章 姜还是老的辣（1）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东北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蒋介石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蒋介石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关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蒋介石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算了。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蒋介石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初，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洲可以趾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板上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甩脸子，可想而知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绍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儿，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他并不上瘾。哪里像小张这样，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
单位里一把手吸毒成瘾，开会都要扎针，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小张也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第13章 姜还是老的辣（2）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大小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们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3旅所为。回去后就把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地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了门。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学良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得礼数，“咚咚咚”地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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