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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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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听。
贝脸色忧郁地听着沃尔夫的话，同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他忠心耿耿地捍卫六十年代传统①，即使有时放弃严格的公正立场，那也只是为了偏袒自由派。因此当前审理这个案子，除了提出控诉的董事长是个卑鄙的人之外，贝之所以主张驳回上诉，还因为控告报馆人员犯诽谤罪，就是压制新闻自由。等沃尔夫报告完毕，贝就撂下没有画完的花环，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象这样起码的常识还要他多费口舌，——用温柔悦耳的声音，简单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把花环画完。
①指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潮和斗争。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对面，不停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塞进嘴里咀嚼。等到贝的话音一落，他就不再咀嚼胡子，用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虽然董事长是个坏蛋，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但既然没有法律根据，那他就支持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借此机会对沃尔夫挖苦了一番。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这样被否决了。
沃尔夫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那种不正当的偏袒行为似乎被揭穿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翻开下一个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案的卷宗，用心阅读。枢密官们这时打了打铃，叫人送茶来，又纷纷谈起与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九五条，遭到揭发检举。
“多么下流！”贝不胜嫌恶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图书资料里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文章给您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事不算犯罪，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拚命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揉皱的香烟，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
“那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拿给您看，”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还说出出版年份和地点。
“据说他已被调到西伯利亚某城当省长去了，”尼基丁说。
“太好了。主教准会举着十字架去迎接他。应该找一个同他一样的主教。我倒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个，”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把烟蒂丢进茶碟，然后竭力把上下胡子都塞到嘴里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好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丝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确当，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法律本义。此外他还扼要提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表示歉意，因为他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扬扬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他向枢密官们瞅了一眼，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人在笑，一人在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都没有笑，也没有得意，却露出厌烦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那种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毫无意思。”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根据他的正确理解，给同事们生动地描摹当时开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至。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得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上诉。
上诉就这样被驳回了。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扣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子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是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证实它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企图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希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对这种不合理的事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使他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①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②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觉得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①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②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立场承认基督教义。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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