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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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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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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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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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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1）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无处销售。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６年徘徊，进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长；棉花产量再也没有接近过1984年那个高峰；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停滞；城乡收入比由1983年17∶１到1993年253∶１；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少了喊，多了砍”的怪圈。如何继续前进？
山东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探索，让人眼前一亮。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扑面而来的农业产业化热浪及其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强烈地感染着艾丰，激发着他写作的灵感。
回京后，经过长久的思考，艾丰同记者潘承凡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就“山东潍坊农业产业化述评”三篇大稿，即《必由之路》、《造就一种新关系新格局》、《更广更深更实的思考》，于1995年12月11日、13日、14日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连续登载。
艾丰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光写新闻报道是不够的，写一般的评论甚或是评论员文章，也是不够的，一般要写一篇有足够分量的社论，而且题目要用大字眼。于是用了《论农业产业化》这个庄重的题目。社论发表于《必由之路》见报的同一天，1995年12月11日，位置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篇幅是2600字，四分之一版。这篇社论分析和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各个问题。
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农村改革两个发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出现之后，需要一种把以往的发明联结起来，总体提升农村改革的方式，农业产业化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
农业产业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包产到户多年不变，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把千家万户的分散农民和越来越大的市场相衔接。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发展龙头企业。简言之，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使之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阐述“农业产业化”（2）
社论和报道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总结性的突破，艾丰着眼于农村经济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环境“两个不能变”这一前提，鲜明地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一气的大市场之间”联结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提法上的突破，艾丰套用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产业化”。后面这句话现在也流行了。
1996年1月12日，###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
明确提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这句话，对《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
一气的大市场之间”相衔接的表述，做了改进，“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相对称，修辞上更好了，更上口了。
《人民日报》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系列稿件发表及其被中央领导认可，极大地推动了潍坊等地模式在全国的推广。
1996年，艾丰到了经济日报社。当年，一位副总编辑开会回来，对艾丰说，有人给中央写信，提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以后不要再提了。
艾丰闻言一惊，###的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为什么会错了呢？“不行，让这个提法被认可，我是始作俑者，这事我要搞清楚。”
通过组织他了解到这是摘登了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给中央领导的信访简报。信中讲到报刊上当前一些提法不科学，其中第一条就是“农业产业化”。
这位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的理由是：农业本身就是第一产业，还要提什么产业化？在理论上、逻辑上不通。艾丰决心辩个明白。
为此，艾丰找来了西方《产业经济学》原作进行研读。要从理论上讲清问题，需要寻根溯源。
一查书，有重要发现：外国学者最初说的是“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在第一、第二、第三后面都有个“次”字。所以，这里的产业概念，不是简单的顺序概念，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的区别，而是产业自身生产过程的区别。第一次产业的属性是直接取之于自然。第二次产业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农民生产棉花，是第一次产业。工人纺织棉花，是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部门，比如服务行业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在中国，已经把“次”字省略了，简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好像变成了顺序性的排序。
艾丰很快写就内参《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报送中央有关领导。文章提出：
三次产业的概念，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第三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的时候，以“倒推”的方式“追溯”出来的分类方法，即给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工业以“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命名。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不仅已经工业化了，而且农业也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而是“工业化”了的或“产业化”了的农业了。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一次产业”的那个农业，并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不是指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农业，也不是指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即不是指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而是指这些国家当时已经产业化了的农业。
三次产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提出来的概念。目前我国虽然引进了这些概念，但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达到全面符合这个概念的水平。正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我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还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状态一样。不了解名词概念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许多问题会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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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3）
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都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次产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虽然是直接对大自然的第一次加工，但是它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因之这个“第一次”还不能合格地和“产业”联结起来。我国的农业实际状态，虽不能说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但也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产业，至多也就是一个过渡状态。我国农业今天还并没有产业化，因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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