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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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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又一本一本的向孩子们介绍了书籍的内容，边介绍，边提问，一面娓娓地讲，一面和孩子们热烈地展开讨论。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紧紧地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他说，这些书里有个故事说一对孪生兄弟，哥哥去旅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去了。过了两年，哥哥回来，发现弟弟早已死了，迎接他的是弟弟的十八代孙子。他问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相对论的道理”，一位同学回答说。
“相对吗？一点也不相对。一个才两年，一个都十八代了，是绝对的呀！”
“是以光速前进的吧？”又一位同学问。
“是的，接近光速。”李政道教授回答。
“因为哥哥是以接近光速向前运动，所以他的时间就缩短了。”这位同学思索了一下说。
“那么飞船上的人看地球上的人相对于他自己也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李政道教授问。
“这是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一个是惯性系，一个是非惯性系，运动还是加速的。”另一位同学说。
“你又怎么知道哪个是惯性系，哪个是非惯性系呢？是不是活着的就是非惯性系呢？好，好，你说的有点道理，一个是非惯性系，一个是惯性系。兄弟俩差别还是绝对的，因为最后他们俩又碰上了，寿命不一样，这是绝对的。这一点可以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来证实。介子是有寿命的，而且比人的寿命要准确得多。我们通过实验可以发现高速运动的介子和在轨道上低速运动的介子寿命就不一样。这件事看起来神秘一点，在粒子世界里就是这样。”讲完，他又问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人跟猴子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除了外表之外。”
“人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劳动”，一位同学说。
“什么叫意识？”李政道教授问。
“人可以使用工具。”
“猴子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李政道教授反驳说。
“人可以改造自然。”一位同学答。
“我看最重大的区别是：人的知识是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增加的，可以积累前人的知识。你们很小的年纪就可以读相对论了，就是前人的知识给你们的。而动物的每一代只能通过细胞来进行遗传，他们的个体，每一代都得从头学起，人类就可以借助于文字、书籍来积累知识。……所以我们只有把前人的知识掌握了，并且接受下来，才有可能有新的发明创造。”
又和同学们讨论了几个问题，以后，他拿起一本书说：“这本书叫做《会跳舞的蜜蜂》（注：据说这是李政道教授在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原子在我家中》，是费米夫人写的，都很好。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做两件事比较好，一是学习外语，二是吸收知识。人体上的细胞大部分是可以换的，旧的死了，又生出新的来。而大脑的脑细胞是不可以换的。年轻的时候，脑细胞是多少就是多少。人长大了，可能‘程序’编得好一点，但是，‘零件’是换不了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脑细胞‘零件’的效率最高。遇到问题，要敢于问个为什么？然后，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找答案，错了也没有关系，不要怕错，错了马上就改。可怕的倒是提不出问题，迈不开第一步。”讲完，他又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要敢于提出问题，要求老师给你们证明。遇到问题要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找答案。”
他再一次给同学们讲了电、磁能互相转换的例子。说：“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一定要重视实验，搞清楚基础，要精密研究了才去计算。就说电磁转换的安培定律和法拉第定律的发现，也是从实验得来的。当时在法国，安培已经发现了电能可以转变成磁能，他想到磁能有转变为电能的可能。可是法国没有大磁铁，于是安培就坐着马车到瑞士去买。在回国的路上，马车翻了，安培受了伤，磁铁也摔坏了。安培回国以后没有做实验，就在理论上作了推导，给出了公式。后来，英国的法拉第独立做了这个实验，证明了磁能确实可以变成电能。结果，英、法两国为了发明权而争了起来。大科学家安培却亲自写信给法拉第，承认了法拉第的发明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验的重要。”讲了这个故事以后，李政道教授对同学们重申：“数学、计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事物，但是，物理学离不开实验，一定要动手，光凭脑子是不行的。”
讲完，李政道教授为少年班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随后，来到少年班，受到全体同学的热烈欢迎。
“你们有什么问题？”他问大家。
“你们最喜欢什么功课？喜欢数学的请举手！”同学们纷纷举手。
“喜欢物理的请举手！”举手的同学也很多。
“如果你们对物理感兴趣的话，你们首先要对实验感兴趣，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十九世纪的麦克斯威尔，二十世纪的费米，对实验都很感兴趣。
“对数学有没有兴趣？知道微积分是谁发明的吗？
“我们中国的数学是很好的。你们知道八卦和《易经》吗？”李政道教授走向黑板，书写八卦。
“关于从○到九的十进位记数，与人的手指是十个有关。中国人很早就是十进位记数，也会二进位记数。八卦就是二进位，已经有三千年历史了。十进位记数比罗马记数法要简单得多。不过，几何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代数我国比较发达。所以，周朝的《易经》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数学价值。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你们看过没有？上面有许多记载。公元一○五四年一颗超新星的爆炸也是中国人首先发现，并记录下来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宋史上就有这个记载。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早就有很大的成就。”他最后说。
* * *
李政道教授少年时代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师和宿舍在会馆里，一下雨，满街泥泞。白天就到茶馆里看书，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坐位。后来在西南联大，也很艰苦，也是坐茶馆读书。
这次在我国讲学期间，在饭桌上、课堂里，他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同学们。他说：“条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人，只要大家肯学习，把基础打好，把人培养出来，就可以创造一切。”
数十年来，李政道教授以顽强的毅力向高能物理奋进。这次来我国讲学，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备课，讲三个小时，常常要准备五、六个小时。人们见他人瘦了，嗓子哑了，劝他休息，他仍然不肯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一天，有人问他平时是不是也是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读书时，他平静地说：“大概也是这样。”人们又问：您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为什么还是如此地刻苦和勤奋？他说：“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事情，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谈到研究物理学的目的时，他和所有献身于探索科学真理的人们一样回答说：“念物理的目的是把大到宇宙，小到粒子的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的共同基本原理找出来，这些不同的现象看起来是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是很繁复的，因为它们是出于同一个自然界，它们是基于同一组的原理，而且我们相信这些基本原理是相当简单的。虽然我们不能穷尽所有的原理，但是每研究前进一步，总是近似一些，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不断认识自然界的。”
林溪
李政道教授和他的学说
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出生于我国的上海。他在浙江大学肄业后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九四六年以优异的成绩赴美留学。在美国，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一九五六年夏天，他和杨振宁教授在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理论：三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微观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物理定律——“宇称守恒定律”，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间，以及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下，是不适用的。这个定律只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才是正确的。过去把它看作普遍的定律，把它推广应用到弱相互作用下去是错误的。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大约半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女副教授吴健雄和一位美国科学家分别用不同的实验证实了李政道、杨振宁教授提出的新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一直被认为是权威的“宇称守恒定律”。李政道教授因此获得“爱因斯坦科学奖金”，以后又荣获了一九五七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后来，李政道教授继续向高能物理的纵深处挺进，在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中，他第一个引进了非拓朴性孤粒子的概念，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对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以前，他还发展了反常核态理论：他在这个理论中预言，当两个铀的原子核发生碰撞时，核的密度超过正常状态，也许有可能发生反常核态现象，而这种现象过去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过；并强调，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的物理性质是可以通过基本粒子的互相作用表现出来的。目前美国有一台加速器正在为验证李政道教授的上述理论作准备。
希洛
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
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三十年代曾在我国与埃德加·斯诺一起从事报道活动，他们先后去了陕北边区，写了《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这些有影响的著作。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陪同尼姆·威尔斯去延安采访的，是陈翰伯和王福时同志。今年四月十二日，尼姆·威尔斯写信给王福时同志，回忆当年的某些情况，颇有史料价值，特予发表（有一些删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刊编者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亲爱的朋友：
接到来信，感到很愉快。我记得你到过我们在盔甲厂十三号的大住宅和大院，常常安静地坐在一个屋角里，不说一句话。那时候，我们只认识很少几个东北人。一九七二年我再去看时，已找不到那个住宅了。它原是靠近旧的义和拳坟地，那里葬着外国人；它还靠近狐狸塔，我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九孔高尔夫球场。靠近旧城墙的邻居在第一个围墙或第二个围墙里的是作家E。T。C。沃纳。他的继女帕梅拉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圣诞节假日里被人杀死，案子从未破获。无论如何，这可能是要恐吓斯诺夫妇离开。他们的这个目的实现了。我们尽可能赶快离开。埃德加同吉姆·贝特兰①一起去西安，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找到了我。我回来把北京的住宅关闭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同埃德加会合。那时我认识了胡愈之，他可能已经或者说不久就出版了埃德加的书：《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九三八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一九三九年胡愈之也出版了我的书：《红色中国内情》（《续西行漫记》）。我每打完一章，就交给他一章。他去新加坡和南洋时把书带去了。（此书已由达卡波书店重版，每本价22。50元，一九七九年八月将出廉价的平装本。）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即俞大卫，后来名叫黄敬，在五十年代后期死去。学生运动开始后，他是运动的顾问，但他自己没有发动这一运动）②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十分频繁，但不是在运动以前。他对我谈到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③。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前去会见埃德加过去没有能会见过的红四军和红二军的人物，因为在代表大会期间是能会到他们的。（大会是秘密举行的，但朱德把将军们领来向我介绍，将军们把他们的轶事告诉了我。）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原定到西安后将由陈翰伯来照顾我的，但当我正藏在一家院子里一堆大米包之间时，警察来了，把我保护监禁起来，而陈恰在这时候来了。于是他不得不从西安逃跑。我这时被拘留在西安招待所里，由六个警察轮流看管。其中两人后来被控失职，投入了监狱。但罪过不在他们。是我从窗户跳了出来，由那里的美孚油公司经理肯普顿·菲奇和西安招待所经理周先生的一个朋友将我护送到三原。两个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肯普顿·菲奇是我在北京的朋友珍妮特·菲奇的堂兄弟。
在北京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当然是要保密的。可是你说你也是要作这样一次旅行，并要为报纸写文章，于是我就设想你可能做我的译员，而你也同意了。我不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会的面的，但当时我认为我必须在郑州外宾招待所停留过夜，所以我肯定是在那里看到了你的。俞大卫也可能在那里。
我到了红军军部，同彭德怀一起赶上了五一庆祝大会，大概是在前一天到了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的。
埃德加的书里发现错误的问题，只意味着他没有能记住确切的头衔和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很忙，并没有多加注意中文翻译。我把他的访问记寄给上海的《大美晚报》，他们用英文发表。J。B。鲍威尔的《密勒士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些。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个传教师J。B。肯纳德访问了我们，他愿意提供一千元黄金，请埃德加和我创办一个杂志。——我们可以发表任何想发表的东西，所以我们想连续发表埃德加的书，或至少发表一部分。图片被新闻检查禁登了，可是我们发表了埃德加的一些访问记。
你说埃德加的书第一个中文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发表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四月，知道了这一点使我很高兴。④我想他可能把你称做“教授”了，因为他忘记了他是把文章交给谁去发表了。我记得你和埃德加的秘书郭达在搞这个工作。过了这么多年后，埃德加忘掉了许多事实——在他回到美国后所写的书里有许多的错误；那时他还在同时写有关欧洲和其他题目的文章。他对一九三六年是如何安排去保安的，也多少有些混乱。俞大卫也参加了这事的安排，还曾征求一些其他的人的意见。我有大卫提到这一事的信，信上说，曾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第一号人物。这是指刘少奇，但我发现他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才来到北京和北方的。在那以前他是在江苏监狱里。这是一九七八年王林，现在的市长，在西安告诉我的。他对这些事情知道得很多。他关于埃德加·斯诺和我的记忆会是好的。（他于一九三六年护送我到西安去同埃德加会合，同去延安，但我不能去。他是埃德加走后第一次给我带来消息的红色信使。这是秋天里的事。）
你说，我们把你们所译的埃德加的书带到了延安。这一定是那里见到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我曾交给毛一张他那著名的深棕色的照片⑤，虽然我记得在这以前他已经看到了另外的一张。一九七八年我们给毛同埃德加连夜会谈的那个窑洞拍摄了电视影片。保安是那一次旅行的最高峰。我喜欢停留在那里的每一分钟。电视拍摄组的三个人也是如此。那是一次与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经验。
我记得张克威和他的爱人。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感到失望和焦虑，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寻找同情。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到西安去试图影响“少帅”和他的军官们，但被逮捕了。少帅设法把他放了出来。十二月九日宋黎在街上领着游行的队伍。他同王汝梅、俞大卫、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领袖之一。张兆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同王汝梅（黄华）和陈翰伯在那里发动运动。张现在吉林大学——他的记忆会是好的。
埃德加为什么把郭达叫做许达，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⑥我记得在早些时候他是这样做的。那时暴露任何人是很危险的。我确信埃德加知道那就是郭达——他只是不想公开暴露他。
在埃德加去保安时，一个姓马的中国青年也想去，充当他的译员。他是个左派、聪明的青年人。（我想他是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的，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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