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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1949-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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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
1949年的秋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季节。
是年8月9日至14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
因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将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因而，修建国旗杆不仅是修建天安门广场整个工程中的重点任务，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赵鹏飞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林治远接到组织交办的任务后，心情无比激动。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任，使他也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林治远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开工后，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阅兵队伍（2）
方案得到批准后，工作人员立即进行安装调试，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符合要求。
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于是，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大家更加焦急了。见此情景，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二人。兄弟两人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
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但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点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钦定礼炮28响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７门炮，故鸣放７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３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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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阅兵队伍（3）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在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２８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那５４响礼炮又有什么说法呢？最流行的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54个民主党派。翻开政协一届会议的材料，大会代表分配在54个单位中。这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了54个民族。
但是国务院1954年才开始调查民族情况，当时自报民族名称的有好几百个。国务院1956年公布中国共有51个，后来有补充了4个，加上汉族，中国共有56个民族。
至于说54响礼炮代表“五四运动”，更有点儿牵强了。
开国大典礼炮队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时，一组发射，轮流作业，这样可以减少发射间隙。所以，这才是５４响礼炮的原因。
其实，首届政协会上的５４响礼炮没有特殊含义，与后来我国５４个民族相吻合，只是一个巧合。
原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怀志曾担任开国大典礼炮队总指挥，他回忆了鸣放28响礼炮的一些情况和开国大典鸣放礼炮的盛况：
“1949年秋，我在华北军区特种兵所属的战车团任参谋长，为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我团抽调部分日式坦克和装甲车在丰台参加训练。9月中旬的一天，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和参谋长###把我叫去交代任务：‘十月一日开国大典，要鸣礼炮，由特种兵组成一个礼炮团，抽一名老的炮兵干部担任礼炮团的总指挥，决定由你负责担负此项任务。’当日下午我赶到庆王府华北军区司令部，正遇上唐延杰参谋长。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这次任务的情况：开国大典，定在十月一日午后举行，庆典开始后第一项是鸣礼炮，奏国歌，升旗，三项同时进行。由毛主席亲自升旗，关于礼炮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由54门礼炮，齐鸣28响。”
按照毛泽东这个旨意，9月下旬，抽调的火炮和参加人员已全部到齐，开始训练。礼炮训练关键是如何把炮放齐。限于当时条件，没有电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拉火。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34秒一发，放了5、6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开国大典那天早上６点之前，礼炮团就全部到位。大约早上８点左右，聂荣臻司令员由杨成武同志陪同来到炮阵地，检查礼炮准备情况。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3点，开国大典仪式正式开始。
不一会儿，电话传来了命令：“鸣礼炮！”礼炮队员们立即发射礼炮。
。。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阅兵队伍（4）
108门山炮分成两组，一组发射，一组装填。
５４位装填手靠手工整齐划一地在１秒多钟里完成装填。５４位拉火手则以统一的动作拉火。
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第一声礼炮响了。这炮声震天撼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了！
伴着礼炮的隆隆声响，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仪式（1）
54响礼炮后，接着是检阅军队。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检阅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荣臻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德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朱德总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的大殿楼前宣布：
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阅兵式开始！”
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军种的指战员，迈着脚尖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2个排为前导，接着是1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
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后，正步前进，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在口令的指挥下：
“敬礼！”
行进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向主席台侧过来行进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主席台上的将军们以军礼回敬，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当几十架银色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天安门上下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
阅兵仪式（2）
步兵方队迈着雄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接受检阅的这个飞机编队，是由战斗机、运输机、通讯机混合编成的。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
随着国庆在即，周恩来就想，如果能让这个中队参加检阅，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朱德、聂荣臻等驱车前往机场（西苑机场）。他们下车后，仔细看了看每架飞机，然后问飞行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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