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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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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依托于自己的哲学功底，利用了新闻文化的素质，然后开拓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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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4）
他说：“新闻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新闻工作是以万变应万变的职业，而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学好哲学，就有可能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新闻是浅层次、高频率、多次重复的工作，这对深入研究问题很不利。但从研究问题来看，新闻工作也有三个优势。第一，综合。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人物，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才能看清和说明的。第二，超脱。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地位的局限，使一些研究者带上片面性，不能抓住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而记者的‘屁股’是‘猴屁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可以冲破地位和部门的局限。第三，主动。狭义的记者是没有研究任务的，于是他可以不受外来压力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依托这三个优势，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了解客观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善于抓住要害，而不是面面俱到，‘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尔’。第二，在形成自己成果的时候，它必须注意传播的效果，要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和理解。这两点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记者的研究抓住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而作品又容易被上下左右所接受。”
以哲学为基础，新闻、经济，再加上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结合和融合，这就是艾丰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他的方法论的特色。这也许就是李德民评论艾丰“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的真谛了。
第二节开经济述评先河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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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1）
《21世纪人才报》记者撰写的《中国财经记者难当重任》一文这样评价艾丰：
中国的第一代财经记者……代表人物是艾丰，这一代财经记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起云涌，大家渴望进行经济上的改革，但全民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和常识，因此，这一代财经记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代财经记者则……
1986年底，艾丰担任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当时的经济部是由工商部和农村部两个部门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亲自参加了经济部成立大会。艾丰在会上发表了如下就职演说：
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指当时的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指当时的农村部），证婚人就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要两地分居——办公室还不能合到一块。
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三个条件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新闻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最多只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这也就是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的起点。
艾丰虽然年过40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问题，转轨财经报道，但是凭着他的专注以及悟性，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体裁、内容和方法方面勇于突破，经济报道取得了极大的独创性成功。
蹩脚的经济报道记者，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人不愿看，外行人看不懂。”艾丰说：“为什么‘内行人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
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思考，再把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构剖析，提出启发性甚至指导性的办法，这是艾丰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艾丰的报道备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向何处去”
1979年4月的一天，艾丰去北京市城建部门采访，想写一组反映北京城市建设成就方面的报道。在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的四位处长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他们就说：“欢迎！听说记者来，我们各处都开了会，大家叫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希望你能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至于成就方面的材料，在谈完这方面的情况后，你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好，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适合公开报道还是适合发内参，我都想了解。”
“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至关重要。可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目前还不明确，关键在于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没处理好，大量地在城区内建设污染严重的企业项目。如果北京没有了蓝天碧水，只有废渣、废气，只有膨胀的人口、拥挤的交通……”
无意中就撞到了一条大大的“活鱼”！艾丰听了他们的反映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碰到了好题材，尽管是“说反话”的题材，但艾丰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应粉饰太平。听了几位处长的全面介绍之后，艾丰为此又采访了企业、机关等许多有关单位，认真倾听各界人士对北京如何发展的各种看法。经过深入调查后，他写了内参，题目很吓人，叫做《北京向何处去》。当时这篇文章的初稿措辞比较激烈，而且点了许多单位的名，后来，经艾丰进一步加工后改了题目，加强了分析，即形成了《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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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2）
内参刊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四条方针，即“四条指示”。北京定位不要作为经济中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经济概念就是工业）：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要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全，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要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艾丰写的内参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陈云。中举话筒者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艾丰认准了的事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开始把重点放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上，主要是想搞明白中国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发展蓝图，才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1981年到1983年间，只要是城市建设研讨会，即使是没有报道的任务，艾丰也尽量参加，以至于一来二去竟也成了“专家”。通过阅读、摘记、分析和归纳，艾丰不仅对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有哪些？二、这些问题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1982年12月24日，艾丰借参加和报道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他写的述评《重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副题是《改革城市体制，解决“条条”“块块”矛盾，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述评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几个亟须关注的问题：
城市在四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
建设城市只是发展工业吗？
城建就是盖房子吗？
城市发展只与城里人有关吗？
……
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应该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建中的实际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正是把城建单纯地理解为发展工业，使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变得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正是把城建单纯看成盖房子，忽略了城市的基本设施，使一些城市能源紧缺、交通困难……
文章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对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首先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把矛盾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每个居民都可以感受到住房、交通、能源、污染、人口等方面的尖锐问题，城市的“超负荷运转”，“市长管厂长，厂长管社会”的体制，“城市规划墙上挂，不如首长一句话”、“挖挖平平平平挖，平平挖挖挖挖平”、“有楼住不进，有线电不通”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这篇述评发表那一天，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还在举行，会议秘书长拿着报纸，在全体会议上全文宣读。与会者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参加会议的一些城市的领导同志和城建工作者，还在寻找报纸，要带一份回去。
追踪报道城市建设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收兵。随后艾丰又在《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城市在呼唤改革》、《不只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是整体才有活力》以及《小城镇是个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的经济报道，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直接推动了北京及其他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他撰写的1983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创首都建设的新局面》，现在读来仍发人深省：
人们常说，搞建设如同在祖国大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作城市建设这幅“画”，要用钢铁、水泥、砖石、玻璃，一旦“落笔”，便难更改。因此，建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随意“涂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3）
北京缺水问题述评
艾丰回顾自己从事经济报道的历程时，自豪地说：“经济报道包括其他写作，我一直在力求创新突破，中国媒体上的经济述评是我着力最多的一种体裁。对如何写经济述评，不谦虚地说，我有不少首创。很多人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前，所谓的述评就是综述，把一些东西堆到一块。而我把述评变成了新闻、通讯、评论为一体的一种综合体，就使其变得可操作性很强、政论性很强，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很强，成为集中强势的一种综合体。”
艾丰有两本新闻作品选集，1985年以前的作品选集名为《思考的笔》（1987年出版），1985年以后的作品选集的书名就是《经济述评自析集》（1994年出版），可见他将经济述评放在了自己写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思考的笔》一书的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这种思考、探索、追求，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集《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部集子收录了艾丰48篇主要为述评体裁的作品，在每篇作品的后面基本上都有一篇作者的“自析”，目前被新闻界认为是研究经济报道特别是述评式报道的范本。
依笔者之见，追根溯源，艾丰真正的第一篇这种“四像”又“四不像”味道的述评式作品，是在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北京缺水问题评述》。它堪称艾丰突破新闻报道写作旧模式的一个代表作。
艾丰在山区待过，对那里的缺水状况有着切肤之痛。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然后再做猪食用水。农民们平时不洗脸，城里来的知青不能洗衣服，洗衣服要带进城，或者到很远的水库去。最干旱的季节，他们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可是一到城里，人们对水的浪费却随处可见。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艾丰觉得这件事必须呼吁一下，于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悉心研究，方才命笔。
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客观来讲是人们经常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艾丰写来却扣人心弦。开篇时艾丰列举的事实就很让人触目惊心：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北京供水，密云水库去年秋季已经停止向天津送水，为此，国家不得不花大量投资，引黄济津，到天津的水每方合一元多钱。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用水，京郊水库从去年6月就停止给农业供水，为此，郊区1981年粮食减产16亿多斤。大兴县芦城公社因缺水稻谷减产一半。社员说：“一吨水，到我们这儿就是一吨稻谷。”
你可知道：北京市一年用水量为47亿吨，而1981年6月至今年6月这个年份，只有可用水32亿吨，欠缺三分之一。
北京市水利局领导同志告诉记者：郊区84座水库，绝大部分没有蓄上水；十三处一个流量以上的大泉已经干枯。我们驱车田野，亲眼看到干沙刺目的河床和无水亮底的引水渠道。史书上有过记载的十三陵九龙池，如今是乱石一片；元初郭守敬“白浮引水”的白浮泉，现在只能从干燥的沙土中挖出那些当年口吐清泉的石雕龙头。
北京有些地方已经尝到了缺水的苦头，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人们把锅放在龙头下面，夜里锅一响，赶忙起来接水，满楼叮当乱响，呼号喊叫，影响第二天上班。住楼的人不得不添置水缸。甚至管水的市水利局大楼，去年夏天有一度二楼都上不去水。
件件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水，必须重新认识水，不然，是要受大自然惩罚的。
接着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即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进行了论述：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称赞艾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他谈的，但他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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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4）
这篇作品的特色，就是把确凿无疑的情况和事实，充满感情的描写和呼吁，冷静深刻的分析和归纳这三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了，既给人感性的激动，又给人以理性的认知。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牢牢地记着，特别是在北京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篇发自二十四五年前的作品。
多侧面报道
艾丰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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