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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鲁迅：文学和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
　　　　10。鲁迅的《药》
　　　　11。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主要矛盾
　　　　12。茅盾以及讽谕在小说中的运用：对他的《牯岭之秋》的剖析
　　　　13。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变化关系：作家的作用在丁玲身上的体现
　　　　14。郁达夫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变迁
　　　　第三部分：持续和间断
　　　　15。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和二十年代的传统形式的城市通俗小说
　　　　16。瞿秋白对五四一代的评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
　　　　17。中国小说的变迁和持续
　　　　　
　　　　此书虽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观点，但资料尚属详尽。　　（梅）
　　　　　
　　　　老舍《骆驼样子》的美国新译本，琼·詹姆斯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256页。
　　　　　
　　　　四十年代末，老舍的《骆驼祥子》曾在美国有过英文节译本，颇受读者的欢迎。今年四月，美国出版了此书未加删节的新译本。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推荐这部著作时给予它很高的评价，现将简介节译如下：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名著的新译本。《骆驼祥子》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对一名劳动者的重要研究。原书出版于1938年，背景是北京。这是老舍的第八本小说，它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一个劳动者的斗争、挫折和沉沦。
　　　　“老舍跟他所崇拜的狄更斯一样，首先是一位社会小说家和一位城市生活的出色报道者。狄更斯的机智隽语、冷嘲热讽和对不公正的严峻的感受，均再现在一个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但是，老舍擅长于描绘一个骚乱的城市和它那苦难挣扎的人民。他一段接一段地创造出北京逼真的情景，声音，甚至气味，他用生动的语言给我们描绘出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妓院，令人窒息的盛暑，冬天挤满了劳动者的茶馆，大葱和热锅里的油味儿。
　　　　“就是在这喧嚣的环境里，我们遇到人力车祥子。他刚从农村出来，充满了对美满生活和成功的憧憬，但是在城市里却屡遭厄运，最后终被压垮。小说以感人的散文，一步步地记录一个普通人的衰亡和他精神上的破灭。祥子跟他周围悲惨的人一样变得冷酷无情；苦难不再使他激动，他变得漠不关心了。祥子不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的牺牲者，而是它的一名代表，自私，愚昧，可以受人利诱。他没有被嘲笑、谴责和赞颂，而被详尽剖析。
　　　　“老舍对祥子的描绘是一种对社会上的苦难的研究，这种苦难是一位严峻的批评家和敏锐的观察家所汇集起来的。他所刻划的人物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描绘众多的场面时技巧纯熟，他对人的动机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而且常常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可以公平地说，老舍的文笔流畅而非雅致。他的语言是街头上的语言，粗犷有力而不呆板。他用的是北京口语，这种方言以辞汇丰富多采而闻名。这个新译本既无删节，也无改动，不仅可提供给东方学专家阅读，而且也可提供给所有尊重杰作的读者欣赏。
　　　　“老舍（1898—1966）出生于北京。他一生都在祖国度过，但也有五年居住在英国，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他就是在那里首次接触到狄更斯的作品。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一位积极创作和受尊重的作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幸自杀了。
　　　　　
　　　　“英译者琼·M。詹姆斯，曾获衣阿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她是一位中国小说和诗的出色翻译家，发表过一些诗和一篇短篇小说的英译文。”　　（梅）
　　　　　
　　　　《巨人的决斗：中国与苏联在亚洲》（The　　Duel　　of　　the　　Giants：China　　and　　Russian　　in　　Asia），德鲁·密德尔顿著，美国斯格利勃纳书店出版，10。95美元。
　　　　　
　　　　此书为论述中苏战争可能性这样一个重要题目的最新出版物。作者根据1976年访问中国，及与苏联、中国及西方军事专家广泛谈话，权威地概述了中苏双方的军事理论和武器效率。密德尔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用事实证明中苏相互怀疑是既现实，亦有充分根据的。中国认为武器的欠缺，可以用人民战争来弥补，但作者不同意这种意见。作者又认为中苏的对抗使世界和平问题复杂化，进而使美国政策不稳定。　　　　（容）
　　　　　
　　　　《美国的现实主义》（American　　Realism），法朗苏阿·玛赛著，斯吉雷／列苏利书店出版，50美元。
　　　　　
　　　　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法朗苏阿·玛赛编写的一本论述美国艺术宝藏的巨著，包括黑白插图一百幅，精制彩色插图七十幅。本书原本以法语写作，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题材，而由法国人写作，使某些读者感到微妙，但是读者却能自本书获知美国的文化艺术，同时从一个欧洲的艺术史家的眼中，得到如何的评价。作者确实发掘了一些不平常的优秀艺术作品，从殖民时期的清教徒艺术开始，直到写真现实主义（或是另一种清教徒艺术）。许多有名的摄影大师自马修·勃雷蒂到狄亚纳·亚勃斯的作品，都收集在内。霍玛，欧金斯，路达的伟大作品，都被栩栩如生地重现，甚至三十年代一些被忽视的画家，也重新恢复了他们在画坛上应有的地位。　　（容）
　　　　　
　　　　《塞尚》（Cezanne），里昂纳罗·汶都利著，斯吉雷／列苏利书店出版，55美元。
　　　　作者汶都利是意大利艺术史家，研究法国画家塞尚的权威，三十年代被墨索里尼放逐，侨居巴黎，即开始编写塞尚作品的标准目录。这位立体主义先驱者——塞尚的杰作，所表现的谦和、古典恬静的色彩和庄严的力量，对那些倦游的旅客，是一服清凉剂。汶都利所写的解释文字，追索到塞尚抛弃浪漫主义的早期作品，一直到晚期的辉煌的不朽之作。
　　　　汶都利在1961年逝世前，完成了这本画集的文字工作。除英文版外，本书还出版了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由于塞尚使用了建筑式的色调，利用空间建立了他的各种形象，因此必须有准确的彩色版，才能体现原作的色彩和风格，书中有四十五幅印刷精致的、前所未见的并经过严格选择的彩色复制品。本书中还选有塞尚的素描和塞尚同时代画家的作品。全书共有插图一百八十五幅。　　　　（容）
　　　　　
　　　　《现代艺术：1890－1918》（Modern　　Art：1890－1918），琪恩·克莱著，万通／伐金书店出版，45美元。
　　　　　
　　　　本书作者琪恩·克莱是法国巴黎大学艺术史教授，认为现代艺术的时期，包括自梵高逝世时（1890）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为止；这一时期是现代艺术的全盛时代，以后不过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作者认为要理解这一时期的油画及雕塑，须从六个方面着眼，所以本书共分六章叙述。第一章论色彩，第二章论变形，第三章论分裂对象，第四章论正面透视，第五章论对象本质，第六章论动作。全书有插图505幅，其中347幅系用彩色印刷。这些插图充分表现了这一时期艺术上的创造性。
　　　　本书还附有这一时期十大主要流派的讨论，及艺术名词小辞典，参考图书及索引。　　　　（容）
　　　　　
　　　　《政变》（The　　Coup），约翰·厄泼达克著，美国克诺泼夫书店出版，8。95美元。
　　　　　
　　　　一向被认为擅长于写美国风土人情的名作家约翰·厄泼达克，最近写了本有关非洲的小说。
　　　　公元前第七第八世纪，在非洲蓝色尼罗河流域曾经建立过一个柯虚王国，统治过埃及。厄泼达克利用乍得和黑非洲几个国家的历史，来描写现代新建的柯虚国，因此他写了一个真正有过的国家，创造了为现代非洲人所寻求的国家形式。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曾经写过一本《雨师亨德森》，虚构了一个非洲的故事，因为索尔·贝娄从来没有到过非洲。但是厄泼达克却根据历史事实和有关非洲的访问，写了这本小说。
　　　　厄泼达克的柯虚国，既是想象的，又是真有其事的。书中描述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艾勒罗上校，回到建立才十二年的柯虚国当了总统。他喜欢微服出行，亲身去多事的地方，进行调查，结果认为白人殖民者让位给皇帝，皇帝被经过选举出来的总统所谋杀，而总统又为他的下属所推翻，这就是当前非洲循环不断的政局混乱的情况。最后艾勒罗上校只能带了他的妻子到法国南部政治避难，去写回忆录。柯虚国的政局很糟，但是它的邻国比它更糟。这些国家发现外援是无济于事的，政变是无利可图的，只有发现石油才是上帝的意志，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出路”。
　　　　美国小说家、批评家保尔·塞罗批评此书说：厄泼达克讲的故事是令人信服的，既充满激情又非常幽默，既有讽刺也有关怀。厄泼达克在描写第三世界的困难中，揭露了工业化世界争夺非洲的灵魂（石油）的本质。塞罗认为故事的本身是本政变小说，厄泼达克写来得心应手，无疑在西方能赢得广泛的读者，而且在非洲，人们也会试图在厄泼达克所提供的这面镜子中，看到非洲人自己的真实面目。
　　　　本书是美国当前的畅销书之一。　　　　（容）
　　　　　
　　　　《愚人之死》（Fools　　Die），玛利奥·普索著，美国普特曼书店出版。
　　　　　
　　　　作者普索以写《教父》而一举成名，蜚声美国文坛。《教父》于1969年出版后，列名《纽约时报》畅销书达六十九周之久，至今还销售不衰，书中的人物及语言，已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愚人之死》是普索继《教父》之后的一本小说，一九七八年出版后，也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小说叙述美国孤儿梅林四十年的生活，他坚信英国六世纪亚瑟王式的传奇，认为可以利用他所遇到的各种人物，帮他渡过难关。他年青时，曾蹈法网，幸而他酷爱读书，从事写作，获得非凡的成就，才使他免于法律的制裁。
　　　　梅林的著作不但给他带来了名利，而且打开了进入纽约文坛之门，以后又进入好莱坞电影世界辉煌人物的行列，认识了一批影业巨头，男女明星和美丽的女人。于是他抛弃了妻儿和家庭，以及他最亲切的哥哥，而沉缅于好莱坞的享乐和拉斯维加斯的豪赌。在这一阶段中，他结识了各式人物，其中有亡命之徒和倾城的美女，这些戏剧化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正是本书的主要支柱。他为这些令人炫目的表演人所包围，而玩尽了生活中最危险的把戏。写出了主人公生活中的各种冲突，见证了背信弃义，却又敬仰荣誉；他热恋于某个女人，却又不断对她不忠，等等。最后，这些人物终于以“愚人之死”而终结。
　　　　《愚人之死》描写创业雄心和意志力量，激情与“爱情的毒素”，友谊与背叛的故事，这既是部人性的喜剧，又是部人性的悲剧。　　（容）
书讯
张维训/孙祥秀/益民/梅/容
列宁写的书评


　　　　列宁写过许多书评，收入《列宁全集》的有三十余篇。这只是就标题上写明书评，或者内容以书评为主的文章说的。列宁通过评论书籍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论战的文章，例如《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所受到的批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等等，以及他在序跋、书信和读书笔记中对某些书籍提出的评论性意见，都没有包括在内。
　　　　列宁写的书评，简明扼要，开门见山。有的只有四、五百字，多的两、三千字，就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
　　　　1898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了一篇书评，评介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他首先肯定了这是俄国经济学界“一本最出色的入门书”。这本书的优点是，论述的问题虽多，范围又很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即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这样论述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个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得到可靠的线索，对进一步研究这门科学发生兴趣，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一本入门书，作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上符合要求了。
　　　　当然，编写简明的基础理论知识读物，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加以详细的阐述、论证，那样会使篇幅过于扩大；反过来如果只作提纲式的概述，又会使初学者感到难于理解。怎样才能深入浅出呢？对于编写这类读物的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
　　　　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的书，采用了纲要式的写法，对读者是有益处的。它使读者了解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熟悉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列宁说，这本书比那些叙述得虽然非常“浅显”，但是废话连篇、内容空洞的同类书要好得多。
　　　　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的话，还可以从列宁的其他书评中看到。列宁批评一种办得十分糟糕的《自由》杂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妄称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其实是低级趣味的庸俗。它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是一个人写的。它把现成的结论囫囵吞枣的塞给读者，好象连咀嚼也用不着。这根本不是什么通俗化。列宁指出：“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这篇全文不过五百字的短文里，提出了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那种把读者当成不动脑筋的，把些陈词滥调硬塞给读者的所谓通俗读物，读者不爱理睬，予以抵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列宁评论波格丹诺夫的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科学。列宁又在别的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些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序言）
　　　　正因为如此，列宁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关于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大量资料。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用了将近六百本参考书，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汇编。他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这些统计资料，在笔记本里精心摘录了许多统计数字。有一篇书评，批评了卡雷舍夫教授编的《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九十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一书。列宁认为，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统计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而卡雷舍夫的书正是如此。引用不可靠的材料，不经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就匆忙地得出结论，必然会犯一系列可笑的错误。作为一本参考书，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的综合性统计数字，仅仅是数字堆积，也不过是一堆废物。列宁在评论民粹派学者的著作时，着重指出他们热心鼓吹的许多谬论，都是根据不可靠的、片面的统计材料得出来的。只有研究统计材料，才能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
　　　　列宁对于作者热情关怀、积极帮助的态度，在书评中也是时有流露，感人至深的。他坚持原则，启发作者认真地考虑问题，但是从来不随便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列宁推荐鲁巴金编的《书林概述》这一巨著，篇幅不过两千字。他肯定了作者从思想史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出版的图书，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作者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它是任何一个大图书馆必备的书。缺点呢？在于编者“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这大概和他在序言中声称的“一生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偏见有关，而恰恰忘记了对思想史作概述是不能够离开思想斗争的。列宁认为不应该过分责备这一点，因为“在开始编纂这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著作时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来撰写的方法”，以做到“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保持了它的客观性”。在这里，没有任何自以为是，强加于人，而只有亲切的商讨和建议。
　　　　对于青年作者，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1912年6月，列宁给克尼波维奇写了一封信，谈他的《关于农民分化问题》一书。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几次回忆到这件事。克尼波维奇在当时是个非常用功读书的年青小伙子，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一些话，是错误的。列宁关于这本书先写过一封信，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