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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免以为非，无所谓永远。于彼是者，于此为非，无所谓绝对。其有非之时，有非之处，即可侵。”例如道德，“皆随时代地方而逐渐变更”，“故有不适合之道德，即要求其革新，为当然之事”。又如经济、政治、法律的规定，“亦随社会以改变”。科学，也是“随时容人讨议”的。结论是：“社会上事神圣不可侵之性质愈重者，其可信性愈薄，而吾人对之反抗当尤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上存在的偶像崇拜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所以不冲决思想网罗、不破除偶像崇拜，中国革命就无法发展。朱执信正是一位向旧传统宣布作战的战士。
　　　　　　朱执信作为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很早就注意介绍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这是他的理论宣传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收入朱集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列传》一文，发表于一九○六年二、三月号《民报》上，就简略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历，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朱译《共产主义宣言》）中“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著名论断：“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这篇文章介绍了《宣言》第一章末关于无产阶级改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十项措施，以及《宣言》结尾“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朱执信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些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列传》同时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家者，掠夺者也”的分析，高度评价《资本论》说：“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
　　　　朱执信可以接受《宣言》和《资本论》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但在当时，他还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朱执信之意在于说明，如果说马克思以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而吾辈所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尤无难行之理”。（第55页）
　　　　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时期朱执信在自己的论著中，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地、附属国深恶痛绝；一方面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分向往。他颂扬列宁是“吃苦辞甘的好人”（第782页），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第718页）。
　　　　“五四”时期，朱执信在同当时种种反动思潮的论战中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对于三民主义有新的阐明，并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说：阶级斗争的存在取决于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生活工作条件如何”。中国的“小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更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中国劳动者“所受的苦压迫，比别国的国民也要多几倍”。从这个理论分析中，他断定：“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
　　　　综观朱执信的全部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断言，如果他不是在一九二○年九月牺牲了，必将在革命转变之际，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协助孙中山先生，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条件限制，现在还有若干刊有朱执信论著的国内外报刊尚未获得。甚望国内外人士热情协助，提供线索，补充材料，俾这部集子更臻完善。

陈铮
《伟大的道路》的史实订正


　　　　《伟大的道路》一书所载史实，有一些需要订正。除一部分已由译本校订者注明外，据调查，尚有如下各点：
　　　　1。朱德同志考过科举，但未中过秀才（1919年石印本《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中也无此记载）。
　　　　2。刘寿川是朱德同志在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不是成都高师的同学。
　　　　3。朱德同志曾应聘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这个学校是官办的。
　　　　4。朱德同志与孙炳文同志相识是在1917年春，时蔡锷早已逝世；介绍人是李贞白和孙炳章（炳文同志八兄）。
　　　　又，广西平果县读者阳诚邦同志来信指出，书中失注之处尚有不少，如：所载洪秀全自杀（第38页），应是1864年六月病逝之误；彭湃同志遇害（第216页）是在1929年八月三十日，而非三十年代初；罗炳辉同志率部起义（第310页）是在1929年十一月，而非1930年，他于1946年六月二十一日病逝于山东峄县，也不是起义后十三年逝世；何叔衡同志遇害（第352页）是在1935年二月，他是在福建长汀突围时牺牲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409页），是在1937年八月二十二日；闻一多同志被杀害（第504－505页）是在1946年七月十五日，至于他的儿子闻立鹤，当时虽身中五弹，但并未牺牲。
　　　　希望读者们看到本书史实需要订正之处，继续来信指出。

起
读《美国文学简史》


　　　　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土生等四同志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内容包括殖民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以后由我国的研究工作者自己写出的第一本美国文学史，是一件可喜的事。
　　　　在本书“后记”里说明本书的目的是“简略地介绍一下美国文学的发展情况、重要的流派、作家和作品，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对他们作出初步的评价。”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评价美国文学就是本书区别于其他美国文学史的最主要之处。本书在结合时代背景用阶级分析来研究流派和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方面，常常有很好的见解。如在对惠特曼的分析和评价中作者们正确地把他作为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位歌手，指出《草叶集》中讴歌的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就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指出他把“自我”和“个人”理想化了的形象，和对祖国的山河的热情洋溢的歌颂，都是当时在发展时期的美国资产阶级对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充满信心的艺术表现。《草叶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的歌颂和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歌颂，作者们指出，这是惠特曼高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地方，联系到他的诗歌形式，即不受诗步和韵脚限制的所谓“自由诗”，也是一次重要革新，是同他在内容上的进步性一致的。而在南北战争之后，南部的蓄奴制被摧毁，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惠特曼感到幻灭与失望，因之他的作品也从热情歌颂的诗歌转为社会批判性质的《民主展望》这类散文。这些介绍和评价对理解欣赏惠特曼都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对马克·吐温的分析介绍也较详尽。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其社会讽刺的一面。在所有作品中推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他最优秀的作品，给予较深入的分析。我特别喜欢那段关于此书艺术风格的评论。作者指出它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把对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幽默风趣的想象溶为一体，这确是搔到了痒处。这本书之所以使人喜爱，不就是在其亦庄亦谐，在那充满浪漫气氛的密西西比河上的阴晴朝夕之中展开了一幕具有严肃的社会内容的幽默戏剧，情节起伏，妙趣横生之处么？相比之下，作者对此书的姊妹篇《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评价，则未免把内容说得过于严肃，未尽妥当了。此外，在谈马克·吐温时若能把“美国式幽默”结合来介绍一下（书中提到了，但是没有发挥），就可以使他不那么显得是个类乎孤立的现象。作者没有注意及此，也许就是在本书中对马克·吐温的成名之作，当时风行一时的《跳蛙》这一短篇竟一字未提的原因吧？对马克·吐温后期的反帝作品，本书吸收了美国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较详尽的介绍，这也是一般国外的美国文学史不大会收录的内容，而缺了这一方面，对马克·吐温的评价是不会全面的。
　　　　杰克·伦敦在本书中占有一章。对他的作品内容方面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得当的。总的说来，本书对其作品的社会思想内容是用比较直接的手法来表现的作家的评价，如上述的惠特曼等，就比较好，而对别的一些手法不同的但也是重要作家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处理，就不太能令人满意。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莫比·的克》是一本世界名著，也是一本内容丰富复杂的书。凡是仔细读这书的人总会觉得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但好在那里，多年来论者甚多，却难有“定论”，也许竟永无定论也未可知。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说麦氏把巨鲸写成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与人对立的因素，白鲸的形象实际上象征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它被写得强大可怕是反映了麦氏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展的不理解，对新的社会矛盾感到惶惑不安”。这个看法很新颖，但需要从麦尔维尔的思想中，特别要从作品本身中提出证据来，才能说服人，可是这一点，文学史的作者们没有能做到，这就未免有点使人感到不足。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一本文学史对每一个作家都要做一个政治和艺术的“鉴定”？能不能对有些作家一下还掌握不稳的可以采取“阙疑”的办法，暂不勉强做“结论”？可以把现有对他的评价介绍一下，也可不提出文学史作者自己的见解，而由读者通过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去自己判断哪种评价较为合理。这样岂不甚好？写文学史最好是有广泛的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但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写文学史，而在美国文学中用这种观点进行专题研究的人，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不多的，这就给史家增加了负担，造成了困难。因之象这样一本简史只要能把文学史上的时代、流派大致说清，对有关作家作品的基本事实能加以介绍，对多数主要作家的评价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使人读后对了解这一国作家的作品能得到一定的帮助指导，就是做了很有益的事。这一点本书是做到了的。至于有些影响很大但不好分析而研究工作又没跟上的作家，对他们来个只“介”不“评”，引导读者自己去读他们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来评，我看在现阶段我们自己写外国文学史时不妨一试。
　　　　这本书在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上总的说是很好的。比较起来，在艺术分析上就简略得多。当然，这样一部简史在艺术分析上不可能要求详尽，但是有些重要而经常为人们谈起的知识还是应当向读者多介绍一点。如亨利·詹姆斯对现代小说的最大影响是在小说技巧方面，本书提到了詹姆斯的细致的心理描绘，也提到了他的“角度论”，但是语焉不详，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和詹姆斯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关系也没有结合起来讲一下，并用实例来说明（短例可用如《波英顿的珍藏品》的开场，长些的可用如《使节》的最后一章）。如能那样，对读者了解这种技巧，就会更多一些启发，对我国文艺创作也可以有所借鉴。对欧·亨利的著名的使用出人意外的结局的方法，若能具体举一个短篇的情节来说明，就会清楚得多。当然在本书有些地方，对介绍作者艺术性也处理得很好，如艾米莉·狄更生那一段所引的几节诗虽是用来说明她作品的内容的，可是因为选得恰当，使读者对她的艺术风格也颇能得到些感性知识，比单靠叙述有效多了。
　　　　本书对黑人文学给予了较多篇幅，这也是一个特色。全书中对作者和书名注了原文，很便于读者进一步去读原著。若能在出下册时，在本文后面结合各章附一个阅读书目，推荐给读者，那就更好。希望几位作者再接再厉，使我们能尽快看到下册。

周珏良
《世界之窗》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创办了一种专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综合性翻译刊物《世界之窗》。它将帮助读者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活跃思想。它通过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报导和分析，将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本质。它还将选译一些国外的推理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
　　　　《世界之窗》两个月一期。创刊号于七月下旬出版，有文约十三万字，照片、插图近三十幅。上海新华书店经售。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垄断资本的秘密战争》，揭露垄断资本集团间勾心斗角窃取业务情报的活动；《富士山麓的奇迹》，介绍日本工作效率管理制度；《萨达特、贝京、卡特会谈内幕》；卓别麟自传的选译《初上银幕》；等等。


《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长期以来，在《简·爱》的评论中，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只有小说开头关于慈善学校的部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反映现实”、“暴露黑暗”，而其余则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列，应予批判等等。我自己多少也曾是这样看的。
　　　　现在仔细想想，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妨用这种“反映现实”的标准来检验一下《简·爱》，看看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按这个尺子去量，剩下来合格的东西不多了。其一，简·爱在罗伍德学校的部分反映了资产者心肠的冷酷、慈善机关内部的腐败以及宗教界上层分子的伪善等等。其二，关于罗契斯特先生和他的庄园的描写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年贵族在乡村拥有的权势与声望；围绕着他的婚事的纠葛还反映了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因为他是为财产关系才被蒙骗与有遗传性精神病的女人结婚的。其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世态炎凉，有的从正面写，如布兰希小姐听说罗契斯特的财产已经耗尽，府邸只是一副空架子，心就凉了，态度也变了；有的是侧面提到的，如简·爱的母亲嫁了她爱的穷牧师就被赶出家门。其四，罗契斯特的父兄等辈在西印度群岛发了财，简·爱的叔叔给她留下的两万镑也是在那里赚得的，这当然是不意之中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掠夺的一个小小见证。其五，里弗斯要去印度传教、在乡村办小学等则说明教会的影响，等等，等等。总之，如果要这样去找，《简·爱》一书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似乎也不少。甚至还有一句话提到“镇压骚乱者的部队”，指世纪之初的破坏机器运动。
　　　　毫无疑问，《简·爱》对当时英国社会这一类的反映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特别是关于学校的一段，是根据作者亲身的经历，以她所住过的慈善学校为原型，生动、逼真，凝聚了作者对那个卑琐的环境中为所欲为的小暴君的极端鄙夷与仇恨，书出版后，当地人都认出了其中所指，拍手称快。
　　　　但是，毕竟作为对学校、对慈善机关的揭露，不及狄更斯在《尼古拉·尼古尔贝》、《奥列佛·特威斯特》来得那样淋漓尽致。关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婚姻市场上的无耻交易，又要数萨克雷的讽刺切中要害。若单论这些方面的成就，《简·爱》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其他的所谓现实主义成分，在作品中只能算是旁敲侧击、细微末节，还不是作品的有机内容，孤立地看，没有多少分量。不难看出，如果这本小说不是写出了简·爱这个人物，所有这一切，就缺少一个灵魂，它们就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这本小说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全书没有哪一部分能脱离简·爱的形象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就以罗伍德学校那一段来说，若不是为了表现简·爱性格中自幼便形成的反叛特点，那么，关于校长先生种种丑态的描写并不比通俗小说中的手法高明许多，远不足以构成《简·爱》一书的精华部分。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类描写具备了历史文献的价值，请问，我们直接求助于史书岂不更好？当然我们不否认文艺作品的认识价值，但怎样理解这种认识价值本身又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把优秀的外国古典文艺仅仅当作历史图解，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多少新的现象需要我们去认识，多少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抱住勃朗特等作家去了解资本主义，够用吗？更何况，这种批评方法如果流传下去，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归根结蒂，《简·爱》一书的主体和真正价值，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还是关于女主人公简·爱一生的故事。如果贬低简·爱的形象而只看重其他部分，那就无异于《汉姆雷特》一剧少了丹麦王子。
　　　　现在，我们如果调转角度，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