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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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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有的人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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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滔滔（2）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淹死的和被日军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做风帆站在上面。卫士向他高喊：“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
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
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
“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他手脚都麻木了。江上的西北风吹得他浑身瑟瑟发抖。
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
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他的几个士兵。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三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流下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淞、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它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涌去。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江水滔滔（3）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戳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道：“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士兵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做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士兵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
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
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米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
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人当即沉没了，有的人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
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人谈起了这场败仗：
“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
“坦率地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
“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
“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
“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
“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军刀出鞘
十三日一早，已经躲入安全区的汽车司机徐吉庆，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响声，便出门探出头来。一看，不得了！马路上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手里举着血淋淋的长刀，端着枪的鬼子正在砸门，门上用粉笔写着：“××部队”“×××部队”。
正当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叭叭两枪，华侨招待所门口的###人倒下了，徐吉庆连忙缩回脑袋。
刘修荣不敢出来，他听到外面打枪，就用被子蒙着头蜷曲在床上，他才十六岁，他怕。
门被砸开了。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就往被窝里戳。刘修荣肚子上被刺了两刀，疼得哇哇地叫。哥哥听到弟弟的哭叫声，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弟弟，三四把刺刀刺过来，还打了一枪，哥哥死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四十五岁的韩老六吓坏了。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都被砍掉了头，刚刚结婚的二十岁的儿子小斌被刺得哇哇直叫。韩老六发疯似的冲过去想救儿子，几个凶恶的日军在小斌的肚子上捅了三刀，又把韩老六扔进了水井，还砸下去两块大石头！
十二月十三日，是日军进入南京扫荡战的第一天。城东和城北还响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溃退的国民党守军有的还在抵抗。市区的马路上，败兵们丢下了许多军服、枪支、背包、刺刀和火炮。太阳旗已在南京的城墙上飘扬，胜利了的皇军正在发扬它的武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上午十一点，一队日军冲入了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瘦高个子的美籍教授费吴生和另外两个金发碧眼的外籍委员赶忙迎上去好言安慰，还小小地招待了一番。一出门，他们就变了脸。一伙中国难民一见日军就慌忙地奔跑。枪弹齐发，二十个无辜的中国人倒下了。五十岁的社会学博士贝德士惊愕地责问杀人者，日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跑。”
其实，跑与不跑都是一样结果。躲在永清寺石榴园中的一群难民，一动不动地被杀死了四十六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押到司法院后，被机枪扫射和烈火烧死。被绳子捆绑着的难民要跑也跑不掉，等着他们的是被杀戮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刘柔远在去难民区躲避的路上，见到了一千多人被日军看押着，臂膀与臂膀都用绳索缚在一起，有西装笔挺的，有长衫拖地的，有光头赤脚的，有穿衣戴帽的，也有的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突然，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了，子弹打着人的身体，立刻着起火来，遇难者在地上翻滚呼号。
还有更残暴的事情。长江边的棉花堤旁，日军的一个伍长和一匹军马在激战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鬼子从地洞里拉出十三个老百姓跪在墓前，用东洋刀一刀一个地砍下十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并摆在木板制作的墓碑前面。头颅旁搁着两束黄色的野菊花。这是我去棉花堤采访时，目击者钟诗来提供的。
从这天起，南京没有了光明。下关电厂的工人们都躲起来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助理福田和马浏虽然在使馆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旭日旗，但晚上只好在蜡烛光下欢庆他们的胜利。冈崎胜男大使和福井总领事打开了罐头和酒瓶盖，向原田熊吉、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举杯庆贺。
“今天，我的支队打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加上装甲车歼灭的以及各部队抓到的俘虏，共消灭了两万多敌军！”旅团长佐佐木说。
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烛光像鬼火般的摇曳着。
这一天晚上，日本列岛也喝醉了酒。帝国陆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引起大和民族的狂欢，全国举行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人涌向皇宫，高呼“万岁”。日本的夜空升起了一万个“太阳”。侵占是人心理上的一种欲望。
南京在“太阳”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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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将领们（1）
松江失守！昆山失守！上海失守！打了三个月的沪淞会战以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而告终。败下阵来的国军们四散逃命。被炮火和弹雨打得破破烂烂的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失了血的白太阳更加苍白了。散兵们蜂拥般地沿着沪宁线撤退、撤退，撤到了离上海六百里的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
高举着红色的太阳旗，日军不停地追击。
两个太阳朝着一个方向运动。
南京危急！蒋介石立即召集他的高级幕僚研究对策。一阵由远而近的飞机尖叫声响过后，紧接着是不断的爆炸声。城内不知什么地方又挨日机的炸弹了，这座坚固而美丽的楼房也有些微微震动。八月份以来，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蒋介石和他的办公机构大都转移到地下和郊外了。
作战组长刘斐是个稳健派。他慢吞吞地说：“日军利用陆海空的优势包围南京，南京不宜固守，我主张象征性地防守一下后就主动撤退。”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点头赞同：“应该这样。”
蒋介石神情严肃而茫然。他抬头转到总参谋长何应钦面前。何应钦以矜持老成闻名。他先说刘斐的意见“有道理”，但又说需要研究，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最后一句是：“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
两天后继续开会。人比第一次多了几个。
蒋介石笑着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德邻兄，你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不主张防守。从战术上来说，南京是个绝地，无路可退，加上我军新败之余，士气不振，还是撤退为上。”
穿着深蓝色呢军服的德国首席顾问哇啦哇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言辞很激烈。他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牺牲。
没有人说话。有人叹气。蒋介石的神情显得有些忧虑和伤感。
唐生智忽地站立起来，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南京非固守不可！沪淞一战，我军损兵折将，若再失首都，将何以向四万万民众交代？将何以对孙总理在天之灵？我意坚守南京，誓复国仇！”
正患阿米巴痢疾的警卫执行部主任唐生智说的这一番激昂的话，使沉闷的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蒋介石阴沉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其实，唐生智已经摸清了蒋介石准备固守南京的心思，又经他任用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的极力撺掇，他自以为下了一着好棋。
果然，蒋介石亲切地叫起了唐生智的号：“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
事不过三。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上，蒋介石一反忧虑而严肃的神情，坚定地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寝所在之地，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我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没有人附和。“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
还是没有人作声。蒋介石看了看四周：“如果没有人来任卫戍司令长官，那只有我来负此责任了。”唐生智打破了沉寂：“军人以身许国。委员长如果没有预定人选，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
就在蒋介石赞许唐生智“好”的时候，李宗仁心里明白：唐生智是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分兵权，以作日后争权夺利的资本。自一九三○年唐生智讨蒋失败后，一直没有兵权。警卫执行部主任是个负责构筑国防工事的角色。曾经拥有两湘重兵的唐生智，因为不满何应钦等当权派的统治，所以积极投靠蒋介石。对于南京的防守，他认为日军不会不顾国际舆论真正进攻，也可能采取攻而不入的办法，迫使中国求和。
蒋介石也有他的盘算。叫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自己就可以脱身逃离前线，还能利用一下唐生智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再说一星期后，西方国家将在布鲁塞尔按照九国公约的条款举行会议，他们可能会对日本采取一些强硬的行动。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如果不出面干涉，汪精卫在中山陵的公馆里与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正讨论着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守一下南京可能促使日本作些让步。
国军的将领们（2）
中英文化协会的礼堂里，华灯齐放，觥筹交错。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和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他显得信心十足。放下酒杯，他讲话了：
“卢沟桥事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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