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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手足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29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29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成？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从旁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组建政委会时，宋哲元和萧振瀛便仿照黄郛的政整会，将一批亲日的汉奸文人都收容进来，但这主要是为了跟日本人打交道，采取的是既不倚重，又不得罪的办法，每人给个虚职，以防止他们捣乱。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

萧振瀛一再向宋哲元直谏：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若我们果真把他给召进来，无异于开门揖盗。

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政委会委员。他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蒋介石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本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停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一道造蒋介石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快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29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耐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29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蒋介石，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29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

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29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辩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第11章　反间计（2）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了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蒋介石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松室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萧振瀛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偌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因为萧振瀛，“华北自治”高潮刚刚掀起，就落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由离间萧宋，发展到借宋驱萧。

在他的暗中运作下，有关于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蒋介石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29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他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29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做寿，比你老人家为母做寿的规格还高，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兄弟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29军的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皮子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29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29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刘汝明。

可是刘汝明在老西北军中的资历，几与宋哲元相当，而且他和秦德纯一样，原本都不属于“八兄弟”，是中原大战后被逼急了没办法，才临时投到宋哲元下面来的。

在29军，刘汝明开始还夹着一点尾巴，后来成为师长，在长城罗文峪一战成名后，便明显有些倚老卖老。尽管宋哲元平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偏袒和拉拢，但刘汝明仍时有不服从其调遣的情况发生，你要靠他去阻挡张自忠的强势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终于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萧振瀛征得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各师编制得按顺序“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张自忠每次都要“多”，编制要多，兵员也要多，“冯赵刘”自然很不开心。

他们自己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宋哲元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怒宋也怒萧，而且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

自此，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如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兄弟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则。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天真，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29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在天津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应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内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蒋介石吃了一惊。≮我们备用网址：≯

为了第29军，萧振瀛曾经“挟日自重”，乃至“拥宋主冀”，这些都曾造成蒋介石相当被动，一度也产生过“拉宋驱萧”的念头，然而萧振瀛之后的一番举动，终于让他看出了萧振瀛的大局观和不可替代。

黄郛之后，正是因为有这个人在，自己才可以在华北少操点心。

蒋介石不肯批复萧振瀛的辞职报告，然而这已不是他能说得算了，反而越是这样，宋哲元越是心生疑窦。

南京政府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

第12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

山居生活对爱说爱动的萧振瀛来说，实在有些郁闷。

突然有一天，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要事。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这就是曾让病中的黄郛为之失态的两广事变。

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磨刀霍霍，打着抗日的旗号，要造蒋介石的反。

两广说客再次出动，在北方竭力游说宋哲元和韩复榘。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宋哲元和韩复榘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联名给南京政府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

话是挺好，但蒋介石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坐了，真是荒唐！

蒋介石回电斥责，脸色难看得要命。

宋哲元没吃到羊肉，却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自己的参谋长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蒋介石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蒋介石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维谷，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蒋介石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参谋长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蒋介石那里给说和说和，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越加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绝不会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本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特使一直来找宋哲元，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山东特使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代好，只要看到这些特使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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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山东特使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绝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装作无心，听者显然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山东特使。

特使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待，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蒋介石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蒋介石，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蒋介石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韩复榘发给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却着着实实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两广特使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现在的萧振瀛，在更多方面与他曾经的死敌有了共鸣，他让人带信给蒋介石，建议对两广绝不可用兵，而应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很难说，到时南京政府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萧振瀛与黄郛，一个野路子，一个正路子，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都富有远见卓识，二人之所以同样能在华北担负起外交御日的重任，并坚持很长时间，岂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