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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长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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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拜占庭帝国末代君王的勇气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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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帝已经抛弃了圣城君士坦丁堡。康士坦丁在城门战死。守军溃散,土耳其人蜂拥而入。
1453年5月28日,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城堡——拜占庭沦陷。胜利者在城内进行了3天疯狂的抢劫、奸淫和屠杀,男子统统被处决,妇女、儿童沦为奴隶(参见《人类大历史》)。
拜占庭的陷落永久地改变了欧亚的地缘政治,也极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欧亚大陆上,土耳其人的势力奇迹般地崛起,欧洲基督教世界骤然失去了保护的屏障,不得不立即感受到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同时,丝绸之路关闭,欧洲人被迫向西寻找通道,发现的时代即将来临。拜占庭在血与火中沦陷,促成了大航海时代,间接地把美洲、大洋洲甚至南北极推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拜占庭东方的难兄难弟——南宋中国,拥有了相似的苦难,却远没有如此的幸运。
1276年1月18日,在已经攻克南宋的许多领土后,蒙古大军兵临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宋国皇帝命人奉表投降,献上传国印,投降书上说:“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这番言词卑微谦恭的投降表,也可以说是宋国几百年来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交出的最后的成绩单。
但是,我推测宋国朝臣中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太后和皇帝的决策。那天晚上,丞相陈宜中出走杭州,而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率所部兵将离去。从张世杰等人后来决不投降的态度来看,他们是不同意皇帝的决策的,但又有什么用呢?兵临城下,敌强我弱,长安固然不能长治久安,临安就更不能临时苟安了,杭州城的战争地势正如若干年前陈亮所言——无险可守。
往昔生活一去不返。蒙古人已经进城。查封了府库,接受了史馆和图书馆,解散了官府和侍卫军,宋国君臣、太后、宫女连同宫廷琴师都被浩浩荡荡地押往大都。
蒙古军在杭州的作为,历史上讳莫如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不多。但是《新元史?廉希贤传》里的片言只语,仍能使人感到血雨腥风。宋末词人张炎的祖父张儒在杭州沦陷后,被元军“磔杀”。而张炎的父亲和他的妻妾,或杀或掳或卖,家破人亡。
在临安易手之后,太后和皇帝一行被押北上,诗人和宫廷琴师汪元量全程见证了其过程。在扬州,抵抗运动并没有停止,扬州的守卫者李庭芝、姜才等人在蒙军的围困中坚守。临安沦陷之际,就有使者带着太后与皇帝的诏谕前去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当太后和皇帝一行人路过瓜州,再次诏令李庭芝:“现在我与太子都已经臣服于元,你为谁守扬州?”李庭芝没有回答来使的问话,下令发箭射杀来使,杀毙一人,其余的都退走了。
李庭芝、姜才等人散尽黄金玉帛给将领兵士,以四万人夜捣瓜州,想夺回太后和皇帝,战斗三小时,蒙军簇拥着他们手中的俘虏——太后和皇帝而去,姜才追击到浦子市,夜晚仍不撤退,但终于无功而返。这年5月,益王在福州被陈宜中立为皇帝。7月,派使者以左丞相的职务给李庭芝。李庭芝命朱焕驻守扬州,自己与姜才带七千人进至东海,到泰州。但是,朱焕投降,把城池献给了蒙军。泰州副将也开城门投降。李庭芝、姜才等人落入敌手,被送往扬州。
奴隶一旦投靠了新主子,往往心肠更硬手段更狠。朱焕请示蒙古将领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骨满地,这都是李庭芝、姜才所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呢!”这真是想到强盗的心眼里去了。
当蒙古军将领阿术驱使扬州守兵的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恰逢姜才肋下痈疽发作不能战斗,泰州守卫副将们献城投降,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的卧室捉住姜才献给蒙兵。阿术欣赏姜才的勇敢想招降他,姜才怒骂不止。阿术在扬州将姜才凌迟处死。临刑前,一位投降的将领出现在姜才身边,姜才咬牙切齿地说:“你见到我难道不羞愧死吗?!”
“你为谁守扬州?”这个问题提得好。
李庭芝、姜才等人的结局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父母之邦、为了家园、为了兄弟姊妹,也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们宁死不屈!
1279年农历2月的一个黄昏,天色已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南宋的最后一支余脉在崖山遭受蒙古军队的攻击,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毅然背着赵昺跳海而亡。随从跳海者不计其数。“七天后,浮尸漂出海面者有十多万人”。(脱脱《宋史》)
13世纪70年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点,自此,蒙古大军在东亚完成了最大的征服,中原大地彻底沦陷。
“蒙古兵锋下高原,铁蹄席卷扫西东。山河染血余晖里,国运飘摇破絮中。浮尸十万出碧海,丹心万古照苍穹。闻说自由已远逝,使人到此泪如倾!”(凌沧洲《怀古 崖山》)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在东方拜占庭——宋国沦陷后的许多年,大批南宋遗民沉浸在心灵创伤和悲痛中。其中一些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思念其故国和失去的美好家园,怀着对征服者和奴役者的无比憎恨,用他们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时代心灵的创痛与荒芜,为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诗人和画家郑思肖是这些不服从、不合作者中的代表,宋国灭亡后,他坐卧必向南,因自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专工画兰,花叶萧疏,他画兰不画土、根,寓宋沦亡之意。他的《德祐二年岁旦》其一:“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其二:“有怀长不释;一语一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郑思肖《心史》的出炉颇富传奇色彩。明朝末年,吴中久旱。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冲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有诗250首,另有文30篇,前后自序5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蒙古征服后的时事言之甚详。这就是郑思肖《心史》发现的经过。
此书在清朝即遭遇诋毁的命运,先是有人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驳。当清朝大力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大搞奴民愚民把戏、兴起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之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正式判其为伪书,并编凑“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不信奴民终愚黯,人间应有未烧书。”经过清朝的文化过滤和信息屏蔽,我们还是能读到自由思想者的灵魂和泣血的悲歌。
与郑思肖自由思想相呼应的是,宋国遗民们通过诗歌吟唱的结社。
想象在1287年春天,兵火战乱的余痛还回荡在人们心中。在浙江浦阳,吴渭(清翁)组织的月泉吟社,延请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等人评审诗歌比赛的作品。当时出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体裁是五七言律诗。共收得2 735卷。最后罗公福(连文凤的化名)诗获得第一名:“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无心出市朝,就是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在亡国的创痛中,人们理性而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若干年后,连明朝的士人都羡慕当时的结社:“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
1653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有近千人之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当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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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征服者和奴隶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看出了这种结社自由的危险。幕后的收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年秋天,社团领袖吴梅村无耻叛变,被清廷授予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之官职,当他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清廷确实手段狠辣,一方面怀柔安抚做戏,包括康熙、乾隆在明太祖陵前叩头的把戏;一方面出重拳铁索追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命,创下了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以无边的恐怖巩固其专制奴役的权力。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评价清朝政权时也说:“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东方拜占庭——大宋已永久沦陷。1285年(一说为1284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称1278年),几个乞丐模样的人来到会稽山中;悄悄地拾取了一堆骨骸。那一年;蒙古汗国总统江南释教的杨琏真珈(江南释教头目)为了盗取宋皇陵中的宝藏,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宋朝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消息传出;人们悲愤交加;但暴政之下;无人敢去收拾。林景熙当时正在会稽,出于民族义愤,与唐珏等义士扮作乞丐(一说扮作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拾取骨骸。林景熙收得残骨两函,埋葬于兰亭山中,并移植冬青树作为标志,写下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又作《梦中诗》四首,凄怆地记录了埋骨的经过,书写下自己的悲愤,并坚信读到这些诗的人,会知道民族正气依然存在,没有随着国家的沦亡而完全消失。
2006年;凌沧洲先生在古大都皇城;不是读历史著作发现这一线索;而是读宋诗的注解;才摸着这一蛛丝马迹。历史在这里已经变得讳莫如深;面目模糊。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不仅所谓的蒙古汗国以王朝史实代替;一概称之元朝;连1271年前的蒙古汗国历史也进入元代大事年表;要知道;这一年才有了元的称号。在一些历史著作中;甚至吹嘘记录蒙古屠杀的《蒙古秘史》为“神鹰飞扬”!
东方拜占庭——大宋国沦陷的历史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终结。这个文明尽管有种种黑暗;但也无法掩盖其光辉——对文化和诗歌的热爱;对士子的尊重;有限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被蒙古大军征服之后,这有限的自由和光芒已完全坠入黑暗。蒙古汗国基本上是一个奴隶大杂院,不仅以其四等人的划分和歧视界定了这个文明的愚昧和野蛮,而且在此国中,无数人沦为奴隶;与畜生无异。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
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
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
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
苦寒尚握苏武并,垂尽犹存杲卿舌。
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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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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