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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新闻界感到震惊的是，与以往笼统地强调坚决打击各种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加强廉政建设的报刊评论员文章不同，这篇重头文章，用专门的段落向自身敲响了警钟：
　　还要指出的是，沈太福为了蒙骗视听、虚构神话，罪恶之手也伸向一些新闻单位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并部分地得逞。我们要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教育，使大家都能恪守职业道德，杜绝“有偿新闻”，维护党的新闻事业的崇高声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决心在杜绝“有偿新闻”、加强廉政建设方面起带头作用，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予以监督。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话外之音，直指人民日报社内部。
　　事实上，《人民日报》与长城公司事件确有瓜葛，经济部和艾丰首当其冲。因为长城公司当时的主要罪状是“非法集资”，《人民日报》关于长城公司的报道客观上为它开展非法集资制造了舆论。而介绍长城公司的两篇重要报道和文章都按照分工发表在经济版，经济版稿件的签发权首先在艾丰手里。
　　这是始料不及的。对于长城公司，艾丰在签发报道之前特别询问过记者，记者汇报，这是主管部门抓的典型，并且拿出主管部门的文件。肯定长城公司的文章是一位著名人士写的，应该更没有问题了，但问题还是出现了，而且案件很大、很轰动。先是与长城公司直接打交道的两位经济部记者涉嫌受到审查，再往深里挖，自然就想到掌握版权的艾丰。按照一般的逻辑，没有领导参与，是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的。
　　检察院采取了“闪电战术”，在拘留一位记者之后，立即把艾丰约到检察院“了解情况”。路上，艾丰还天真地想：“这下好了，可以帮自己部下把情况说清楚。”到了检察院，艾丰按照自己的思路，首先为记者“说情”，认为记者拿了长城公司两万元钱是因为政策界限不清，自己原来虽然不知道内情，但也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然后又介绍这位记者的工作成绩……他当时并不明白检察院的真实意图，这些话其实都起了反作用。谈完话，检察院送艾丰回报社，但不是让他一个人回去，而是派了一个检察官陪着。到了报社又立即叫经济部三个副主任和部办公室主任一起返回检察院，不给艾丰和他们对口径的时间。几个人一齐去了检察院，分别谈话，一直到夜里10点多钟。几个人回来向艾丰谈到谈话的内容，这时艾丰才恍然大悟：检察院是对着自己来的？！
　　第二天、第三天，检察院的人不断找艾丰“了解情况”。艾丰索性就跟他们挑明了：“我清楚了，你们不仅是怀疑我们的记者有问题，还怀疑我有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们，我和长城公司一点直接接触都没有，都是我根据记者的汇报作出决定。长城公司的报道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了解到它是主管部门支持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典型才签发报道的。如果你们要查我，我没有办法，但我肯定没有问题，劝你们不要耽误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案子需要你们处理……”
　　艾丰这么一说，检察院的人不再来找了，但并不是就此罢休。据知情人说，检察院曾经有人想对艾丰立案侦查，但考虑到艾丰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目前手中的材料又不很过硬，一下子进入司法程序有些唐突，就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给党的纪检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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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栽”进长城案（2）
中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两个人进驻人民日报社，查艾丰的问题。这两位同志内查外调的时间跨度是两年，一直到1995年秋长城公司结案后，艾丰的问题才做了结论。
　　审查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1993年刚刚创刊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曾经要了长城公司三万元钱的赞助作为启动费。杂志是由经济部主办的，艾丰又是社长。给赞助费的时候，沈太福耍了个心眼，他告诉经办的记者说：“两万块钱要发票，一万块钱可以不要发票。”意思是暗示其中不要发票的一万元钱，个人可以“秘”起来。艾丰不懂其中奥妙，就按这个办法办了。钱收下了，但杂志社只给长城公司开了两万元收据。案发之后，调查的人自然就怀疑这一万元被艾丰贪污了。
　　要说清这个问题并不难。当时，各个部门都有些创收，经济部也有一个小账本，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收赞助款三万，交款的经办人有签字，艾丰也有签字。三万元的用处也记录得很清楚，两万元杂志社使用了，一万元用于装修经济部的会议室和买了一套音响，艾丰本人一分钱没取。但要证实这个问题，必须交出经济部的小账本。艾丰迟迟不想交出它，因为怕又引起部门的“小金库”问题，况且那又是一本“豆腐账”，自己管了几年，也没有认真清理。
　　“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后来迫不得已，艾丰只能交出账本了。
　　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后来，艾丰常常向人说起。
　　要交出小账本，自己就要首先把账目搞清楚。所谓账本，就是一个横格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着入账和出账。所有的现金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子里，进账把钱放进去，出账把钱拿出来。还没有算账，艾丰就告诉副主任们，现在剩下的现金有多少，报完了现金存量再去算账。没想到，一核对，麻烦来了，竟然多出来一万元钱！花了一个星期的晚上反复核算，还是多出一万元钱来！按照会计学知识，账目是“逢多必少”，多出来钱，就意味着少了钱。没办法，艾丰只好找到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帮助清算一下。第二天，吴长生告诉他，一万元钱找出来了。原来有一笔收入只是一个条子，粘在账本上，艾丰算的时候把它作为单据而没有当收入项目计算在内。
　　一万元终于找出来了，账本一分钱都不差。部务会议的成员又审查了一遍，大家签了字，便交到中纪委的同志那里了。中纪委调查组又通过他们的会计核算后，与艾丰谈话，弄清了他们搞不清的账目记录上的问题，最后确认，艾丰本人不仅没有一分钱的问题，而且奖金收入在部内也属于中等。
　　中纪委的同志有些不解地问：“你这么大的干部，直接管这些钱干什么？”艾丰说：“不是我愿意管，开始部里有点集体稿费，我说放在办公室。办公室的同志说，我们的房间来的人太多，丢了不好说。您的办公室就您一个人，还是放在您那里。就这样，我就把钱管起来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麻烦。”
　　1993年、1994年、1995年，经济部担负的宣传任务非常艰巨，艾丰一方面要接受审查，一方面又要出色地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艾丰仍然保持着平静、乐观、热情、积极的心态。许多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或看不出来，那时他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和难题。
　　总书记的赞许
　　长城公司这件事跨越三年时间，最后终于平息了。
　　人民日报社领导找艾丰谈话，表示问题清楚了，就是把提拔他的事耽误了。
　　艾丰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受到影响。1991年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时候，颁奖之日要求每个获奖者说出自己最欣赏的一句格言。艾丰的格言是：“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这是他的经历给他的感悟。他回顾，到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25年，那么拥有什么呢？官位没有，普通记者；工资102元；住房是跟别人合住的……如果看这些就没劲了。他的劲头来自这句话——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其他的权、名、利也重要，但不是最高的。这样想，劲头就来了。
　　

差点“栽”进长城案（3）
长城公司事件之后，在许多人看来，艾丰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而是永久地失去了被提拔的机会。在他受审查期间，几位新的副总编辑从外面调入了，而且年纪都比他小。但艾丰明白，自己工作并不是为了一个官位，他依然努力工作着。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他的名著《总编辑手记》中，有一篇写于1995年8月24日的《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谈到：
　　8月21日的评论员文章《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艾丰同志用两个小时赶写出来的，受到了江总书记的重视和表扬。今天一版头条的评论员文章《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看待国有企业》，也是艾丰同志在昨晚用两个小时写出来的，比前一篇更有深度。这两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
　　快，是新闻的生命。快速反应，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拖拖拉拉，慢慢吞吞，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是新闻工作的大忌。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如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邓拓等，都是倚马可待的快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是质量，时效一失，质量再高也大大贬值。以这两篇评论而言，如果按常规行事，讨论、研究、立提纲、打草稿，很可能每篇都要花一个星期。那样，即使写得再好，也非受批评不可。现在一赶，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发得正逢其时，这种时效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范敬宜的点评恰如其分，艾丰更是记得当日的情形。1995年8月，###总书记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了一段重要的讲话。宣传口负责人通知，《人民日报》要组织文章。时为下午3点多，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接到通知着急了，找到艾丰后说明原委，要求尽快写一篇评论。还没有回家吃饭的艾丰回答说：“好，晚5点交稿。”他马上开始动笔，两小时内按时完成了任务，把评论交来。总编辑范敬宜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这篇评论《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评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天，正逢###总书记会见新加坡客人吴作栋，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说，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可以看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评论。
　　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记录了这个过程，并从新闻业务的角度作了深刻的评论，但对艾丰当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以保证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作深刻阐述。
　　丁关根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无照经营”的故事，也说明了他的心态。
　　《人民日报》的夜班总是由一位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值班签发版面的。一度由于副总编辑配备不齐，人手不够，三位编委包括艾丰也被排进去轮流值班。后来新任命的副总编辑们来了，编委就可以不再值班了。艾丰找到范敬宜说：“新的副总编辑都到任了，我是否不再值班了，不然我就是‘无照经营’了。”范敬宜说：“他们新来，中央领导同志让他们先不上夜班，你再不上，那就全由我上吧。”艾丰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好吧，我就‘无照经营’吧。”
　　艾丰连续值了40天夜班，心情平静地进行着“无照经营”。除了完成任务之外，他还有突破。值夜班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当时《人民日报》是一天出8块版，有6块是要夜里审定的。从夜里10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先要审定6块版的版式，然后又要对6块版的大样进行初审和终审。艾丰为了提高报纸的鲜活性，搞了一个“当夜配评论”。版式定了以后，他看哪一条消息有比较深刻的内涵，就告诉编辑，画版样时留一块“空地”，他要马上配一篇评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电脑上写作，40多分钟以后，他把成品——录有评论稿的磁盘交给编辑上版。一位了解《人民日报》历史的老夜班编辑说，这种由值班总编当夜配评论的事例极为少见，只有“文革”前副总编陈浚做过一次。
　　

差点“栽”进长城案（4）
一位新来的副总编知道他“无照经营”和当夜配评论的事情后，对艾丰说：“你的做法，对我们的灵魂是一个震动。”
　　艾丰能够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工作，但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艾丰发起和指挥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但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思没用在办报上。”“万里行”活动本身就是新闻工作中的一种创造，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但不做深入思考的人，一听这话就会觉得很对呀，整天忙着搞活动，还有多少时间管版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放到更重要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呢？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里当然感到不痛快，他想：“我搞‘质量万里行’并不是为了表扬和提拔，但总不该反倒成为自己的‘负数’吧！”但怎样为自己澄清呢？找领导去谈？向周围的同志解释？这些都不是艾丰的性格所愿意做的。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年底，报社编委会要求每个编委会成员做一次两年来自己工作的述职报告。他决定，要在这份报告中认真为自己“评功摆好”，把自己的工作全貌写出来，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说法。属于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部分，他列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自己亲自写的新闻作品，两年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开报道、评论、内参共104篇，约15万字；第二方面，作为经济部主任，研究中央方针政策，落实到新闻宣传的选题和版面的设计，组织报道，修改稿件，还有部内的工作改进、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第三个方面，作为编委完成编委会交给的任务，包括代表报社参加国际会议的任务；第四方面，以“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和名牌战略活动为主的社会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和对新闻
　　改革的意义。把各方面做的工作集中起来一看，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了，两年来竟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仅其中的第一方面，两年来在《人民日报》发表104篇共15万字的稿件，就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才能达到的工作量，而艾丰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工作呢！
　　◎1995年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考察人民日报社，邵华泽社长向他介绍艾丰。站起者为艾丰。
　　1996年春节前夕，艾丰把述职报告送交了社长邵华泽同志。他想，社长春节期间值班，抽空可以看一看。没想到，社长邵华泽当天就看了，看完之后又转呈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丁关根同志。
　　春节前，腊月三十，丁关根对艾丰述职报告的批示传回报社。他对艾丰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并希望艾丰注意劳逸结合。丁关根同志特意向艾丰和他的家属致以春节的问候。
　　艾丰是个要求不多的人，这几句批语让艾丰很快慰也很激动，因为理解是最让人动情的。
　　

总编成败任评说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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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1）
披荆斩棘是最能让艾丰兴奋的事情，历史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机会。
　　1996年4月，艾丰调任经济日报社任常务副总编辑，6月“扶正”，担任了总编辑。任命通知是经过中组部、###联合调查之后，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这意味着艾丰得到了党的最高层次的肯定。他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特别是在经过这么多挫折。那一年，他58岁。
　　当时他写了一首到任感怀的诗：“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呈风流。”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想好好作为一番的心境。
　　其实，他更感到一种压力。这压力既来自信任，也来自他面对的任务。虽然他搞了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但现在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类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一张报纸，面对的是拥有过杰出前任的报纸。谁都知道，接手一个烂摊子不容易，但接手一个高手领导过的单位更加不容易。要在这样的单位担任领导，继承前任的优点已经很难，还要在很高的水平上“创新、发展”，这谈何容易！
　　《经济日报》创刊于1983年，它的创建者、第一任总编辑是安岗。安岗何许人也？早年从家乡天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8岁担任晋察冀《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解放以后，1948年组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担任副总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重点建设工程的报道，因其特色和深度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安岗式报道”之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又在《人民日报》创办了《市场报》，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他思想的超前性。他办报以点子多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