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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移动-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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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北也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这个平时不温不火的人脸色突然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无异于被锋利的尖刀搅动了几下，灵魂血淋淋地暴露在赤野当中，徒然地跳跃着，挣扎着，鸣叫着。
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法官，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在法官“休庭”的高声叫喊中，主刀的大夫和医院方代表神色庄严地走出了法庭，就像刚刚参加完学术会议一样。
韩思成脸上涂满了泪水，紧紧地抓住苏北，好像生怕他倒下去。
“老苏，不，咱不这样！”韩思成悲怆地喊着，“咱不这样……”
苏北浑身无力，两条腿似乎没有力气支撑住他，他摸索着坐在长条木椅上。
此时此刻，世界对于他来说是零，他自己对于他也是零。一种深深的厌恶和绝望，使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耻，非常丑恶，他已经无法承担“人”这个字的全部沉重。他站不起来。
……
沈然把签到本从韩思成那里拿过来，说：“老韩你甭管了，去歇歇。”
韩思成感激地看着沈然，眼睛里颤动着光亮。
“到里边看看去吧！”沈然说。
韩思成就到会场里面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座椅上。
豪华装修散发着一种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的味道，璀璨的枝形吊灯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方红色横幅上写着“《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几个大字。主席台上坐着级别很高的领导人、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卢荻在稍稍靠右一些的地方，现在她正在看苏北起草的发言稿。邱小康和领导人说着什么，其他人都在翻阅《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和印有邱小康头像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简介。
来了这么多重要人物，会场上有一种凝重的气氛。
纪南还不够资格坐到主席台上，和其他几位风头正健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坐在主席台侧面的第一排沙发上。第一排沙发和第二排第三排的区别在于前面配了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桌签，从桌签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学艺术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了。他们的脚边，都有一个印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大字的塑料袋，里面除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之外，还有几本其他书籍和一个精美的羊皮封面记事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处级以上和Z部机关司、局级干部都来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著名人物，都感到很新奇，张望着，压低了声音议论着。
吴运韬穿一身藏蓝色西服，站在主席台右侧主持会议。他基本上是在照稿子说话，声音好像比平时尖细一些。
韩思成垂下脑袋，睡了过去———最近他特别嗜睡，也不爱说话了。
……
卢荻老人的发言有些失控，老人家离开讲稿，讲起了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以证明旧社会之黑暗，好在最后还是收回来了。发言超了十分钟。后面就是官员和纪南等评论家发言。人们从各个方面赞扬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作者“东方”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所以，所有评论都避开了对这本书本身的评价，话题全部集中到老人的经历和老人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上。
一位评论家回过身低声问师林平：“你写的？”
师林平做了一个未置可否的动作，谦虚地笑着。
“真不错，”评论家说，“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拿出这么一个有份量的东西……”
师林平不自觉朝身后看了一下，然后捂住嘴说：“我这辈子也不再干这样的差事了，这事真他妈的能把人累死……”
“我知道，这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自由想象……这相当不容易……”
苏北坐在和师林平隔过两个人的位置，这个异常敏感的人对师林平的话语竟然毫无反应。他还沉浸在韩思成儿子的案件当中，三天前法庭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根本不知道首长、评论家们都说了些什么。一阵掌声惊动了他，他茫然地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隆重豪华的场所，一种对于这个世界不尊重的信念，一种荒诞、滑稽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在心中漫延……潮水已经漫延了整整三天，他不知道它还要漫延多久。
韩思成打起了鼾声。
吴运韬的眼睛凶恶地投射到这个方向，马上有人推醒了他。但是，韩思成什么也没看到，眼前一片迷蒙，就像在水中一样。
正是所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金超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很快就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金超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不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他的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怎样劝告注意身体都不会在意，只有岁月无情地把精力消耗，疾病真的来纠缠他之后，才会意识到老人的话是多么正确，可是已经晚了。人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意识到事情，犹如身体的某个地方发生疼痛以后，才会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金超现在就是这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和他的生命都成为不能够被感知过程的过程。他自认为身体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身体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实际上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病毒而不是自觉意识在掌管他的身体，是非我而不是自我决定着他的前途。
然而，两年以后的他对此还茫然无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权力对于他的地位和精神优越的抬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超经历了初次掌握权力的人进入角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协助他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谄媚的人，好像专门哄他高兴似的，说好听的话，称他为“金主任”，故意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一钱不值的蠢货，等等。在这样的人面前，金超是强大的，他学着骂人，他惊讶地发现被骂的人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像得到了恩宠一样，咧开嘴笑；他严格地审查报销条据，说这项开支事先没有请示报告，那个项目如何如何，当事人都唯唯诺诺；他在大会上阐述他的思想，无论多么肤浅，也没有人敢于表现不尊重……权力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他在普遍的沉默中得到了被拥戴的幸福，在集体的软弱面前找到了强者的信心。金超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负心态。
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资格比金超老得多的陈怡。或许是金超什么时候说话没在意，或许是在某件事情上伤害了陈怡的尊严或者利益，总之，金超主持工作没多久，陈怡就认为金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一个经历过生活风浪和政治沉浮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哪怕是内心———只有他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他认为夏昕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无论业务还是行政能力夏昕都远在金超之上。
但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陈怡出言谨慎，除非一些特殊场合，他把自己的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怡甚至很同情金超，害怕这个对人生风险毫无防范的年轻人某一天会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与此同时，陈怡也对吴运韬有了基本了解和判断。他不认为吴运韬在成就金超，他总觉得，如果这个机谋很深的人需要，会面不改色地把金超毁掉……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是这样感觉。
“这个世界有必须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陈怡这样感叹。他有条不紊地做手里的事情，尽可能注意维护金超的威信……这在客观上给了金超很大支持。
夏昕顺利调整好了和金超相处的角度。总的来说，夏昕心情不错，和金超交往毕竟比和吴运韬交往要容易一些。他正在争取在获得金超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搞上去———事实上，这些部门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亮点，年终分配奖金，金超不得不动员夏昕把一部分利润转到来年，缩小一些和其他部门的差距。
苏北一如既往地做着应当做的事情，心情也不错。
他已经写完了来到北京以后开始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打算让它沉一沉再做修改。经过短暂休整以后，他就毅然开始为早就有了构思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搜集素材———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为创作做准备，而是真切地进入到了生活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从整体上来说，效益没有很大的起色。”他既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督促，仅仅是在述说事实，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
夏昕在管理理念上和金超发生越来越多的争执，员工中间也出现了各种议论。其中一种说法是：吴运韬不应当到Z部去当什么副部长，应当全力以赴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吴运韬应当回来直接主持工作。苏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很少向人说及这一点，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还要继续发展，目前的管理思路必须做很大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夏昕的意见。他和夏昕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起来的。
这对金超形成了压力。
夏昕不能同意苏北关于吴运韬应当回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持工作的说法。他对苏北说，首先，吴运韬不会回来，再者，即使吴运韬回来，在目前的管理思路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些事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会直接转化为对权力施与者的恐惧，金超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陈怡轻蔑地笑着，就像在看一场戏剧。
吴运韬听到关于他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职务的议论之后，曾经怀疑是不是Z部的什么人在对下面施加影响，或者夏昕之类的人和Z部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通道。但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陈怡、夏昕、苏北，都恪守着不超越直接领导的原则，很少接触Z部的其他领导，Z部其他领导更没有什么人过问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吴运韬继续当这个小小的世界的主宰，继续一手遮天。
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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