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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专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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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是待死之囚，但第一天李玉书与刘恒见面时依然是傲气十足，刘恒依照惯例向他大声宣布狱规时，李玉书很不习惯有人敢这样大声高气地和他说话，而且还勒令他必须这样那样的。他居然背着手，不等刘恒宣读完，便趾高气扬地说：“两杠两星的（指局级干部），我招之及来，你算老几？等你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再来和我说话。”
第二天，刘恒依照管教干部的工作要求来看望他，本想和他多聊上几句，没料到他刚一开口，李玉书前一天对他的怨忿未消，大手一挥，没好气地说：“我是副市长，不是囚犯，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面对着这种沐猴而冠的变态者，刘恒依然和气地告诉他：“我是你的管教干部，有权力和责任帮助教育你，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到了看守所，就应该好好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李玉书听后一声冷笑：“我反省问题？我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给我搞清楚的，这是你们公检法机关在搞新的冤假错案，等着看吧，要不了几天，织织上就会把我重新请出去的。”
刘恒告诫李玉书：“触犯了党纪国法，谁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李玉书更是恼羞成怒，大吼道：“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权就是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要不了半年，我就能出去，照样当你的领导，管着你！”
在李玉书眼里，整个看守所没有人“有资格和他说话”，所以最初那段时光，他常常是一个人闷着，长时间在屋子里发呆。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忍受不住这样的孤独了。
“喂，警察同志，过来陪我杀几盘象棋。”有一天看到刘恒过来，他第一次主动同他说话。
刘恒说：“我棋下得不好，三号监室有个人棋下得不错，我叫他来陪你下。”
没想李玉书立即大怒：“犯人怎么可以和我这样的人下棋，你要不陪我，我宁愿不下。”
刘恒正想寻找机会接近犯罪嫌疑人，便陪李玉书下了三盘，没想李玉书棋下得极臭，三战三败。这时，刘恒注意到李玉书脸色变得很难看，尴尬中满含怒色，嘴巴上又决不愿认输。为了打开对方的话匣子，刘恒故意让对方接连赢了自己三盘，不想李玉书一下子变得眉飞色舞，话也多了起来。
从此后，刘恒常常陪李玉书下棋，而且故意“屡战屡败”，李玉书也为自己的棋术大进而心花怒放，每次看到刘恒，眼神也渐渐地变得温和，也就愿意和他摆龙门阵了。
李玉书有个习惯，在监狱里读书只读英文原版，中文书籍他不屑一顾。而且他看英文书时还特别喜欢向周围的人炫耀：“喂，你们看得懂吗？告诉你们，这种书是专门出给社会上高层次的人看的。”
一天深夜，李玉书有个单词弄不懂，硬嚷着让值班民警起来帮他找一本英汉辞典。民警跑到图书馆折腾了大半夜才给他找到。
不久，李玉书又用英语说出系列的原版英文书名，让民警帮他找，民警又往成都的各个书店里跑，按他的要求把书买了回来。前前后后，民警给他买了四十本英文书籍。
除了读书看报，李玉书给家人写信，记日记，也一律用英语，写完后还得意洋洋地向旁边的人“冒”上一句：“想偷看，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刘恒跟他谈法律问题，李玉书根本就听不进去，常常几句话，便扯到了自己当初威风八面春风得意的日子，他谈话滔滔不绝，谈锋极健，还偶尔冒出几句“官腔”。但李玉书谈得最有感情的，还是当年寒窗苦读时“身揣两个红苕就吃一天”的苦日子。
不过，当他对刘恒谈到他当副市长视察看守所的经过时，还是颇有些感慨。
李玉书说：“我当副市长时，到看守所视察过一次，那些看守民警抓住机会不断地向我倒苦水，说所里的居住条件太差了，民警艰苦不说，犯人们也很容易患感冒，那时我根本听不进去，心里还很反感，说这么多，还不是想我多拨点款给他们。我当时就想，看守所是用来关犯人的，而犯人就应当接受惩罚，把看守所修这么好干啥？”李玉书说那一次视察他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就算完事，顶多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
刘恒听后当即问他：“现在你自己进来了，还这么认为吗？”
李玉书满面愧色地说：“现在我才有了深刻的体会，人就是犯了罪，基本的人权还是应该得到保障的。”
李玉书被关进新都区看守所初期，管教民警每次给他送饭，他都会大发雷霆：“我堂堂一个副厅级干部，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饭是人吃的吗？”
管教民警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看守所民警的伙食标准，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李玉书提高嗓门说：“我胃不好，给我把伙食标准提上去，你们看守所要没钱，我自己掏腰包！”
最后，经上级批准，看守所同意李玉书自己掏钱“开小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点菜，鸡鸭鱼蛋、北京烤鸭等基本上每顿都离不了。凡是李玉书点的菜，民警不管跑多远也得“不厌其烦”风雨无阻地给他买来。有了可口的菜肴，李玉书的饭量也就大增，每顿都要吃好几碗饭。
有些时候，李玉书看到民警为他跑前跑后的，似乎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硬要给民警塞上个百十元的“感谢费”。见民警断然拒绝，他又会幽上一默：“既然不要，就不要在背后议论我高人一等。我告诉你们，我这是看得起你，我这人活了几十年，还从来没有送过别人的钱。”
听到这样一些情况，笔者心里既酸涩，也有点犯嘀咕，想，倘若换成一个平民百姓，民警也能这样“不厌其烦”，忍辱负重对犯罪嫌疑人做好管教工作，那我们这个社会的狱政建设，就真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了！
附三罪犯档案：
郑道访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子郑勤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刑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其妻高家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刘中山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贪污、受贿
刑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玉书 中纪委处理情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名：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已于二○○三年十月被执行死刑。
反贪局专案调查“中国第一大款警察”
关庚寅
如果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计算，林福久在任处长、局长的10年时间里，每年敛财500万元。也就是说，他的非法收入平均每天超过1万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疯狂敛财的警官在本单位还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税侦分局办公室保存着一本《廉政登记簿》，专门用来记载林福久拒贿赂退礼金的“廉政事迹”……
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的官并不算大，充其量不过是个副处级。可名声却雀跃而起后来居上，超过了许多位高权重的腐败“封疆大吏”；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挣的工资也不算多，充其量不过1000多元，可他敛财5800万元，手段老到毒辣、如探囊取物，使所有的贪官望尘莫及；当然，在官员腐败的档案里，林福久搞女人也不算多，被发现的不过就两位，可他搞女人的诀窍，却可以给许多贪官当老师……
无疑，林福久的出名，从表面上看源于新闻单位对于他的“偏爱”；如果究其根源，这恐怕源于林福久丰富多彩的人生，源于林福久的三恋：恋权、恋色、恋钱；更源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严肃的法庭上，仍然执迷不悟，公然赤裸裸地宣称他少年时代的理想：一个是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一个是金钱，我应该比别人多；其实他还有一个理想羞于启齿，那就是做了不说，在女人上，他也必须比别人好。无疑，这些都是他一生贪得无厌的真实写照。
本来警察的职业与千万富翁风马牛不相及。警察是法律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表，是人民的公务员；而千万富翁是财富的化身，是经济的宠儿，是物质财富的享受者。但是，这两个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的职业，最后竟不可思议地统一在林福久身上，不能不说是对警察职业的一种嘲讽……
难怪，林福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很遗憾地没有醒悟，还是没有发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说出的一个真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于是，他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恋命”，然而，晚了，一切都晚了！
2004年12月24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对“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执行死刑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原鞍山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林福久犯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庄严的公判会上，林福久大声喊道：“我冤枉，我都已经交代了，为什么还判我死刑？”临死之前，林福久为什么还大呼冤枉呢？
无疑，作为一个曾经的“执法者”，今天林福久呼天抢地也没有用了。但是，他临刑前的呼喊，无疑将凸现他在中国官员腐败档案里知法犯法者的丑恶形象，作为反面教员，林福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遗臭，万代唾骂……
建筑在沙滩上的理想
林福久曾直言不讳地对纪委调查组描绘过自己的少年心态。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就发誓：一个是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再一个是钱应该比别人多。
然而，林福久像许多贪官一样，并非生来就贪婪放纵，就飞扬跋扈。相反，他也曾有过积极的人生追求，有过清教徒般的纯洁品质，也有过天堂般的美好理想。他的早年岁月，他的不凡经历，他的人生搏击，和他后来疯狂地敛财贪色的劣行，却有着天堂地狱般的强烈反差。
林福久1950年4月25日，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从小家境十分贫寒，兄妹4人，他排行老三。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懂得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父母对于爱写爱画，从小就聪慧过人的他格外偏爱。
然而，当时他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一家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对此，父母只得忍痛割爱，放弃对其他子女的培养，只想保林福久一人读书。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把全部力量都投放在一个爱学习、有希望的子女身上，才能取得实效。
尽管后来文化大革命打破了父母的梦想，但是林福久随父亲进城后，还是那样爱写写画画，还是那样爱舞枪弄棒。尽管父母不知道他写的、画的这些有什么价值，但还是把他看成惟一的希望。他要什么，父母都尽量满足，把他惯得脾气大长，在家里就养成了说一不二、惟我独尊的坏习惯。当然，林福久也萌生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林福久自幼就懂得生活艰辛，就懂得家庭对他的厚望，更懂得读书求学，是他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惟一出路。因此，在求学的路上尽管十分艰辛，但他从不流露畏难情绪，始终顽强努力。
他小小的年纪，每天走上十多里路到镇上上学；书包里总是放着一把小挖刀、一把镰刀，因为放学后的路上，他不是捡几十斤柴火，就是挖一大筐野菜。常常是走一路，挖一路，割一路。由于他年龄小，皮肤嫩，无论是每次背几十斤柴火，还是肩上挎着沉重的背筐，他都咬紧牙根背起来。这股狠劲儿，特像他日后贪财的那股狠劲儿。而回到家里，他还要剁菜喂鸡喂猪，因为每次到集市卖鸡蛋的钱，尽管三角、两角的，但是日积月累攒下来，就能够交学费。
他小时候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捡两个哥哥已经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他上学带的饭，数年一贯制，就是咸菜窝窝头。
后来，父亲进城当了一名工人。林福久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到了城市。
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肉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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