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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我在铜坊苑五号的家里。
　　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
　　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
　　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2）
【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
　　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
　　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银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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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
　　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
　　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
　　我家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
　　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
　　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
　　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
　　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
　　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他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
　　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
　　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圃里见到他的。
　　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发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言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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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
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
　　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被打倒了！”
　　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
　　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
　　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
　　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下地。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
　　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饨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
　　【她一拐一拐地朝我走来。在这古城墙下，还保存着这几排矮小的泥墙平房，这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伴着她同经岁月的风雨。她要用双手撑着门框才能艰难地迈进门槛。
　　她叫彭玉珍，六十八岁。黧黑的粗糙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记载了她的勤劳和辛酸。她把右腿搁在板凳上，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角的泪花，向我讲述她的苦难的一生。
　　她说，五十年了，许多不懂事的人侮辱她，喊她“瘸子”。她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她不能骂他们。有人问：“老太太，你的腿怎么搞的？”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日本兵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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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孤魂
“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左旋，一种是右旋（卍）。佛家以右旋为吉祥。希特勒以左旋的“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其纳粹旗帜即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一条街道上面对面的两座楼顶，同时飘扬着这两面旗帜。
　　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大屋顶上，插的是纳粹旗帜。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二层青砖楼顶，飘动着一面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的白底红＋字会会旗。两旗遥遥相对，彼此频频呼应。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象征世界上最恐怖的“卐”和天底下最慈善的“＋”竟然手挽起手，这是历史的误会，人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
　　用卐字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倒不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是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希特勒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了侵略和屠杀的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一些。红十字会会旗上的那个“＋”字，原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表示“吉祥万福”和“吉祥万德”的意思。佛教流行于世界，世界需要“万福”和“万德”，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全球性的慈善团体就选中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成的��字作为自己的标记。
　　有黑色灾难的地方就有红色的＋字。魔鬼降临了南京。南京的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万物之灵的躯体。他们的灵魂飞上了茫茫的长天。他们来自泥土，他们要回到泥土中去。大地是母亲。
　　宣扬皇军“武威”的枪还在响，“畏服”了的中国人的血还在流。僵硬了的尸骸和未寒的肉体，一齐暴弃在寒风和雪野中。野狗吞食着五脏六腑！人是兽最好的食粮。
　　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安村三郎在日本兵的簇拥下来到国际委员会。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懂英语。可他偏用日语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交涉。他是胜利者。
　　他是奉命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国际委员会负责立即清理马路上的尸体。因为松井司令官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二是安村三郎本人也必须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委员们立即举行会议。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必须尊重和服从胜利了的日本人。当时决定：安村三郎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但中国方面因为杭立武先生运送文物西行，应同时增加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清理死尸的事，由南京红��字会和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共同负责。在清除以前，须由国际委员会派人与这两个团体联合视察一次。
　　情况非常之糟。城内马路、街巷上堆满了车辆、行李以及乱七八糟的物品，尸体遍地都是，加上秩序混乱，无法招雇人员进行掩埋。
　　安村三郎的态度非常坚决：“清理积尸必须立即进行，否则，皇军司令部是不会答应的！”
　　关于人员和安全问题，他答应由他与日军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人员从难民中招雇，收埋队员发给白袖章，袖章上加盖日军司令部的大印。他说：“安全问题可以保证。”
　　

沉重的＋字
高瑞玉正跪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忽然有人来通知他：“陶会长找你有事。”
　　“什么事？”他问。
　　“埋尸的事。”来人回答。
　　自治会会长陶锡三向红＋字会的人传达了日军命令后，对高瑞玉说：“多招一些人来，快点埋。拨给你两千包洋面粉，到三汊河面粉厂去拿吧。”
　　高瑞玉是从山东流浪到南京落脚谋生的。为了混饭吃，他干上了掩埋死人的行当。他住在小火瓦巷的红��字会里面。这是一座大户人家捐出来的六进大院，堂屋正中，供着关公、观音和弥勒佛，天天烧香点烛，他天天磕头跪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了城，＋字会的其他人都躲进了难民区，他还是不走。他说：“菩萨不走我不走。我一走，菩萨没有人侍候了。我信菩萨，做好事没有危险，菩萨会保佑的。”
　　日本兵冲进了＋字会，他跪到关公菩萨前烧香磕头。五六个日本兵跟着他，他跪下祈祷，日本兵也一齐跪下祈祷。
　　一看他平安无事，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到��字会来避难了，有好几十个。
　　高瑞玉把几十个人集合起来：“＋字会有事情干了，跟着我去埋尸，有吃有住，每月六块大洋零花！”
　　他招了三四十个人。队长是欧阳都麟，瘦瘦的，留八字胡子，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靠着高瑞玉在��字会的关系，他的弟弟高瑞峰分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粥场里卖粥，两个铜板一勺，没有铜板也给。＋字会是慈善团体，救苦救难。高瑞峰一边卖粥，一边宣传：“＋字会招工埋死人发粮食顶工钱，谁去？”
　　“我去！”十七岁的左润德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欧阳队长也在到处招人。炸过弹药库的袁存荣也参加了掩埋队。他是安徽人，南秀村的，安徽会馆边上都是死人，他看不下去：“中国人给日本人活活杀死了，死了还不能安生！”
　　保泰街首都警察厅开车的徐金德和外号叫“小广东”的两个驾驶员，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和黑色的囚车找到了＋字会：
　　“我们来运尸体，要不要？”
　　“正缺车子拉呢，要！要！”
　　掩埋队的人都穿起了蓝褂子。蓝褂的前胸后背上缝了一块圆形的白布，白布上印有一个鲜红的��字，蓝色大沿帽的顶上也是一个红��字，连手臂上也套有白布的红＋字臂章。收尸、掩埋、运输各有分工。宁海路是红��字会总部，小火瓦巷和下关都有分部。
　　南京另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掩埋队。开始人不多，有的怕担风险，有的怕见死人。马车夫崔金贵因为无钱养家糊口，正碰上茶馆老板金通亮，他是个抬死人的“码头”。
　　“你伤好了没得事干，抬死人去。”金通亮劝他。
　　崔金贵说：“我胆子小，怕死人。”
　　“怕啥？干久了就不怕了。去！”
　　崔金贵进了崇善堂，与��字会不同的是白布上写的是“崇善堂”三个黑字，黑字上盖一个长方形的朱红印章。
　　尽管像抓壮丁似的招雇伕役，可马路上的死人太多了，都要拉到城外去掩埋的话，一时来不及。而日军司令部催促“恢复交通”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
　　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叠起来。先从马路上抬到巷子里，沿着墙壁往上垛。鼓楼一带尸体最多，南面的双龙巷和石婆婆巷都叠起了高高的尸架。野狗、野猫和老鼠在尸堆中觅食做窝。一到夜间，犬吠猫叫，阴风凄凄。
　　城内的池塘大多被尸体填平了。山冈和荒地上也堆满了街上抬来的尸体。二条巷口的大北山，曾被人叫作“尸山”，大钟亭、大方巷和江苏路的水塘，都被人叫作“血塘”！
　　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的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血和肉在吱吱地惨叫。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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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鼓声（1）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千家万户的荧光屏像万花筒般变幻的时候，南京市渊声巷三十六号楼上，一对退休了的老年夫妇像往常一样，一人捧着一只茶杯，戴着老花镜凝视着他们十二寸的黑白屏幕。
　　屏幕像魔方般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图像。突然，他惊叫了一声：
　　“日本和尚！他怎么到南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