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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日本兵追到洞口，哇啦哇啦地喊你出来，还用砖头往洞里砸，你没有办法，只好抖抖索索地出了洞。日本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你拖到马阿訇的家。三个日本兵把刺刀在床前一搁，逼你脱光衣服。你害怕死了。日本兵一个个都很凶，他们像野兽一样发疯。你不敢哭，也不敢叫，你怕床边上三把雪亮的刺刀，可你还是惨叫了，他们是畜生啊！
　　母亲来找你了，她在外面一声声地叫“小英”。你说，你母亲当时五十多岁，她是大个子，大脸，两眼很有神，你像她。她疼爱你，从不打你骂你。你听到母亲喊你，你不敢答应，你身上有一条狗在咬你。
　　你说，你母亲找到清真寺门口时，被一个日本兵抱住了，也拖到了八号马阿訇的家。那个日本兵又强奸了你的母亲！
　　你说，这一天，你父亲被抓伕抓走了，你和母亲回到家抱头大哭，哭到昏过去。你们想用泪水洗掉蒙在身上的羞辱。
　　你知道，那时候，南京的许多母亲和姐妹都遭到了和你家一样的灾难。这天大的耻辱，是用秦淮河水也洗不尽的啊！你家东面的白下路中国银行旁边，两个日本兵把一个青年女子剥光衣服，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往内桥走来。那位姑娘突然挣脱日军，跑到桥上，纵身跳下了秦淮河，被浊流淹没了！
　　她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妇女，她没有进难民区。日本兵几次来她这里纠缠。有一天，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在桌子边上，桌上放着纸和笔。几个日本兵一进门，见她干净漂亮，都很高兴。她拿起笔，写了“日本兵”三个字，日本兵高兴得拍手大笑，都围着桌子看她写字。她不慌不忙地又写了“是禽兽”三个字。写完，面不改色地放下笔。日本兵大怒，一阵乱枪将她打死了！
　　这是一位刚烈的女性。不知你有没有听到过八府塘小学一个女教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给很多被污辱的姐妹报了仇。因为日本兵几次要强奸她，她气极了，她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支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找她了，她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鬼子。后来，她也被日军杀害了！我想打听她叫什么名字。可到了八府塘小学，东问西找，年轻人中竟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
　　好了，快到中午了，你还要烧饭。噢，还要问一句，你那个送给人家的妹妹后来找到没有？
　　

第三封信：致一个被凌辱的女人（2）
有机会我再来，好不好？
　　

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1）
袁大娘：
　　你好！我见过你，你也见过我，可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那天，你用滞呆的眼神直愣愣地瞪着我。我呢？在乘你不注意的时候紧紧地盯你一眼，看你的神态、表情和形象，我极力想从你身上寻找五十年前十七岁的“小七子”的模样。不是我不懂得礼貌，我是怕你受到刺激，怕你犯病，怕闲人们围着看你。因为，你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正常的情绪和正常的思维，你会做出反常的举动来。所以，我，一个陌生人，不敢惊扰你。自然，我非常同情你和尊重你，虽然你蓬乱着花白的头发，穿一件蓝底小白花的布衫，黄脸上长着一对满是皱纹的三角眼，木然地站着，使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病人，一个精神病患者。你得了五十年的精神病了，你受尽了屈辱，你失去了青春和尊严。你还记得吗？是凶狠的日本兵逼得你发了疯，你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受害者。
　　最早，我是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登记表》上认识你的。
　　表格上这样写的：
　　袁××，女，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汉族，无业，南京人，一九三七年住后半山园，目前健康状况：精神病。
　　受害事实：日本兵进城时，袁当时十七八岁（已结婚），在上富贵山拾柴火时，被日本兵发现。当时她女扮男装，日本兵把她上衣剥去，看出是女的，后又将衣服全部剥光，从富贵山游街到太平门，后有人给她一件衣服遮羞，回家后感到难为情，服毒自杀，经灌肥皂水，总算活下来了，但后来得了精神病。
　　听人说，你父母在清凉山，是菜农，家里穷，你是老七了。你六岁的时候就到袁家当童养媳了。袁家也是种菜的，也是穷人家。你小小的年纪，一来就拣柴、挑水、种地。那时你梳一根独辫子，冬天也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上面穿一件破棉衣，下身是一条破套裤，缩成猴子似的。天冷，你哭，你说“我想妈”。小伙伴们一起躲在草堆里，陪着你这个“小七子”流泪，你还记得吗？
　　你这一辈子受尽了苦。种菜、打柴、挨冻、受饿，但日子总是太平的。谁能想到你十七岁的那年，那个苦可是说不出来的苦，是不是？
　　那时是冬天，日本兵进城不长时间，外面乱，家里没得烧了，你穿着丈夫的旧棉衣，戴上一顶破帽，背着一只竹筐去拣柴火。你知道，日本兵见到女人，会像狼一样地扑过来的。那时，南京的许多妇女都女扮男装了。有一次日本兵抓伕，他们把民伕一个个地捆起来时，发现有几个人胸脯鼓鼓的，撕开衣襟，露出了白皙而丰满的乳房。日本兵淫荡地大笑，在民伕队伍中一个个地全身搜查，脱帽子、摸胸脯、摸裤裆，将搜出来的几个妇女扒掉衣裤，在墙壁上像“大”字一样地用钉子钉住四肢，还在阴户里塞进木棍！
　　你也没有逃脱魔掌。你在富贵山上拣柴草，筐子快满了，你还想多拣一点。几个日本兵走过来，问你话，你不答。他们打你，你还是不说话。一开口，你怕暴露少女清泉般的嗓音。日本兵生气了，他们撕你的衣服，他们吃了一惊：“花姑娘！”
　　他们伸出了黑色的魔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野兽撕碎了花瓣！他们又用刺刀在你的脖子上试了又试，你吓呆了！日本兵又把你赤身裸体地押下山游街，你又怕又羞，你低着头，浑身战栗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你是冰清玉洁的一尊雕像！
　　你是弱者，你怕人讥笑，怕无脸见人，所以你服毒自杀。你也是强者，当肥皂水进入你的肠胃，生命女神再次卷顾了你。你活下来了，顽强而痛苦地又活了五十年！
　　你是幸福的，你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你住进了新村公寓，这里曾是你种菜的地方。虽然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女都尊重你、体谅你。你常常做出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钻到垃圾堆里去拣脏东西？拣来菜皮、瓜皮和烂泥，满满地煮上一锅，再煮上一锅，给谁吃呢？那天我来看你，你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破伞、木棍和装有煤灰的蒲包，你把它堆在漂亮的阳台上，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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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2）
我在问你，大家都在问你：拣这些破烂干什么呢？
　　你嘴上喃喃地说着。说什么？
　　噢，你在说过去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你说吧，大声地说！
　　

不安的“安居”
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

人人过关（1）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
　　“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头上戴着帽子的男人，都被日军抓下帽子扔到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拉贝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奔跑。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拉贝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
　　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
　　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
　　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
　　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
　　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
　　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
　　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给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
　　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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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过关（2）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
　　“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
　　“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
　　“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
　　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还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拿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站在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又为它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在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做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伕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
　　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被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