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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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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他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学者型记者向经济学家的“软着陆”。
有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评价艾丰：“长期兼有新闻和经济两个学科的优势，锻炼了艾丰独到的思维方式，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客观，又有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做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自然，他的许多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艾丰对此评论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一个头衔是著名记者，一个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他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个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把你发挥作用的时间延长，把你所拥有知识的作用放大，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许多人羡慕艾丰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这第三次选择是一个基础。
特立独行，“傻事”频仍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
——艾丰家训
毕业论文风波（1）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古希腊一位哲人流传千古的名句。
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也！这句话之所以会成为名句，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多少莘莘学子是因为“爱吾师”而屈从和趋同了老师的主张，然而放弃真理而爱吾师的结果，要么最终“淹死”在老师的盛名之下，要么成为谬误的帮凶和打手。
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爱吾师，更爱真理”，这个人就是艾丰。这还得从艾丰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说起。
艾丰是“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怎样组织答辩，学生如何答辩，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系里就决定先搞一个典型试验，然后推广。因为艾丰在班里是高才生，即被选中头一个答辩。
艾丰的硕士论文《论宣传性现象》洋洋洒洒竟写了七万言。四位老资格的答辩委员和艾丰的导师、著名作家黄钢，看过论文之后，对其中的概念和阐述，只有一位略表赞同，包括导师在内的其他四位，都表示“不敢苟同”。
艾丰的论文开头说：“在记者的面前常浮动着一团迷雾，使记者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至于陷入陷阱或者陷入误区，这团迷雾就是宣传性现象”。
◎1981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新闻研究生毕业合影。二排右三为艾丰。
一位答辩委员是很权威的老记者，看了以后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怎么没看见这团迷雾？”
一些老同志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像“反馈”这样的词汇，都有反感，更何况艾丰在论文中毫不谦虚地自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像“宣传性现象”等，这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艾丰要论“宣传性现象”，答辩委员们说：“没看见就没办法了，你造的这个词谁能看懂！”委员们的意见几乎一致，要想论文获得通过，必须改换一个题目。
这使得艾丰既紧张又无奈，但这个概念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有事实做根据。
“我用新概念是因为不能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什么是宣传性现象？我下面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北京燕山石化竣工后外国人来参观，参观到污水处理池时，外国人都惊叫起来，伸出大拇指说：‘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一群鸭子在里边游来游去。污水净化到可以养鸭子，世界上还没有，而中国居然能够实现，奇迹！记者就拍了老外叫‘好’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一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人告到了周总理那里，说这是弄虚作假，燕山石化污水处理得是不错，但是仍然有气味，不能养鸭子，外国人参观的时候把鸭子抱进去，外国人走了就把鸭子捞出来。这就从新闻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总编辑问这个记者，你为什么写假报道？那么这个记者会感到非常冤枉，怎么是假报道呢？鸭子确实在水里边游了，外国人确实说‘好’了，我如实报道了我所看见的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说我是假报道？如果说不是假报道，它确实又是假报道，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假报道’。”
“这不就是一个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吗，还用绕那么多圈子！”老师们显然对他的理论仍然不予肯定。
“是真实性的问题，但我是探求为什么会发生不真实的问题。我是想把存在的现象和完整的事实区分开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能用我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鸭子在水里面游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完整的事实，我将其命名为‘宣传性现象’，就是有些人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制造的一种现象。给它这么一个定位，然后才能研究种种规律……”
艾丰“口若悬河”解释了一大堆，而老师们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更谈不上认可了。在论文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上，和老师们“顶了牛”，看来，只有改换题目一条路可走了。但是艾丰并没有被说服，他不甘心放弃这样一个好题目。于是，在系里的帮助下，又和答辩委员们进行协调。当时论文答辩的原则是：没有政治上的原则错误，论文有创新，能够自圆其说，在学术观点上和答辩委员的看法不一致，不应该构成不通过的理由。根据这个原则，双方达成了“妥协”：艾丰可以不改变题目，但要进一步完善论文，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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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风波（2）
艾丰冒着风险继续完善着自己的论文，他觉得老师们的否定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使自己的思考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随后，他补充了“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基本原理：我们判断一个现象是否是事实，要看现象和本质是否对应。鸭子在水里游，如果和污水处理水平相联系，它是不对应的，因而不能说它是事实，但如果和该单位的浮夸作风相联系，它是对应的，那就是事实。
根据现象与本质相对应的原理，他提出了两类六种现象的理论。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事物特有现象，一类叫做宣传性现象。事物特有现象分三种：正象、歪象、废象。宣传性现象也可以分为三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然后他用“脸红”来说明这两类六种现象。健康的脸红反映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现象正面反映了本质，所以它是“正象”；肺结核发烧也脸红，但现象歪曲地反映了健康状况，所以它是“歪象”；脸冻得通红，跟健康与否无关，现象与本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是“废象”。这三种脸红都是脸真的红了，所以都属于事物特有现象。而宣传性现象则是人为制造的：健康不好，脸色焦黄，但搽上了胭脂，脸色变红了，掩盖了真实状况，就是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演员上台，但如果不化妆，灯光一照会显得惨白，搽上了胭脂才会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脸红是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还有本来很漂亮，搽上胭脂以后更漂亮了，这样的脸红就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美国总统竞选，人们看到的许多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
他指出，对这六种现象看不清，常常会导致报道上的错误或不真实。比如一个地方粮食丰收了，可能是因为那一年风调雨顺，结果却用丰收来证明当地的工作怎么深入。其实丰收在这里对工作状况来说只是一个废象，第二年如果雨水不够，产量又下来了。
他提出：对特有现象要发现正象，识别歪象，抛弃废象。对宣传性现象要利用合理的，识破不合理的，分析半合理的。
艾丰的这篇论文由原定第一个答辩变成了最后一个答辩。最后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们根据“能够自圆其说”的原则，总算通过了，但在评语上仍然写了不少不同意见。
二十五六年过去了，现在看艾丰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创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代社会，各种形态的宣传性现象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如何正确对待宣传性现象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新闻界、企业界、文化界、公关策划界，以至于普通老百姓，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由宣传性现象的论述而生发出来的“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观点，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如何判断事实的理论根据；对“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范畴提出了新见解，甚至可以说是新发展，这就更具有普遍意义。
艾丰在谈到他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始末时说：“我感觉我的论文通过不顺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新观点论述得不够严密完善；另一方面，答辩委员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权威人士，他们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已经有现成的答案，遇到任何新的问题都可以迅速归结到他们早已固有的答案之中，对新的见解和新的提法很容易不以为然。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将来成了名，成了某些方面的权威，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一定要看人家有什么新东西，即便不是全新的，哪怕有一点新的都不要埋没，然后用这个‘新’来撬动一下自己的思维，努力让自己的思维也再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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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不就
艾丰被许多人笑为“傻子”，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他做学问的神经比较灵敏，但他对“官位”的感觉却是相当麻木的。
196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即现在的部主任）。当时还只有行政22级的艾丰，居然担任了一般必须要17级以上才能担任的领导职务，这种破格提拔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眼红”了，但艾丰一点知觉也没有，他当时甚至跟人家开玩笑说：“当个台长又怎么样？共产党的官我还不想当呢，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文革”中，这句话成了过硬的批评材料，大字报上质问他：“共产党的官你不想当，难道想当国民党的官吗？”
当艾丰成为新闻界的“大腕”、“明星”之后，常有人问艾丰在仕途之路上是否动过心思？
艾丰的回答是：“身在社会，不可能一点心思不动，但在这方面我是‘弱智’，很长时间不开窍。”至于找门子、拉关系这样的事，艾丰从来不去做，从心底也不屑去做，结果升迁机会“撞了他一下腰”之后，还是离他而去了。
据说，1978年，当艾丰报考研究生，领导找他谈话挽留的时候，就透露了提拔他接班的意图。后来有人要求证实是否有此说时，艾丰说：“当时领导确有让我做接班人的意图，因为我在电台早就是骨干了，‘文革’以后正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高峰期，也缺高学历、年纪轻、有能力的人才。但是有没有正式决定，我自己不能妄说。不过我差点当上###的新闻局局长，确是百分之百绝对真实……”
1984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是通过别人给艾丰捎口信，后来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他的新闻局局长“快到点”了，请艾丰同志过来当副局长，一年之后他退了，艾丰就干正的。
那时艾丰真有一点动心了，因为当时艾丰还比较年轻，而且局长也不是个小官。去还是不去？艾丰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了好多人商量，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同意去的，有不同意去的。最后研究生同学赵相如说了一句话触动了艾丰，他说：“在全国，在北京，局长一抓一大把，但好记者、名记者却没有几个。”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艾丰说：“好！你说得对，我就不去了。”
这位同学的话之所以和艾丰的想法一拍即合，是因为艾丰确实非常想当个好记者，他的记者梦还远远没做够，还想把记者做得漂亮一点。再以后艾丰对新闻业务的钟情再也没有动摇过。
1986年他虽然当了经济部主任，但始终没有放下采访写作专门去做“新闻官”。一直到1996年，他在正厅级原地“踏步”了将近10年。
1996年4月艾丰被调到经济日报社准备接替总编辑的职务。向来喜欢直言的艾丰在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初次见面的大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来《经济日报》？愿意。因为《经济日报》有特色，有成绩，有人才。我搞这么多年经济报道，《经济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发挥舞台。第二个问题，恨不恨《人民日报》？不恨。因为至今为止我做的被社会承认的成绩，都是借助《人民日报》这个舞台做出来的。只有一件事《人民日报》似乎没有满足我，那就是从1986年以来，虽然几次准备提拔我当副总编，但一直没有当成。这一方面是机遇不好，几次都失去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素质在这方面有欠缺。”
他后来特别向人解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绝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想法。
吃亏是福（1）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这是艾丰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艾丰一直是家训的忠实实践者，这确实为艾丰带来了好多的“福气”，但是也促成艾丰做了好多在世人看来的“傻事”。“傻”在哪里？“傻”在做事的时候，只是一门心思做事，对个人的得失风险往往考虑得很不够。艾丰在采访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李云河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同一类人：对一百米以外的蚊子能够辨出公母来（就观察和研究的精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会议。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在全国推行业务职称制度，这自然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在谈到新闻界是否也要评职称的时候，当时劳动部的一位领导认为，新闻界本身就没有什么学问，不应该在新闻界评什么学术职称。新闻界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新闻是有学问的，而且新闻界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岗位，如果只靠行政级别，靠“当官”才能提工资，那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当时人民日报社有一个工资改革小组，想把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记者部找个记者向中央写内参，内参必须赶在工资改革会议之前送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记者部领导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当时担任机动记者的艾丰头上，并且说，他是中年记者，如果没有职称，中年人的待遇就会遇到问题，他有切身体会，做这件事最合适。艾丰二话没说就领了这个“为民请命”的紧急任务。
艾丰抓紧时间工作，他先向工资改革小组全面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初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定稿后署了个人的名字准备上送。这时一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事跟艾丰说，时间这样紧迫，以个人名义写的内参，恐怕中央领导不能及时看到，会误事的，最好以报社的名义上送。艾丰请示了报社工资改革小组之后，到报社办公厅加盖了报社公章把内参及时送上去了。
见到报告后，胡乔木同志很认真地写了两页意见，总体是说新闻界很艰苦、很重要，应该评职称，但其中有一句含义不是很清楚的话：“记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乔木的批示传下来，劳动部不给新闻界评职称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他们抓住了其中那句含义不是很明确的话，提出了一个方案：记者、编辑的最高职称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并把这个意见告诉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劳动部的方案到了###，###的有关领导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这怎么能行？谁让《人民日报》写的信？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处，总编辑李庄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到办公厅一查，是艾丰来盖的公章。这位一向温和可亲的老领导一下子就火了，批评办公厅的同志，什么材料你们都盖章吗？反革命传单也盖章吗？然后询问报社工资改革小组的领导，那位领导一时没弄清缘由，汇报说不记得同意盖章这件事。于是，这个内参不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丰擅自盗用报社名义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了。
报社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新闻界传开了。传言说，艾丰急于向上爬，为取得胡乔木赏识，主动提出方案把新闻界压半级。
报社社长秦川从日本回来，一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召开编委会。那时候艾丰是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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