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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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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们(4)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不顾一切地怒斥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应答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训完,金涌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课长,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是亡国灭种的毒品!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再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他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蹄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都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庠、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或者塞给你一把不能用的日本票子。摊主们手里拿着这些钞票,只好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算了,这些玩意儿都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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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不灭(1)
如果把狭长的难民区比作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那么,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金陵大学就是迎风搏浪的甲板。甲板上,有一根一百三十多尺高的桅杆,桅杆上升起了希望的风帆!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变了颜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开始向中国炫耀它的武力。一九三四年黄叶如金的秋天,南京鼓楼西南角下的日本领事馆,用钢筋水泥砌造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楼一样高的旗杆。旗杆上,飘动着一轮鲜红的太阳!
火球一样的太阳刺痛了人们的眼,也刺伤了人们的心。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激愤了: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让日本人耀武扬威!拿笔杆的师生们手里没有枪杆,他们有拿枪杆的人一样的壮志和雄心。校园的板报上,贴出了一张三十多人联名写的《金大从速砌竖旗杆启事》。一纸启事,唤起了千万颗赤子之心。黄的铜板、白的洋钱、花花绿绿的钞票变成了黄的沙子、灰的水泥、红的砖块和蓝黑色的钢材。沙子、水泥、砖块、钢材与热血、壮志和雄心拌合起来,凝聚成了高出太阳旗十尺的摩天的旗杆。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脊梁支撑着一颗不屈的头颅,支撑着万里长江万里关山万难不屈的中国!
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没有了,但旗杆不倒。难民区的人日夜望着这根高入云天的旗杆,盼望旗杆上升起自己的太阳!他们蓬头垢面,头发长得像刺猬似的。不是没有理发的人,是不愿意理。有一个日本军官问:
“你们为什么都不理发?”
难民们说:“没有心思理。”
于是,自治会出了通告,勒令理发整容。但没有几个人听。据说,这是古老的习俗:失土如丧考妣,蓄发以示志哀。含义极深。
他们在盼望。终于,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翼上那个蓝白相间的徽章引起了千万人的欢呼和激动!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吓得日本兵都躲了起来,有的急忙更换便衣,有的赔着笑脸钻进了难民住的房间。而兴奋的群众立即撕掉臂章,撕毁了悬挂在门口的太阳旗!
惊喜而惊慌的时刻过去了,国军的轰炸机没有投下炸弹。日军虚惊了一场,但杀了他们的威风,从此,难民们不戴太阳臂章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日军进占南京的第十三天,全城响起了“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的欢呼声!万众欢腾,奔走相告,街道上人潮涌来涌去,太阳臂章和太阳旗扔得满地都是。人们都争相出来迎接自己的军队!
日本兵恐慌了,他们躲进了难民区。他们要求国际委员会保护。安全区委员答复他们:“只要把枪支缴到中央军校,我们负责你们的生命安全。”日军连连点头。
这一天死了五个日军士兵。据说,有五六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决心复仇。这天上午,他们埋伏在中华路的一间地下室内。地下室有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情景。步枪在窗格子上依托着。渐渐地,响起了一阵皮靴声。过来了,五个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人正从中华门进来,向内桥走去。
“叭!”“叭!”“叭!”一阵枪声,一人一枪,日本兵全部倒下了!四个被抓的民伕惊魂刚定,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发了疯似的朝城内狂奔高喊:
“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
一呼百应。一个接一个喊,一路喊过去,群情振奋!很快,由中华门喊到了难民区。有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鞭炮,“咚——啪”的冲天炮,像机关枪一样响的百子炮。日本兵一听,以为中央军真的进城了,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衣。难民区中躲藏的中国士兵,有的准备组织策应,但派人出去一侦察,才知又是虚张声势。
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兵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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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不灭(2)
这一天的袭击使日军胆战心惊。当时,日军攻城的大部队已向江北和安徽进击,留在南京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了数千人。势单力薄,思乡心切,加上城郊四周常有便衣队伏击,日军的士兵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们身上带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有的换上便衣,出城向上海方向逃跑。有的日军在半夜里惊叫起来,他们梦见中国兵打进来了,便大声呼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来了!”一个人喊,所有人都会跳下床就跑,边跑边喊,黑暗中互相开枪。据说,这样的骚动有好几次。
就在日伪们兴高采烈地在鼓楼庆祝自治委员会成立的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十几个在夫子庙饮酒的日本兵被便衣队的手榴弹炸死了!没有死的日军流着眼泪说:“中央军大大的有,我们回不到日本了。”这时,街头巷尾盛传着中央军要反攻南京的消息。惊恐万状的敌军随时准备逃命,他们向自治会提出要一千套便衣。
穿便衣的中国兵发动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教导总队没有撤退的官兵把埋藏的枪都挖出来了,他们在难民区内举起了义旗。一共有几百人,乘着天黑,他们如猛虎下山,一齐冲进了敌兵驻守的铁道部,激战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天亮了,日军重兵包围。暴动失败了。几百位勇士流尽了热血。他们的姓名大多无从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春,是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们是耸天的桅杆。他们是希望的风帆。
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
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
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那些肢体健全的人。
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
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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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1)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瞎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
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
第二天上午###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
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我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
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
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像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往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跳下去。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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