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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明史》案的时候康熙腊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按脱罪洗血妙法可以往鳌拜等人身上推，1670年，康熙腊肉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吗？能负责吗？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使用了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腊肉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大清功臣家做奴仆。其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康熙腊肉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都流放黑龙江，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江湖夜雨鬼吹灯，雍正王朝鬼吹箫　
　　网络小说《鬼吹灯》中有段故事：一个盗墓高手为了攫取一个唐代大墓中的宝贝，为掩人耳目，居然盖了一座庙，在庙里掘了一条地道通向墓｜穴。　
　　这位盗墓贼（摸金校尉）的手法可谓高明。其实天下的小偷大盗都有一套障人耳目的手法。小偷可以散布混乱转移视线，盗国者可以散布谎言，混淆视听，愚弄百姓。　
　　盗墓贼用的障眼法其实是一种“鬼吹灯”，而窃国大盗们的障眼法，我称之为“鬼吹牛、鬼吹箫”。　
　　1728年，雍正腊肉面对曾静等人的反清思想，成立了以杭奕禄为组长的专案小组。在审讯和策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命杭奕禄带领一干人马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宣讲的内容肯定是曾静等人涕泪交流的悔过和号召人们把忠于大清当做第一天职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脑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以上据《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纪20年代；大清王朝的权力危机稍稍缓解，对内的思想清洗和舆论紧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时代“鬼吹牛、鬼吹箫”的闹剧中，涌现了多少帝国的“思想模范”，涌现了多少紧跟朝廷的“忠臣孝子”，为他们做点记录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这场思想铁壁合围和洗脑闹剧中，跟进最紧，效忠最力，应该在大清帮凶名录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出任江南乡试考官。按照惯例把《乡试录》进呈，雍正嘉奖沈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下令表扬他。当时正是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沈近思上奏说：“浙江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此献计献策，罗列了一些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总共十条。雍正说：“浙江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雍正认为沈近思的建议周详，下发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按照老沈的办法施行。　
　　在大清的权力场上，沈近思如蚁附膻，揣摩上意可谓到位。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文字狱案本来就是大清专制恐怖的一部分，是大清朝廷残酷迫害汉族知识分子阴谋的一部分。如果说汪景祺案还有权力斗争牺牲品的痕迹，那么查嗣庭案完全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通过这种恐怖镇压的手段，打压汉族知识分子的自尊，确立大清王权的无上权威。　
　　究竟是谁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高度，站在尊严和独立人格的高度，沈近思才是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的人。这个大清走卒不仅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污水沟摸爬滚打，捞取大清腊肉赏赐的残羹冷炙；而且提出了十条禁锢思想和言论的建议，成为迫害思想的急先锋，成为雍正的文化打手，与李卫等人一道构成了铁壁合围坚实的屏障。　
　　18世纪20年代，大清在钳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自由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设上的创举，就是“观风整俗使”这一官职的增设。说白了，就是一个阉割思想和文化、阉割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设置体现了极权体制的随意性和伸缩性，因为要监视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监、思想监督特派员的职位粉墨登场。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出任过“观风整俗使”？有煌煌史册为证。在他们的史册中都是作为功名记录的，我凌沧洲却要把他们钉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耻辱柱。他们是：沈近思、王国栋、蔡仕舢、刘师恕、焦祈年、李徽、许容等，在这些人中，王国栋曾作为湖南巡抚，参与过曾静案的审理，当然按《清史稿》的记载，由于王国栋审讯时只听供述，没有穷追，同时茶陵百姓陈蒂西传播流言，王国栋没查出什么来。可能由于追查不力，有违腊肉的心狠手辣，王国栋一度被免职，并召回北京。　
　　不是哪个省都能设立“观风整俗使”的，有些南方省份因为百姓的不服从，使腊肉更加憎恶，用各种方法来羞辱其官员和被征服者。广西学政卫昌绩和御史陈宏谋都提出过要在广西设立“观风整俗使”，而遭到乾隆腊肉的训斥：“广西那地方本来考中进士做官的人就少，竟然已经有像谢世济、陆生楠等狂悖之徒，风俗的恶劣可见一斑。你们不能正本清源，做好表率，反而指望让负责教化的官员来移风易俗，这是舍本逐末。”有时，想为帝国的文化铁壁合围出谋划策，也可能弄一个满头灰。帝国需要的是这种恐怖，唯有让官吏们生活在胆战心惊中，帝国皇权才可能威严无比，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们做官的一个心法。在大清重臣的传记中，经常能看见“气度端庄凝重，喜怒不形于色”等评价，专制王朝的权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幽默感。　
　　雍正腊肉统治期间的惊天大案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　
　　1728年9月26日，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张熙受老师影响，以为岳钟琪姓岳，就沾点民族英雄的气节，希望他能反清。不料岳钟琪已完全成为了大清走狗，在套出了投书者的全部秘密后，开启了文字狱的血腥之门。张熙的背后是曾静，而曾静又受江东义士吕留良影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写下这样豪迈诗句的中国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死后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大清腊肉们绝不放弃每一个摧残中华民族民气的机会，“吕留良、吕葆中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的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官员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命兵部官员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腊肉信誓旦旦：“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从这件事得出的政治厚黑经就是：腊肉们的许诺哪还能相信？秋后是一定要算账的。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的“巡回报告团”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是时，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版。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巡回报告团”的成绩和作用是明显的。起到了督促大清官吏兢兢业业，为黑帮发展日夜不敢松懈的作用。广东巡抚傅泰就属于大清的好官吏，他举一反三，牢牢地守住了大清的舆论阵地。　
　　雍正腊肉期间，另有裘琏戏笔之文字狱。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广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6月，裘琏死于京师狱中。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字狱更凸显了大清专制的恐怖。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腊肉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腊肉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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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这种口误错字其实是潜意识的反映，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其实心中何尝不认为雍正腊肉们是猴子猢狲，是窃国大盗。作为大清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徐骏自然知道已经有人因为“清风”之类的言辞丢了脑袋，他写作的诗句，可以看做是对黑暗时代和黑帮政权的不满。　
　　而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死在狱中，也击碎了大清黑帮政权尊老的神话，要知道在大清康雍乾腊肉时代，耗费纳税人的银子举行了多少次千叟宴，以营造盛世歌舞升平的假象。可以看看大清黑帮是怎样对付文字狱中的妇孺老幼的，其假面、其虚伪、其残忍，不是昭然若揭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大清与英法：一张进化的时间表　
　　18世纪，法国。妇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组织沙龙，杰佛林夫人的沙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沙龙里高朋满座，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都在其中。　
　　18世纪，大清。妇女不仅被禁锢在家庭里，而且一部分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在大清当权者制造的绵延几百年的文祸和思想狱中，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一些“不合作、不服从”的思想家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镇压。有的是被凌迟或腰斩，有的死后还被刨棺戮尸，而他们无辜的家眷或被流放寒冷荒凉的边疆，或被分发给披甲人为奴。　
　　1751年，法国。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出版。狄德罗主张以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为目的来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当时多位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1751年，该书第一卷出版，一直到1772年，共出版了28卷。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中对“人”的解释是这样的：“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　
　　在17、18世纪的欧洲，这些“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中的精英，思考、写作并出版了哪些名作呢？在17、18世纪的大清，当权者对“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进行着怎样的打压呢？　
　　1687年，英国。牛顿出版《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该书解释了“行星、彗星、月亮和大海”的运动，一个世纪后，诗人华兹华斯描写牛顿是“独自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　
　　1687年，大清。当权者以“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为罪状，禁“淫词小说”。　
　　1704年，英国。终身未娶的洛克溘然长逝，葬于奥提斯教堂。洛克墓前立有石碑，碑文出自洛克之手，是他生前用拉丁文早已写好的。碑文写道：“约翰？洛克长眠于此。他们如问他是何人，回答是：他是一位满足于小康命运的人，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学者，专心追求过真理的人。对此，你们可以从著作得知。他的著作，比之于碑文上的令人生疑的颂扬之词，将更为真实可信地告诉你们有关他的其他一切评说。他的德行，即使有一些，既不足以说明他的声望，也不配作为你们的典范。让他的罪恶随他一起埋葬吧！德行的范例，福音书中已经有了；罪恶的范例，仍以没有为好；必死的范例，所在皆是。他生于1632年8月29日，死于1704年10月28日。这块即将蚀灭的石碑就是一个证明。”　
　　洛克第一个全面阐述了民主宪政的思想，是近代分权政治学说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品《政府论》主要是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辩护的。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其中所包含的：人类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拥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这些后来出现在了《独立宣言》中，并且对美国宪法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4年，大清。东方也有一位学者和思想家名叫唐甄的死去，除了留下“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和《潜书》等著作外，不能有任何关于制度创新方面的论断，也没有对社会前进有任何影响。　
　　1755年，大清。一位史学大家全祖望在寂寞悲愤中去世。他的部分手稿，竟然要到1801年文狱稍解时才能出版。　
　　1751年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毫不起眼的一年。1751年，法国，《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　
　　1751年，大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字狱悄然降临。这一年，在云南、贵州、山东等地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手抄本，是假冒大清著名官员孙嘉淦的奏折并有朱批。奏本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全国的追查随即展开，多少人锒铛入狱，两年后，抚州卫千总卢鲁生被凌迟，南昌守备刘时达被处斩。　
　　1755年，法国。另一位对人类进程影响甚巨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去世，留下了《论法的精神》等巨作。他研究了人类种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提出了权力制衡、防止暴政的策略，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1776年，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6年，大清。乾隆命删改旧籍，“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从1751年到1772年，法国。《百科全书》共出版了28卷，平均一年一卷多。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时代。　
　　从1751年到1772年，大清。文字狱平均一年也有一起多，受害者不计其数，让黑暗时代的血腥更加深重。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凌沧洲版《帮凶录》　
　　弘历的金点子与凌沧洲版《帮凶录》　
　　1735年，腊肉弘历先生执掌了大清国的最高权柄。当年就杀人立威，曾静、张熙被处死。　
　　随后的两年中，大清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抓得很紧，编修《八旗氏族通谱》、修成《明史》，同时不忘给奴隶们洗脑，颁行《二十一史》《十三经》到各州县。甚至禁止民间造鸟枪——确保权力不受威胁。　
　　1740年，《大清一统志》修成。　
　　1743年，杭世骏对策称满汉畛域不可太分，被腊肉革职。　
　　1746、1748年；两度禁止福建百姓信仰天主教。　
　　1753年，疯人丁文彬著作案发，丁文彬被凌迟。　
　　1755年，胡中藻因为诗集而被处斩。同年，山西疯人刘裕后因著作而被杖毙。1756年，常熟朱思藻因诗被斩。1757年，彭家屏被逼自尽，因为藏有明朝野史；段昌绪被斩，因为藏有吴三桂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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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年的假冒奏稿案、王肇基案，1759年的沈大章案，1761年林志公案、阎大镛案、李雍和案、王寂元案，1764年的赖宏典案、刘周祐案，1767年的蔡显案、齐周华案，1768年的柴世进案、李浩案、王道定案，1774年的屈大均案，1775年高纲案，1777年的王锡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刘峨案、龙凤详案，1779年的智天豹案、沈大绶案、王大蕃案、石卓槐案、冯王案、祝庭诤案、程树榴案；1780年的魏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