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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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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蒋介石在他临走时说得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篡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第23章 情义无价（2）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儿。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变，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像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蒋介石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杨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第24章 放还是不放（1）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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