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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递，把蒋介石给急得够呛，至此再也没法装隐身人，只得现身出来连着给薛岳打电话。

可是老虎仔也学坏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电话打过去，找不到薛岳，负责接听的参谋回复：薛长官去前沿阵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犹如击鼓传花，花递到蒋介石那里就再也送不出去了。后者见这样不是办法，便把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找来。

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亲笔写下“不守长沙”的手令，让二人拿着去见老虎仔。

第十二道金牌驾到。

薛岳看完蒋介石的手令之后愣了愣，忽然红着脸冒出一句：我是军人，我绝不退出长沙。

第32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2）

白崇禧还想对他说一些诸如持久抗战，保存实力的道理，薛岳不仅不愿听，反而更加按捺不住火气：你硬要我这么做，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以后不敢再穿这身军装了！

两句话不对付，一对冤家便大吵特吵起来。

陈诚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倒觉得薛岳说得不无道理。

你说长沙难以守住，得退衡阳，可如果衡阳也难守呢，该怎么办，再退桂林？

虽然说是要持久抗战，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可国土一共就这么多，退来退去总有个尽头，在中日双方实力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稳妥的必胜之地呢？

想到这里，陈诚上前拉架：二位别争了，还是研究一下长沙有无一战的可能吧。

说是中间人，但薛岳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位是偏向自己的，于是赶紧表态：部队士气很盛，完全可以一战，而且兵力也是绝对够用的。

陈诚点点头，转而劝说白崇禧：

我看长沙还是应该守，如果长沙都不守，那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再说，即使退到衡阳也并非万全之计，到时如果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一军沿粤汉铁路向北抄击过来，大家岂不是腹背受敌，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艰难。

白崇禧似有所悟，特别是后面一句对他触动很大。因为中原大战时，桂军就是在衡阳被北上的粤军所击败的。

陈诚见已说动“小诸葛”，便回头告诉薛岳：你组织反击，“委员长”那边我去报告。

薛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绝不相信长沙会守不住。日军凶猛不假，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于两湖之地，再加上一对铁拳，岂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两位“钦差大臣”走后，薛岳仍不放心。当天晚上，他决定直接向蒋介石请战。

已经很晚了，蒋介石也早已入睡，电话是宋美龄接的。

薛岳在电话中语气十分激动：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会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你们也可以算作抗命，把我拖出去枪毙。

第二天一早，除了宋美龄的传话，当然还有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开始回心转意，并让宋美龄专门给薛岳打来电话。

这种时候，到处都是失败论调，信心非常可贵。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好好打。

蒋介石亲自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有了这个正式命令，当然就没有抗命一说了。

魔高一丈

9月23日，包括熊本师团在内的第十一军两师一旅团，突破湘北防御，从新墙河徒涉而过。

这一幕像极了南昌会战初期的情景，而且看上去，冈村似乎也已经得手。

其实不然。

薛岳嘴上不说，对南昌会战的失败却一直铭记在心。那一战与其说冈村战术高明，不如说他的特种部队太出色了。

第九战区也有直属炮兵，但与第十一军没法比，冈村只要把炮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飞机的轰炸，就可以基本破坏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战车往上一冲，守军光凭轻武器是挡不住的。

假如你还要与他对拼这个，想要不吃亏都难。

薛岳学聪明了，他不在防线上与对手长时间对峙，而是先逐级抵抗，然后再退出一定距离。

老虎仔的实际部署是，只使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抵抗，主力全部后撤，但这种后撤不是溃退，而是在等待援兵，积聚力量后待机反击。

这招有名称，叫做：后退决战。

长沙不是南昌，新墙河也不是修水河，没有道理跟你死扛，且退后一步收拾你。

稻田灌上水后就可以上演“泥水泡猪皮”

冈村并不清楚薛岳的肚皮官司，他认为门户已经打开，正是狂飙突进的时候。

按照南昌会战的程序，过了河之后当然还要迂回。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正面阻力，还能为“三局两胜”打下基础。

最好是用坦克战车迂回，拉风一点的还可以使用坦克集群等时髦概念，然而冈村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最新式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昌会战刚刚结束，薛岳就痛定思痛，认识到道路不仅得破坏，还要破坏得彻彻底底，不留一点余地。

早在四五个月前，他就在长沙以北搞起了“大破坏运动”，挖水田的挖水田，造湖的造湖，看到山必定要弄一座绝壁，看到道路必定要弄一条深沟。

这位说了，你自己总得走路吧。

老虎仔有绝的，就一条人走的路，他还给改造成了凸形，路上及其两侧都不能开车的那种。

第十一军过河是过得很轻松，可是过河之后，凡是四个轮子的，什么炮车、汽车、战车，一律望而兴叹，不仅大炮不能拉，坦克也不能开，只能步兵单独推进，而步兵的行进速度也一直快不起来。

据说日军官兵脚下穿的大头鞋皆为猪皮材料，一碰到水就会发胀。薛岳便将长沙外围的所有稻田里都灌上水，部队撤退或作战时也有意从水田里经过。

“泥水泡猪皮”，日军的皮鞋被浸泡后变得笨重不堪，连抬抬腿都吃力，更别说跑了。

巨猛杨六郎

与冈村所料不同，第九战区实有两匹“上等马”，除了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外，还有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后者成了薛岳掌握在手中的另一个撒手锏。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小时候的关麟征有两个最。一个最，是由于爱调皮捣蛋，所以手心挨先生的板子最多。另一个最，则是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考试总是全班第一，但因为“前最”在先，所以被降格成了全班第二。

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要么就好到顶，要么就差到底。有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预言，这娃娃将来若成器，就是个杨六郎，不成器，则只能去卖卖麻糖。

一开始关麟征的抱负并不远大。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也不是什么“主义”或者“革命”，而是觉得当军官很威风。他的终极理想是：能当上连长就不错了。

但是多年前的那个预言终于没有落空。

二十岁那年，他当上了连长，不过不是终极，只是起步，此后就开始了令人炫目的撑竿跳，而且越跳越高，频率也越来越快。

二十四岁，成了新编师副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二十八岁，已经是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

三十二岁，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是保定会战的绝对主力。

三十三岁，在台儿庄大捷中声名鹊起，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当时的黄埔毕业生中，能达到军团长这一位置的一共就两个人，除了他，就是胡宗南。

战争是成就名将的最好阶梯，而每个人在战场上又都有自己借以扬名立万的一套。

长城抗战，打到危急关头时，关麟征曾以师长之尊亲自在第一线发起冲锋，十余个随从官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炸伤多处，浑身是血。

徐州大撤退，关麟征率第三十二军团向商丘转移，但是路上一座桥被日军封锁，八挺重机枪对着面扫射，部队怎么冲都冲不过去。关猛上阵，得句犹如将成功关麟征见状大怒，立即调来十几匹快马，自己骑在最前面，趁日军机枪暂停射击的瞬间，驱马队向桥头飞奔过去，仅一个照面就把重机枪阵地给冲散了。

关麟征因而得名：关猛。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关麟征已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专负湘北战场之责。

一切程序都按照薛岳的预想在走，关猛所要做的，就是完美细节。

第十五集团军除关麟征直辖的五十二军外，其他都是七七八八的临时归属部队，总计达到六个军二十多万人。由于原先互不统属，如何节制便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撤时，如果大家都抢着往后面跑，有计划的撤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秩序的溃退。

关麟征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部队长官都必须走在最后面，有带头逃路的立即予以军法处置。结果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混编集团军，撤退时却井然有序，未让日军在追击时找到任何空隙。

冈村本来以为在湘北打开了缺口，但情况随后就发生了变化。

9月26日，本拟利用地形进行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强烈抵抗，变得寸步难行。

这就是薛岳的反迂回战术，正式名称是“争取外线”。关麟征依计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的侧面，你迂回我，我必侧击你，让对手始终无法舒舒服服地展开阵形。

迂回是日军的惯用战法，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战术原则虽然花样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边进攻，一边包围，在迂回上打转转。这个法宝一破，冈村就有些傻眼了。

此时他正好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第九战区已在长沙正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部队和所有炮兵。

这是干什么，情况不妙啊。

再一看，第十一军自渡过新墙河之后，已深入一百五十里的距离，可是由于薛岳采用了运粮上山、坚壁清野的策略，长沙附近的所有粮食都被运到山上藏了起来，连弄粮食的工具——磨粉舂米的玩意儿都没留给小鬼子，前进部队因此很难实现就地补给，有的已陷入军粮匮乏的不利境地，必须依赖空投了。

宛如从梦中惊醒，冈村一下跳了起来。

你围不了人家，就极有可能被人家所围，倘若继续前进，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9月27日，第十一军距离长沙已仅有二十里路，可是冈村仍然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沿原路急速返回。

10月2日，关麟征下令全面反攻，掉过头来对日军进行正面追击和侧面围堵。早已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推前攻击，虽然还是只能以迫击炮为主，但在第十一军也没有重武器随身的情况下，马上就像万家岭大捷那样为步兵轰开了通道。

这种反攻是令人振奋的，关麟征的部将在夜间追击时偶一抬头，竟得妙句：马首悬明月！

前人有云，得句犹如将成功，看来关猛必能有所斩获。

此后的战局进展果然如此。第十一军经数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停下来认真抵挡，其中，相对集中一些的大部队还好，分散担任警备的小部队就倒了大霉，损失最为惨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首次采用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即在大部队撤退的同时，仍在日军背后留下小部队，以扰乱其军心。等到关麟征发动大反攻，不仅小部队更加起劲，就连当地老百姓也都自发地跑出来，帮着抓捕和搜寻零散日军。

10月10日，关麟征追到新墙河才停步。与此同时，东路的第一〇六师团亦不得其门而入，被迫退回原防线，冈村的“三局两胜”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诸将中，关麟征功居第一，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在黄埔生中，他是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随之而来，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一年，他才三十四岁。

你不会去卖麻糖，你就是个做杨六郎的上好材料。

第33章　铁甲奔流（1）

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

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日本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备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根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十九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二十三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被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

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