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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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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样表述可能更符合实际。被称为“第一次产业”的中国农业，是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业。这里说的是互相联系而又区别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分类，那么，我国农业可以称为“第一次产业”；一个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前途提出的经济工作的任务，那么，可以说，我国农业正面临着产业化的任务。两者不可混同。因而提出“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是完全适当的。分了类不等于产业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内参送上去后，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姜春云和主管体制改革的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分别对艾丰递交的内参做了批示。姜春云的批示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从理论到实践把“农业产业化”说明白了，说得很正确，说得很明确，建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李铁映也做了类似的肯定。
这样，艾丰的文章于《经济日报》1997年3月24日的《理论周刊》公开刊出。
人们随后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听到###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地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艾丰长舒一口气：“‘农业产业化’不仅仅是概念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它出现之前，农村的改革是单项的、分散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单项的改革，还没有把农业、农村作为一盘棋在市场经济下运作。只有农业产业化是整体改革，能把过去的改革整合起来。我总结，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三句话。第一句话：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收入？第二句话：根本途径是把农民引入市场。但是，现在以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方式进入市场海洋，不是淹死就是呛水。所以要有第三句话：‘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市场海洋里顺利航行的大船。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实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人们一下子都能认识到的。”
小城镇和城市化（1）
1997年起我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各种东西都多，都难卖，一系列经济难题随之出现。如何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决策层关注的大课题。1998年8月14日，一份刊有长文《小城镇大战略——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的《经济日报》经济内参清样，摆在了国务院总理###的桌子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艾丰。
艾丰提出，难题出现不是偶然的，乃是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农业滞后的必然反映。人口多，土地少，规模小，效益低，弱势的农村经济进入市场，必然吃亏。这样，农民收入低且提高缓慢，就是必然。９亿农民购买力低下必然制约全国的购买力，全国购买力不旺，极易引起市场的过度竞争，“价格大战”必然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也成必然。名义上是12亿人的市场，实际打了很大折扣。在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外资以强大竞争力进入我国市场，实力薄弱且处在转轨期的国有企业，在狭路相逢的搏斗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些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总之，在“二元结构”下，必然是一头农村劳动力过剩，一头城市工业品过剩，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在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形成良性循环和资源优化配置，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问题。
艾丰认为，再不能就工业看工业，就农业看农业，而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看，工业的出路也要到农业中去寻找，农业的出路也要到工业中去寻找，用工业促农业，用农业促工业。“两个难题一起解，两篇文章联起做。”而把工、农，城、乡连成一体，最重要的战略性措施，就是加快农村城市化。
艾丰说，我国经济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达到６０％以上。按照以往的速度发展，将很难实现这个要求。
他尖锐地提出：
我国城市化主体是农村城市化。多年来我们研究农村经济的时候，始终注意“体制载体”，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近年来又注意研究农村经济的“经营载体”，总结了“农业产业化”经验。但始终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即城市化方面，研究不够。今天，不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就连像湖北襄樊这样一些地方，县级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崛起和迅速发展，都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了。它们已经为我们在农村城市化方面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现在是需要政策和对策及时跟上的时候了。
艾丰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必须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发展小城镇，从战略看，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体任务；从当前看，是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他说，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乡镇企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需要”、“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的需要”、“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需要”、“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的需要”、“全面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大市场的需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需要”。
文末，艾丰再次呼吁：“今天我们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提出来的，而且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具备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很需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来深化认识，并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对策。”
朱总理读罢艾丰长文后，建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对此进行深入的调研与评估。
桂世镛、魏礼群分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找了很多人，花了一个多月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写了一个正式的评价报告。
报告说，艾丰同志的文章对我国工农、城镇关系问题，现代化与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严重滞后的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对小城镇建设可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八个方面需要的阐述，比较得当；提出把工业与农业、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两篇文章联起做”，把小城镇建设放到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的建议，颇有见地，值得重视。国务院研究室进一步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小城镇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建议在1999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家发展计划、投资方向和政策指导上，对农村小城镇建设应从全局出发予以统筹考虑，使这件事情逐步落到实处。
小城镇和城市化（2）
艾丰的建议，就此纳入高层决策的总盘子里。
1998年9月17日和18日，《经济日报》在头版连续刊载了艾丰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关于小城镇和城市化问题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艾丰以更为口语化也更为直截了当的语气重申了上述观点。这次“宣传”的效果，为艾丰始料未及。
后来，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韩长赋告诉艾丰：他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齐随###同志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农村工作，在为总书记准备讲话稿的过程中，###同志说，最近艾丰同志在《经济日报》发表过一篇“对话”，很有参考价值。于是我们见到总书记讲话中有了“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的内容。正值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这一动态引起中外关注。
更令艾丰欣慰的是，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
据说，大会对文件的修改，就是加上了这几行字，其余未动。
艾丰评传
登高疾呼为富人？
第一节指点中国富人前途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网民孟波
有一个被聪明人羡慕的傻子，被全国著名的聪明人、著名富人羡慕的傻子，名叫年广久。傻子年广久，是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大浪淘沙，沥漉英雄。
曾几何时，当年声名显赫的十大风云人物，如飘飘秋叶，零落成泥。如今，十“室”九空，仍活跃在一线者只有傻子一人了。
年广久的名片，全国独一份，上面写着：“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会变，得不偿失。——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这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年广久把自己与邓小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理所当然，这张名片成了年广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护身符”。年广久用这张名片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改革先锋”的英名。如果他不能保住自己，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便全军覆没，连一点面子也没有剩下，那更会令人兔死狐悲，百感交集。
年广久挺立着！而与其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却风流云散，比他后一辈、后两辈的致富先驱，亦如飘零落叶、雨打浮萍——牟其中、禹作敏、吕梁……一连串曾经震耳欲聋的名字，曾经是中国富人的代表，他们中甚至有人获得过“中国首富”的荣耀。但在转瞬之间，又黯然失色，甚至于下狱、自杀、破产……
富人榜几乎与囚犯榜相连，为此曾有一段年月，富人们均感觉不妙，人人有一种潜在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尽管他们之中有的精明，有的狡诈，有的狂妄，有的故意装糊涂，但都从内心深处渴望摆脱阴影、求见光明，往往远离关注的人群与目光，独自一人暗舔伤口……
不管多么艰难和曲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正在形成和发展。老百姓通常把他们看成富人阶层。因为他们“新”，因为他们故事最多，因为他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争议，所以，他们成为在社会中被议论最多的人群。
于是，专家学者、企业家中的精英，也包括普通老百姓等社会人群总是从各种角度思考中国富人的优劣、得失、福祸。
痛析“两恨文化”（1）
党的十六大刚闭幕一个多月，积累多年，筹备了五个月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京开幕，这是中国首届企业界领袖年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和总编辑牛文文说：近六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大大小小不下30个会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在为这次盛会热身。
据称，这个会议将能给企业家们带来福音。
北风呼啸，寒意袭人。
时值12月20日，零星的鞭炮声偶从天空炸响，一掠而逝，一些急着过“洋年”的年轻人，已乐滋滋地在街头竖起了圣诞老人。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备受瞩目，这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顶级富豪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第一次盛会。来参加这两天会议的有400多位著名企业家、10多位地位显赫的政界人士、200多名传媒人士。
许多人的发言都载入了史册。
北大名教授张维迎：“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许多政府部门的行为，不是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是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环境，使企业家无所适从……
“现在国家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税收监管，这个政策是令人振奋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制，如果一个税收体制下百分之###十的人都在逃税，就说明这个税收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设计税收体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说富人要纳税，但同时又要调动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富人都不愿意投资了，穷人也不会有好的生活，要想损害穷人，最好的办法是杀掉富人……”
张维迎的话音刚落，举座皆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对张维迎教授这一通高论，产生共鸣，竟也一反稳重的常态，大发感慨。
“我办企业至今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跟我同台领过奖的有很多著名企业家，但今天回想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言出其不意，语出惊人，乍一听，还会以为有点教唆性质：“让他去骗，不骗怎么能防他呢？市场经济不是要求圣人来做的，原则上鸡鸣狗盗之徒足矣。只有制度可以使骗人的人受到惩罚，道德才能发展，新兴的商业道德才能建立……”
两天会期一晃而过，人们极其关注大会的闭幕式。闭幕式上艾丰作了演讲。
艾丰发言，没有重复别的专家、学者对法制环境及富人自身素质的批评，而是由自己的兴奋点出发，从宏观上谈了“四个一个”的观念。
第一点，一个历史性的宏观思考。最近我天马行空地思考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勤劳、勇敢、智慧的
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干了五千年，干到了1949年，我们干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概括：一穷二白。如果中国人不是勤劳的而是懒惰的，不是勇敢的而是懦弱的，不是智慧的而是愚笨的，那么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恰恰相反，这个结果我们怎么来回答它？
艾丰的回答是：中华文化光辉灿烂，但中华文化也有严重缺陷。权力文化、人才文化、财富文化，都有严重缺陷。比如，人才文化的缺陷是“对干事的人求全责备，对不干事的人委曲求全”。财富文化的主流有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这个思想本身就是违背财富增长规律的。传统文化中的缺陷，使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理念，艾丰称之为“两恨文化”——恨能人、恨富人。“两恨文化”是阻碍中
◎艾丰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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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析“两恨文化”（2）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富人是有形资产的代表者，能人是无形资产的代表者，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翅膀。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顽固存在的“两恨文化”就如同两把剪刀，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个翅膀不断剪掉。
接着，艾丰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缺陷的拨乱反正。
第二点，一个核心性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成为我们尊敬的伟人，就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这个问题，并且抓住时机，以财富观为核心进行了实质性的拨乱反正……
往下，艾丰转到了现实和对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理解上。
第三点，一个破天荒的理论突破。2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英明。中国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于是老的问题又以新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看待这些新富人，是不是出现了两极分化，是不是应该打倒这些加引号的“新生资产阶级”？……
###同志提出的“###”和十六大报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对待财富和正确对待富人的观念，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破天荒意义的重大突破。
最后，艾丰把话头直接转到富人——企业家阶层的身上。
第四点，一个新阶层的神圣使命。为什么在这里说了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企业家直接相关。企业家首先是能人，他们不仅自己能，而且能够使众多的能人发挥才能。企业家还是富人，起码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承认：创造更多财富的人自己也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两恨文化”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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