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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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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2）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争”房子（3）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法对这么多的传言作出解答，他只能忍受。
正好，这时要召开《人民日报》编委会的生活会，事先要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征求对编委会成员的意见。艾丰是编委，自然也在其中。意见征求上来了，对艾丰的意见集中在汽车问题上。“听说艾丰买了一辆汽车，只花了5000元钱。”“听说他的汽车是人家白送的。”“钱从哪里来的？”“希望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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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4）
编委会的生活会很郑重，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中组部、中纪委、中直机关党委、报社机关党委都派人参加。轮到艾丰发言了，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说：“别的你也就别说了，就说说汽车的事情吧。”
艾丰围绕着买汽车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买汽车。因为开摩托车习惯了，觉得自己开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也方便，但摩托车开的时间长了，岁数大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想换成汽车。第二个问题，汽车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水利部门要报废准备卖给个体户的车，他给接过来了。第三个问题，价格怎么定的。到公开的旧车交易市场请人家定的价。一万到两万都合理，他给了最高的价钱两万，对方要一万，后来说一万五，他都不同意，非给两万，就怕人家说占便宜。第四个问题，买车的钱从哪里来的。他出了六本书，六本书的稿费共存款三万多元，买车、修车用了两万五。第五个问题，买了车做什么用。因为他住在报社，上下班不用开车，所以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办公事、采访、开会等。五个问题说完了，艾丰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束语：“用公车办私事，天经地义；用私车办公事，要说清楚。”
艾丰说完，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又找艾丰谈话。“听说你开汽车？”艾丰明白他的意思，就直说道：“不仅是开车，是买了一辆车。”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生活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车子的事算是过了，不过艾丰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里却是酸溜溜的，说不出的滋味。
也有人对艾丰买车表示赞赏的，那就是一直积极提倡轿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他知道了艾丰买车的故事以后很兴奋，就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他认为，新闻界终于有人买车了，买车的人居然是公家可以保证用车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带了个“以私济公”的好头，这是应该肯定的……（几年后，李安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轿车进入家庭》，特意请艾丰写序言。艾丰欣然同意，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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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5）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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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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