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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移动-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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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要飞扬？灰色的日月真的就是那样无法忍受？你是不是迷失人群中太久了？你为什么就不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一切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放到为自己活着的境界，像很多人那样平静地消磨人生呢？你想把自己的经历用理性的线索连缀为某种可以说明的东西，你对于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关切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的关切，所以你才永远处在焦虑之中……但是理性有什么用？你到底在期望什么？你是在期望正义、公理还是自我实现价值？你的全部精神活动因何而起？法国人克劳德·罗阿在萨特生前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萨特不知道他是萨特。”你难道就知道你是你吗？
你不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够和任何人谈的。即使是和王岚在一起，也不是什么话都能够讲。有一些东西———比如痛苦或者幸福———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属于自己。王岚曾经说：“苏北，到目前为止，你是离我生命最近的人。”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你越是渴望无间隙地交流，越是感受到隔膜，灵魂和肉体就像某种被结实的细胞壁包裹的细胞，独自飘荡在同一个肌体中而不能和任何别的细胞结合，它永远这样孤独，夫妻、伴侣和朋友丝毫不能够使这种状况有丝毫的改变，人永远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
太阳从东方升起，灿烂地关照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办公楼前面绿化地里去年栽上的一棵高大的雪松，熬过一个冬天，已经扎下了新根，正在吐露新枝，墨绿的枝桠上长出一层淡绿色的叶芽。阳光先是笼罩了树梢，缓慢地沿着树干移动，最后覆盖了整个林地，绿草像绿宝石一样泛着悦目的光彩。
苏北从敞开的窗户感觉到林地散发出温暖的带着香味的湿气。林地边缘，有一些活动着手脚的老人，把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青菜放在脚边，做着难看的健身动作。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像年轻人那样笑，指点着另一个老人。稍远的地方，高大楼房底下的树木融合成绿色的团块，可以听到鸟儿发出的响亮的叫声。
苏北从来不曾注意到在这个嘈杂的城市里，在他已经工作这么久的地方，还有这么多迷人的景致。
第十三章 永恒的法则
作家苏北对罗伯特·罗森说：“在权力的结构网上，一个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内在质量，也不体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情感状态、人格魅力之高下……只要一个人成了这个符号，那么他的地位、尊严和合法性也就与之俱生了。人常常对某一位领导表现出热爱和尊敬，甚至某种程度的谄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这种谄媚就无可指责，因为权力天生是要求这种东西的，就像是一个人要吃饭，要呼吸，要性交一样。在某种权力覆盖范围以内，你必须给他提供这种东西，它才会维持住生命，才会做它应当做的事情，而你的利益也正在它所做的那些事情之中。”
罗伯特·罗森完全沉浸在谈话里，丝毫没有理会旁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就餐的人因为座位问题和另一个人发生了剧烈争吵，很快就要动起手来。
“这样说来，权力所有者是不是就被完全物化，以至于不再具有任何人格特征了？”
吵架的人已经打起来了。罗森蓦然惊醒，就像突然看见车祸一样急切，要去劝解。苏北把他拉住了。
架打得很惨烈，几张椅子飞到了空中，一块巨大的玻璃窗破碎了，旁边的人怀着很大的快意冷静地观察战场，像是要写出考察报告那样不错过任何细节。其中的一个斗殴者脸上挂了彩，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染红了雪白的衬衫，而他的丝绸领带还被脸色煞白的对方紧紧地揪着，这意味他还要继续承受烟灰缸的打击。幸好警察来了，分开了两个仇敌，把他们带走了。
罗森久久平静不下来，什么都不说。
服务员正在收拾残局，一个中年男人在向留下来的警察说着什么。
苏北解嘲道：“人人都想发作，人人都认为别人造成了自己的苦难。”
罗森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人应当爱人，苏北。”
“那是你们的基督教文化。”
“你们的文化并不是野蛮人的文化，你们创造了这个世界最灿烂的文化……”
“但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化从最开始就摒弃了你说的那种爱人的成分，孔子把‘仁’变成了一种技艺性的东西，成为国君手里的工具……在绵绵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发扬了其中最野蛮的部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这里。”
罗森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不知道他为什么痛苦。
“生活中，令人恐惧或者说能够加害你的事物太多，”苏北说，“这造成了中国人的敏感和敌意。你想———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面对这种由权力凝结而成的令人畏惧的实体，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比如，我们能不能对于权力所有者做道德分析呢？这要分开来看。一方面，权力之于人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思说的金钱对于人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角度，即从权力的角度对权力所有者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不管权力把人变成为何种状态，但是却无法改变权力所有者作为一个人行走人间的基本事实，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角度，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对权力进行观察。这是我们作为思想者有幸得到的仅有的幸福之一。”
罗伯特·罗森有些茫然。
“一个智力只及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得到比普通人高过一倍的智力上的承认，反映的是一种原理，这种原理是从上述第一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权力所有者却被人赋予一种生死与夺的权威性———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所有者的权威，而是来自权力本身，这又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从上述第二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极细微的，既使忽略不计也不能说是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还是把它们区别一下为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罗森说。
“一个素质远在平常人之下的领导者———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由于家庭传统、阅历、悟性的差异，这位领导者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展望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不及普通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人无法胜任领导职责……无情的现实是，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于无数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这些鲜活的灵魂就在这位愚蠢的领导者的低能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出路。”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
苏北用手指点点桌面，罗森会意，就聊别的。
我们必须加快叙述节奏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夏昕和金超在工作上逐渐变得默契起来。
对于夏昕来说，默契起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收缩了对中心问题的关注。就像杜一鸣被开除公职以后，收缩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样。他让自己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是吴运韬的问题，是金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把主管的部门搞好。”现在，他也开始关心经济利益问题了———部门的效益起来了，至少，你可以多拿一些奖金。
对于自己姿态的巨大调整，夏昕给苏北的解释是：“老苏，陈怡跟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单位不过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北久久地看着夏昕，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陈怡继续选择不给自己增添烦恼的姿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态度安详地出现在工作之中。
现在，金超认为和他形成掣肘的，反倒是不做任何改变的苏北。
金超无法忍受苏北眼睛之后的那双眼睛的直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开的敌人的人在极为顺利的时候，考虑问题就趋向于简单，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首先削减了苏北分管的部门，把这些部门集中到陈怡、夏昕和他自己手里；他利用一切方式凸显着夏昕和陈怡的作用，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他问夏昕还要说什么，问陈怡还要说什么，唯独不问苏北……
陈怡对金超说：“你是主持工作的，你要把这个班子的人招呼好，事情要大家来做……”
金超烦躁地打断陈怡：“我招呼得不好了吗？”
“总之矛盾不要激化，金超，”陈怡动情地说，“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金超不认为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吴运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在的环境做任何事情。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吴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某部机关做公务员去了。吴宁报到上班一个星期以后，回到家里和吴运韬说到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吴运韬和他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谈话。
“现在，”吴运韬看着比自己高出半头的儿子，缓慢地说，“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还没有改变过来，尤其是你现在要去的这种公有制单位。单位是你施展身手的舞台，你可以做非常精彩的演出，前提是必须有人真心帮助你，舞美、灯光、音响……等等，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导演，你要理解他的意图，创造性地体现他的意图，这样，你就会把握你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常常说生活是一个舞台，其根本意义在于说明：有一些因素决定着你的演出会不会成功。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因素。我是过来人，有些话我可以赤裸裸地说出来。你记住，在你的生活中，总会有人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比如舞台剧中的导演。导演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天才，也可以让你黯淡在泥土之中。你必须善于利用导演，尊重他，向他学习，掌握他所有的经验……这样，你就会成功。我跟你说，一个导演要是不想让谁成功，他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做到。年轻人不知轻重，以为自己可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做成功任何事情，这很幼稚，你知道吗？这很幼稚。什么叫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善于利用好的因素的人……”
他说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金超，说到了师林平，说到了夏昕和苏北，也不无炫耀地说到了作为导演的他对这些人采取的不同的对待办法。
“我觉得挺害怕的。”吴宁说。
“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把生活的这一面揭开给你看。”
“所有掌握着权力的人都是这样看下面人的吗？”
“所有人。你可能会说，只有在集权社会才是这种样子。不对。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支配别人命运的力量。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这种力量：夫妻中的一方，一个老板，一个资本家，一个乡长，一个党支部书记……世界很大很复杂不是？但是简单说来实际上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换句话说：有力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和被别人支配命运的人。当然，一个人往往会是双重的角色，他在支配这部分人命运的时候又在被另一部分人所支配，比如我……”
他说到邱小康。
“所以，善于不善于在被人支配的情况下演好自己这出戏，是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可回避的人生基本问题。……表面上看，我是在为邱小康……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交换原则。要利用好这个原则。你很快就融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去了，我不指望你现在就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但是你记住我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认为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哪怕是你到外资企业去工作了，你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就本质意义来说，人是无法摆脱这种处境的。”
他说到他从农村来到北京上大学，谈到大学毕业以后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
“……你看，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吴宁看着亲爱的父亲，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吴运韬在Z部并不像他显示给吴宁的那样潇洒，甚至可以说他很不如意。这是每一个在官场上拼杀的人都藏之于心的无法诉说的痛苦。
他来到Z部，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聚会客厅一样，原来彼此相熟的那些人虽然也客客气气打招呼，脸上做出生动的笑容，但是他看得出，这只是社交场上的一种礼仪。尽管他和廖济舟主任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人把他和廖济舟划为“东方派”，因为廖济舟当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主任，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把他放在眼里，他无色无味。为什么？因为梁峥嵘。
梁峥嵘尽管无官一身轻，连党组会也不参加了，但是他作为顾问小组组长，在Z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热心工作，这似乎是一种惯性，他总是出现在驾轻就熟的具体事务之中，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困难，处理一些别人难于处理的问题。这是退下来的领导人常有的情形。
廖济舟其实非常注意和梁峥嵘的关系，遇到大事总是主动和他商量，很多会议，都专门邀请顾问小组参加。但是，两个人，既然干事情，而且干的几乎是相同的事情，就免不了发生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两个人不久就失去彼此应酬的耐性，隔膜了起来。
吴运韬的参与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膜状态。
吴运韬感觉到，廖济舟根本没有完全驾驭Z部这部机器，这部机器的动力分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在Z部的作用。尽管梁峥嵘仅仅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顾问小组组长，但是整个Z部办公大院都弥漫着梁峥嵘的强烈气味，所有行星都在围着这个人运转。
吴运韬反对设立这个所谓的顾问小组，他说这是典型的因人设庙，他无法弄清邱小康这样纵容梁峥嵘的意图。
其实，吴运韬刚刚来到Z部的时候，绝对没想和梁峥嵘作对。这个从最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当然能够算计出自己的份量，他甚至比别人更盼望加入到那些行星中去，尽可能离光彩夺目的恒星近一些，让它看到他身上的光。
梁峥嵘看到了光，几次在不同场合说：“吴运韬是做事情的人，Z部需要这样的人。”他意识到吴运韬是一种危险的光亮是以后的事。
吴运韬像黑夜走进野兽出没的森林一样警觉，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无数双眼睛看着你，看着你辛辛苦苦做事情，看这些事情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他们在盼望你出事，他们在等着那一天。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把事情做下去，而且不能出事情。
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做事是很难的。首先，他要选择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说怎样做这些事情。他分管的几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做事情的规矩。布置一件事情，所有人都答应得好好的，说：“行了，您就甭管了。”下来却没有任何人再记着它，到最后，还得他亲自带几个在机关没有什么地位、老实本分的人去干。所有人都有来历，都有背景，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受社会规范制约，他领导的部门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对人的尊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也直呼他为“运韬”，而这是他最无法容忍的。
吴运韬忍受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打交道，哄着他们做事情，事情也就真的做成了。使他庆幸的是，他和廖济舟处得非常和谐，从廖济舟那里总是能够感觉到力量的支撑，这使他的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好到完全忽略了梁峥嵘的程度，言谈话语之间，似乎只有廖济舟以及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书写Z部的历史。
梁峥嵘看清了吴运韬的真面目。“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他经常用来形容吴运韬的一句话。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紧张的关系进而使吴运韬认为，他无须看梁峥嵘的脸色行事，他认为有充足的条件和优势视梁峥嵘为零。这样，吴运韬做的事情就有了强烈的针对梁峥嵘的色彩。
梁峥嵘被激怒了。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两个人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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