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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苏洵



译者的话

　　《权书》为苏洵所作。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少年时期不好读书，喜爱游历，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从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住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以后他曾几次应进士、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因而尽焚以往所写文章，更加刻苦攻读。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回书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并且决心放弃通过考试求官的人生道路，专心于学术研究，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蜚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当时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张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雷简大都盛赞其文，张方平力劝他进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致书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行推荐；雷简夫也致书欧阳修和韩琦大力推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来到汴京，拜见了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中二十二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苏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仓皇返回家乡。次年（公元　1058　年）朝廷诏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去应试。由于朝廷的再一催促，苏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十月，再次携二子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服丧期满），亦不可不与之俱东。”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到了京师，经宰相韩琦推荐，授秘收省校书郎（从九品）；一年后，改任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省）主薄（亦从九品），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九月书成，翌年病逝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除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对现实冷漠的人，实际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虽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颐、邵雍那样津津于天理人性的说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问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从而对政治有所革新，使国家走上富强。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

　　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论义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但像欧阳修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几人？那些权贵们，虽然也爱其文，却不乐其义，这就是苏洵在当时虽然文名大盛，却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终其一生在政治上无甚作为。

　　《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说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全书十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辉。

　　比如在书前小序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他与世俗之儒的不同：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

　　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

　　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误译之处一定不少，恳希海内外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山君）

将帅素养［心术第一］

【原文】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蝪，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译文】

　　身为将帅，首先应当修治思想心志。哪怕泰山在面前崩塌，脸色也不会改变；哪怕糜鹿在身边奔跑，眼睛也不会眨一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才可能真正把握利害的时机，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对付敌人而取得胜利。

　　凡是用兵打仗，都要崇尚正义。不是正义的事，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去做；因为不能只考虑这一次行动在当前会有什么样的利害，更要考虑到这次行动会不会造成将来长期被动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励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

　　大凡用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培养体力；进行战争的时候要鼓舞士气；取得胜利的时候要培养心志。

　　没有战争的时候，要警惕边防，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使人民能够安心耕种田地而没有什么顾虑，这样就可以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供应丰富的给养，而且要让士兵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就可以培养体力。

　　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遇有小的胜利要迅速取得，遇有小的挫折要对战士进行激励，这样就可以鼓舞土气。士兵夺取胜利时，不要让他们的欲望完全实现，这样就可以培养不懈的斗志。因此士兵就会在胸中经常积聚着对敌人的愤怒，怀抱着要求实现的愿望，而不会完全消失；愤怒不完全消失就会有用不完的勇气；欲望不完全实现就会永远有贪求功名利禄之心，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而上兵仍然不会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上古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后居姬水，改姓姬。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所以史称黄帝。黄帝与炎帝一向被中伞民族尊为共同的祖先）所以能够作战七十次而仍然锐不可当的原因。假如不注意培养士兵的心志，打一次仗或许能取胜，但是以后就不可能再甲他们来打胜仗了。

　　凡是将帅，都要有智慧而且威严，凡是士卒，都姜愚昧老实。将帅有智慧则不可测度，有威严则不可侵犯；所以土兵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老实呢？只有使士兵愚昧老实，然后才能够拼死去作战。

　　凡是军事的行动，应该首先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帅，然后才可以使军队在危险的环境中行动。

　　邓艾（三国时魏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为魏国镇西将军，封邓侯）命令士兵以绳系身悬缒而下，偷越险山进入蜀中，若不是刘禅（三国时涿县、即今河北省涿县人，刘备之子，蜀汉后主，在位四十年。降魏后封安乐公）那么昏庸无能，邓艾纵有百万大军，也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打败俘获。邓艾就是吃定了刘禅，才敢于如此冒险。所以古代贤能的将帅既善于用军队来试探敌人的实力强弱，也善于用敌人来试探自己军队的实力强弱。因而或战或

　　不战都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

　　一般而言，统帅的行动原则是：明白事理然后才可以发动军队，了解形势然后才可以进行战争，懂得节制然后才可以指挥战争。明白事理，就不会因为行动违背正义而理屈辞穷；了解形势，就不会因为暂时遭受挫折而灰心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由于蛮干而陷入困境。他不会因贪图小利而盲目行动，也不会因遭遇小祸而有所逃避。

　　小利小祸不足以委屈自己的才能，具有这样的心胸，然后才能有应付大利大祸的气概。只有善于培养自己的才能，而又懂得爱护自己声誉的人，才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个深明事理善于忍让的统帅，可以对付一百个不明事理而只知蛮勇的将领；一个善于安处而不冒险的统帅，可以战胜一百个性情急躁而好轻易出战的将领。

　　军队各有长处和短处，这一点敌我双方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方的长处，我们把它显示出来而运用它，但是敌人却不同我们在这方面较量；我方的短处，我们把它隐蔽起来而不使用它，但敌人却强迫我们在这方面与他们角逐，那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我方的短处，我们故意大肆张扬而显露出来，使敌人产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们却将它隐藏起来而暗中培育发展它，使敌人放松警惕而轻犯我们，从而陷入便于发挥我方长处的计谋之中。这就是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战术。”

　　善于指挥军队的将帅，要能使自己的士兵打起仗来没有顾忌，觉得有侍无恐。没有顾忌，就懂得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有恃无恐，就会坚信一定不会战败。比如一个人，哪怕手中只有一双短棒，在他面对猛虎时，也会奋力呼喊着去打击猛虎；如果两手空空，即使是偶然遇见一只大蜥蜴，也会恐惧色变而向后退却。这是人之常情啊！人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将军了。

　　一个赤臂持剑决心拼命的人，即令乌获（战国秦国著名的勇士，曾在秦昭王时为官）那样的勇士，也不敢逼近他；如果一个人身佩甲胄，抱着武器而鼾睡，即令一个儿童也能够用弓箭射死他。

　　所以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帅，要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如果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那么这支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用兵原则［法制第二］

【原文】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韩之战，秦之斗士倍于晋，而出穆公于淖者，赦食马者也。

　　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于用众，莫危于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以动；治寡者法欲简，简则士易以察。不然，则士不任战矣。惟众而繁，虽劳不害为强。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