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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诗序》说，“《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任国君。他的父亲郑桓公，《史记》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郑国开国比较迟，却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桓公后来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斩杀于骊山。武公即位后，不久就灭掉了郐国，郐国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后裔在中原地区所建诸侯国，在两周之际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县、新郑、郑州、禹县一带，武公灭郑后就迁都到刽国的都邑，改名为“新郑”。武公后来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件小事，当时武公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立为太子，一个叫段。但太子是倒着出生的，吓坏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段出生时很容易，武姜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武公生病临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请求武公废太子另立段为太子，但被武公拒绝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边风影响的。所以，《毛诗序》所说武公“善于其职”看来不是虚言。
　　《缁衣》歌颂了武公如何礼贤尊贤，给他做缁衣，坏了重新“改为”，旧了另外“改造”，不适宜了，另外“改作”；贤人没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费的商品房（馆舍），贤人吃饭不方便，武公亲自打发人把饭菜送上门。所谓“三敝而三锡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礼记》引用孔子所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礼记》还有《缁衣》篇，记录了孔子的话：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2）
在郭店楚简出土的《缁衣》简中，这一句则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美与贤意思都差不多。可见孔子对《缁衣》的重视。
　　自古以来，亲贤臣，远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关系十分看重贤与不肖的区分。
　　《论语》中子路问治国之道。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雠之。贤者怨之，不肖者雠之，怨雠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亲身领受过这种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虽然不得势，但倒会生乱子，今天给你一小鞋，明天给你使绊子，明里搞不过你，暗里总有办法。
　　《说苑·君道》载汤问伊尹任贤之道。伊尹回答：
　　“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道忧，下无邪恶，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好贤则进贤，恶恶则退罢，如此则“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孔子于三代兴亡治乱之际熟谂于胸，故于善善恶恶之关系自格外措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也载景公问晏子为政之患，晏子答以“患善恶之不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有入矣；不善进，则善无有入矣。”
　　孔子认为，善恶是互相敌对消长的，由此以见好善恶恶之不可稍怠，其与为政治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小人进，君子则退缩，没有别的原因，显然是君主用小人之才而不用君子之德。小人巧于迎合并且显得颇为殷勤，挟其长处善于投其所好。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也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其刑辟之繁省与其能否好贤恶恶，亦即能否求贤得贤用贤有一定关系。奸臣当道，恣意妄为，滥用刑法，法又管不着，礼也莫奈其何。而且，一个政府的官僚机制总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小人多了，势必占据了大量资源，阻塞了贤人的进身之路，而关键的是，小人在位，极大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所以，君王须有真正的好贤恶恶之心，怀切实的求贤若渴之情，而后方能得贤；得贤而能真正用贤，然后才能“刑不烦而民咸服”。
　　说到缁衣，还想起《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褝缁也，以褝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这故事是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缁衣，就到路上去找，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缁衣走过来了，他就跟上去，说，我今天丢了一件缁衣。女人说，你丢了缁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身上的本来就是我自己做的呀。这个人说，你不如快些把衣服给我。我丢的是双层的缁衣，而你身上的仅仅只是单层的，用单层缁衣顶替双层缁衣，你还不划算吗？
　　先秦时，人们喜欢拿宋国人说事，在许多典籍记载中，什么样的蠢事都让宋国人做了。这故事中的宋国人，倒还不蠢，算盘打得很响，这种人要是去做官，会不会成为一个贤人呢？
　　应该说，贤人政治作为古代一种理想的为政之道，并非现代人所说的一无是处，它建立在“明君”的基础上。但是，衡量你是不是贤人，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关键取决于明君的判断和选择。好比今天认不认可你是人才一样，关键取决于领导，而历史上的明君却实在不多。
　　现代人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细节决定成败。《缁衣》中人君给贤人做衣服，说来事情很小，但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出人君待人之诚，用心之真。一个小小的缁衣，往往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心。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往往只是那么一念之差，但事关进贤、退恶，关涉事功之成败，邦国之治乱，这能不能给现代人一些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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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3）
读《郑风》，有一点颇为疑惑，十五《国风》中，郑风21首，是所有风中篇章最多的。而《郑风》在人们眼里一直又是名声不好的。原因在于孔子说了，“郑声淫”。
　　《论语·阳货》中说：“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卫灵公》也说：“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郑声”几乎一直被视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成了一切不好音乐的代名词。
　　“郑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郑声是不是就是郑风？
　　很多人以为，郑声就是郑风，或者郑声就包括了郑风。宋代朱熹就认为，“卫风，男惑女；郑风，女惑男”，把郑卫之风统称为淫诗。这种观点遭到了后来人的反对，而这些被认定为淫诗的其实都是情诗。
　　其实，淫诗也好，情诗也好，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古者诗、乐、舞三位一体，这自然没错。但是，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谱成流行歌曲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孔子说“郑声淫”的时候，已经到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诗经》的创作时代早已过去，春秋时代的引诗用诗都不是创作。
　　我们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开始，就可以知道，郑声与郑风其实是两回事。
　　季札观乐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啵�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颂。这个顺序与今通行的《诗经》顺序有些不一致。具体到《郑风》时，《左传》载：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曰”字后面是季札的评论。季札既然称“郑声”“美哉”，可知“郑声”仍属“和”的范围。唯其如此，才可能使包括魏文侯这样政治上颇有作为的人都感到“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桑弘羊认为“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嵇康也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既然如此，“郑声”又何以“淫”呢？原因就在于“郑声”过于细腻，突破了“中和之音”的标准。孔子称“郑声淫”，“淫”者，过也。正如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中所说：
　　“《论语》‘郑声淫’，淫者，声之过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滥于乐曰淫声，一也”。
　　从上述评价来看，都只涉及郑声即音，而没有涉及歌词即郑诗。当然歌词好听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季札评乐的标准是“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侧重音的“度”，认为音乐也须有节制，有节制的音乐便是“中声”，反之则为“淫声”。
　　季札的音乐修养是很高的，《左传》中唯一一次演唱全部《诗经》的就是季札出使鲁国这一次。另外，魏文侯对古经古乐也是有很好修养的，《礼记》记载：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欣赏古乐一会儿就累了，而欣赏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这是因为郑声是一种新的音乐，否则魏文侯不会将它作为“新乐”与“古乐”进行比较。在魏文侯时《诗经》创作早结束了，他所听的音乐无疑是根据《郑风》重新谱的曲，是春秋后期兴起的新音乐。
　　同样，孔子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不仅能欣赏、能奏唱音乐，还能“正乐”。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曾两次把“郑声”与“佞人”相提并论。所谓“佞人”；就是能言善辩、巧言令色之人，亦即孔子所说“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佞人”口才非不善也，却正借此可“覆邦家”，“郑声”乐调非不动听也，却正借此可“乱雅乐”。如果孔子说郑风淫，为什么他还要编郑诗呢，还教弟子学诗呢？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4）
可见，“郑声”原本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被称为“新声”的“靡靡之乐”、“亡国之音”，与《郑风》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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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仲子：是兄弟阋墙还是墙头马上（1）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
　　读《诗经》学史，常让人哭笑不得。且不说，在《诗经》的解读中，宋人反汉人，清人又反宋人，今人又反清人，反来反去都以为自己比古人高明，都自以为回到《诗经》时代。单因为一句“郑声淫”，致使淫诗（情诗）说大行其道，弄出许多笑话来。
　　读《红楼梦》，鲁迅先生说，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没想用到其实读《诗经》，早就有了道学家看见淫，现代情诗专家看见爱情了，这比起《红楼梦》来说，要早得多呢？！
　　这一首《将仲子》原本是一首关于兄弟阋墙的诗，到了现代学者眼里生生成了什么“热恋中的女子唱起情人的诗”了。
　　他们真的看见什么了吗？没有，其实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只看见了一个“墙”字，就立即联想起“墙头马上”、“约会西厢”之类爱情小说来了。
　　因为一个“墙”字，诗就成了这样唱的了：
　　求求你呀，小哥哥，
　　不要再翻我家的后花园了，
　　不要再压伤了我的杞树，
　　并不是我爱它，
　　而是怕我爹娘的闲话
　　哥呀哥你可要记住
　　爹娘的闲话，
　　让我害怕呀。
　　诗中的男子显然就成了这样一个偷情高手了，而学者们想像出来的“少女”，无疑又是一个崔莺莺，或者李千金了。
　　你看，这《将仲子》里面的崔莺莺多么楚楚可怜呀，既盼望情人夜夜与自己厮守，享受巫山云雨，颠鸾倒凤的幸福，又因为害怕父母、兄弟、旁人的闲话，口里轻轻地跟情人枕边低诉，下次不要再来啦，踩坏了我家的树倒不打紧，惊动了老爹老妈、大哥小弟、街坊邻居可就麻烦大了。你没听孟老夫子都讲，“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众口铄金啊，你没听说隔壁的阮玲玉妹妹就是这样死的呀，死前还写了四个大字：人言可畏。我至今还胆颤心惊呢！你没看见前门的关盼盼姐姐，就因为那个多事的白居易放了个屁，就绝食死了呀，我好害怕了。说着，就直往情人赤裸的怀抱里钻。
　　我由衷地佩服起现代人的想像力了。其实，这首诗后面还可以接上一句男子的对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岂不更妙？！
　　不过，正当人们同情“少女”在付出了纯真爱情又得不到父母兄弟邻居的理解时，正当人们借此大力批判“封建礼教”扼杀人性、阻断爱情之时，现代的登徒子们的手段更高明了，一个短信、一个电话就可以免去无数次逾墙爬树之苦了，也免去了崔莺莺们对飞唾成河的担忧。
　　人言固然可畏，但我觉得人心更可畏，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不仅仅一句话而已。人言杀不死人，人心才吃人不吐骨头。现代人的心比三千年前好不到哪里去。
　　依孟子所言，在三千年前，既然这些崔莺莺们的做法为父母、国人所不耻，我怎么可能相信，诗中的少女还敢把自己的“丑事”编成了歌来唱呢？即便不是少女自己编成的，是旁人编成的罢，这样一种违背“礼教”、为人们所“贱之”的幽会偷情的事情有可能被“正人君子”们写成诗、谱上曲到处传唱吗？孔子在教授《诗经》之时，会把它当成爱情诗来讴歌？真令人匪夷所思。
　　孔子是那么伟大的圣人，可三千年来，你听说过孔子的爱情吗？三千年来那么多儒门弟子，既然想讴歌爱情，为什么不写一首歌颂孔子的爱情诗呢？
　　古代连爱情的概念都没有，何来爱情诗？好比我们现在倘若没有革命的概念，会写出革命诗来吗？现在有一首歌，叫做《香水有毒》，现代人怕是中了爱情的毒了吧。
　　

将仲子：是兄弟阋墙还是墙头马上（2）
还是让我们回到《诗经》吧。我宁愿相信这是一首含有政治意义的诗，是刺诗，而不敢相信后人的“创新”。
　　《毛诗序》说，“《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
　　诗序所言，有本事可证。《左传》开篇所记第一件大事便是有关这位郑庄公的，后来选入我们的中学课本，叫做《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
　　郑庄公就是前一首《缁衣》中所歌颂的郑武公之子，是郑国的第三任国君。庄公的母亲武姜生庄公时，难产，史上说是“寤生”，也就是正常的出生应该是头先出来，而庄公是倒着的，脚先出来，把一个武姜吓得要死，从此便不喜欢他。后来，武姜又给庄公生了个弟弟，叫段，段的出生很顺利，武姜也就喜欢这个小儿子。武姜很想立段为太子，但武公坚持原则，临死都拒绝了女人的请求。庄公即位后，武姜仍然不死心，先是帮小儿子请封到一个叫制的地方，这是一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去处，庄公很巧妙地回绝了，另封了一个叫京的地方给弟弟，于是这个弟弟便有了京城大叔的称号。
　　这个时候，祭仲，郑国的国相便出面劝止庄公，说京这个地方不能给段，因为违反礼制了。但狡猾的庄公借口母命不敢违，还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来，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实，庄公早就胸有成竹了，只等着弟弟自触红线和地雷。
　　果然，因偏爱而生溺心的武姜还蒙在鼓里，而庄公弟弟因为有母亲做后盾，自然更加放肆，胡作非为。先是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继而私下里打造兵器、训练士卒，准备伺机攻打郑国。愚蠢的武姜还答应作小儿子的内应。这中间，还有好多人看出来了，都来劝庄公，其中有一个还说了硬话：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你要是再不管，那就请允许我去效忠你弟弟算了。可庄公还是无动于衷。
　　等到他弟弟起兵的日期一定，庄公的线人早就把情报传递过来了。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兵攻打弟弟，迫使弟弟出奔共，去做一个流亡寓公了。
　　这就是著名的“兄弟阋墙”的出典。
　　诗中的“仲子”就是祭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