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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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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脑子一发胀就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桑原认为一个联队放在五原都是多余的，其他地方不是需要人驻防吗，调过去吧，我这里不需要。
代替步炮混成联队的，是一支千人的日本警备队。
五原由老城和新城组成，桑原自率警备队守新城，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守旧城，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则驻防五原外围。
桑原背着手转了一圈，颇为自得。
三足鼎立，还怕他谁来，不靠任何援军，我也同样守得住五原，而傅作义，你就在乡下待着吧，别再做回城的梦了。
3月20日深夜，正在做着好梦的特务机关机关长突然被枪声惊醒，有人向他报告：傅作义已经进城了！
突击队开始行动。
一系列步骤完全按照演习和训练的程序进行：先昼伏夜行，到达五原新城外壕，然后俘获在城外执勤的伪军（为什么干伪军的总是这么倒霉），在取得通行口令后，骗开城门，突入城内。
进城之后，安春山将突击队一分为八，并且很快就杀到了特务机关附近。
桑原这下可慌了神，急忙带人逃出了五原。
在激战过程中，突击队队长说到做到，始终冲在前面进行指挥，最后负了重伤。
在绥军战将中，安春山号称拼命三郎，每战必奋勇向前，因此升迁速度很快，超过了很多与他同级或高一级的军官，逐渐成为傅作义手下继“傅家二虎”之后的第三号猛人。
二虎扑食
傅家二虎现在在哪里？
老傅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
“动虎”孙兰峰担任攻城总指挥，“静虎”董其武则坐而打援，负责将敌援军阻于五原以北的乌加河。
傅作义问孙兰峰：有没有信心？
后者慨然答道：只要日军三天之内过不了乌加河，我保证将五原城里的小鬼子打得一个不剩。
董其武受了处分，正憋着一股劲，于是也毫不示弱：三天之内，我绝不让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
突击队进城后，孙兰峰率大部队冲入，将城内包括日本警备队在内的日伪军歼灭大半，但是有两个据点始终都拿不下来。
3月21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获报后，急派第二十六师团和骑兵集团赴援，骑兵跑得快，当天已陆续到达乌加河畔。
傅作义得知日军援兵已至，新城却还有两个据点攻不动，马上使出撒手锏，将炮兵调了上去。
炮兵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据点的围墙又高又厚，无论是普通步兵还是突击队队员，都没有本事玩穿越。
这个容易，山炮曲射改平射，直接朝围墙轰。
3月22日，五原新城被全城拿下。在此之前，伪蒙军防守的五原旧城早已落于傅作义掌握之中。
其中有个伪蒙师打不过想跑，可是又怕日本人追究，于是便战战兢兢地向五原城内的特务机关请示。
这时特务机关早就被孙兰峰所占领，收到电文后，他乐了。
行，那我就客串一下你的主子吧。
孙兰峰用桑原的口吻拟了份回电，告诉对方：放轻松点，你可以自由行动。
那个伪蒙师长收到回复后，大喜过望，哪管真假，随即就放弃阵地，“自由”去了。
在所有日伪军中，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由于处于外围，不负守城之责，所以最为吊儿郎当，时刻准备溜之乎也。
在听说五原新城旧城都被攻入后，王英连请示都没请示，自己就打马跑掉了，他那个拼凑起来的“联军”也跟着土崩瓦解。
可不管你是新傻子还是老油子，一样都难以逃脱傅作义布下的天罗地网。
接到“假电报”而放弃阵地的伪蒙师遭到伏击，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桑原中佐虽从五原新城逃出，也被游击队当场击毙。
为什么逃命这么难，因为陆路上傅作义都派有骑兵或游击队阻击，湖泊岸边倒是没有人，然而那时候已经解冻，没桥你过不去。
王英找到了桥，可惜那里有守桥的，人家不让过。
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3月24日，“驻蒙军”主力到齐，依赖炮火优势才得以过河。
傅作义不能硬碰硬，便撤出五原，在附近跟日军打游击战。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在这座城里，小岛根本就待不下去。他屡次给冈部发电报，要求放弃五原。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既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箭）吗？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唯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代。
小胜没有，却出现了大败的预兆。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第40章 时光倒流（1）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第41章 时光倒流（2）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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