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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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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浑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甚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自己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第24章 理想与现实(4)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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