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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坚持。郭老在两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对黄老思想的源流，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的分析，至今还为思想史家们所承继。
　　　　郭老研究先秦诸家的思想，总是同社会发展的历史紧密地联系着，论述各学派的思想，也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考察，而总是究明它们的演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影响。它们将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样永垂不朽。
　　　　　
　　＊　　郭老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曾指出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有四点“重要的新的发扬”，请参阅。

卞哲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五四前后，一些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社团，寻找中国的出路，形成了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对当时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社团中，有以“新民学会”、“互助社”为代表的先进的一类。他们在战斗中站在最前列，并从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准备了干部。还有一类社团，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代表，是既有先进的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加，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类社团内部发生着激烈的斗争，终至分裂或分化。第三类社团，开始也曾起过好的作用，但后来拒绝走革命的道路，乃至与蓬勃发展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也有一些社团，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转到革命方面来。前者如“新潮社”，后者如“曙光社”。
　　　　除上述三类社团外，还有一种实验半工半读的小组织，他们是要求进步的，对寄生生活是痛恨的，但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有很大的空想性，在中国当时那种环境里不能不很快就失败。安那其主义在晚清已出现，五四时期也组成了一些小团体，随着革命步伐的前进，他们日益堕落了。
　　　　五四时期这种种社团，过去是资料分散，有的已难找到，研究很不容易。在六十年代，由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等同志编辑成《五四时期的社团》，准备出版。但受到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人压制，未能付印。直到今年，才由三联书店印行。


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生活的时期，十八世纪的上半期，正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十六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断增长，英国资产阶级由于两个世纪以来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工商业。英国资产阶级把这个时期说成是一个繁荣进步的时期；他们说，自从所谓1668年的“光荣革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被推翻，大权重归国会以后，英国有了更健全的代议制度，人民的政治权利有了更进一步的法律保障，政党政治从此纳入了正轨……，但实际上，1668年的政变，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的一种勾结而已，政变的真正结果，只是确保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保证了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这一时期前后的英国社会的一般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者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种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形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①
　　　　地主不仅侵占国有土地，并且利用“圈地法”来掠夺农民的土地；城市资产阶级则利用劳动工资的立法来压低工人的工资。国会的权力在这次政变以后，确是大大提高了。但这种权力完全操纵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手里，他们通过国会支配国王进行统治，实行专政。他们只施行与他们自己有利的政策，并通过国会制定一系列法案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保持他们非法窃夺的权益不受侵犯。马克思指出：“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②所谓这时期的繁荣进步与所谓民主，真正底蕴如何，可以不言而喻了。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确立了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国会分为上下两院。由于下院权力的加强，资产阶级即夸称这时国会能够充分代表民意。实际上国会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为封建贵族与金融资本家及其控制下的商业资产阶级所操纵，从十七世纪初期开始，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已经控制了下院。恩格斯在评论下院时指出：“过去的下院无非是一个不依赖于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公会。”③所谓的国会选举更是徒有其名，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选举的。有被选举权的人更是绝无仅有。选举时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这一谎言都因为议员们自身的利益冲突，彼此攻讦，予以揭穿了。他们自己供认，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由于贿赂而取得议席的。更其骇人听闻的是，国会议席都是有定价的，可以由经纪人代为买卖，而且可以在俱乐部里公开拍售。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完全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也不能不是一大骗局。
　　　　再说一说这一时期所谓政党政治或两党制。英国国会两党制是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制度。从十七世纪末期起，国会一直由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把持。在围绕王位继承的斗争中，于1679年形成的托利党和辉格党，英国历史上这两大有名的政党，这时声威大震，确有不可向迩之势。他们所代表的是哪些人呢？前者代表贵族的利益，主张维护旧制度，拥护君主特权；后者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海外拓殖者的利益，主张提高国会的权力限制王权。他们轮流掌握国会，分任阁员，把内阁作为它的执行机关。这就保证了对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那位连任乔治一世二世两朝首相的辉格党党魁瓦尔浦就是这类“出色的”党派大政客；他的内阁因为能够忠实地执行地主和资本家的旨意而得到他们长期的支持。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无论怎样吹嘘这“大伟人”二十一年相国（1721—1742）的政绩，然而不得不承认他的统治是建筑在腐化国会议员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或道德的原则可言。在这样统治之下，政治贪污，贿赂公行，司法黑幕重重，整个社会盛行着贪婪、欺诈、虚伪。象瓦尔浦这样的人物以及他的统治方式，是一点也不例外的，相反的，却是很普遍而且是很典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代的若干主要现象：资产阶级的掠夺的政治本质，反人民的法律，虚伪的选举，欺骗的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这就是菲尔丁所处的时代，也是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
　　　　亨利·菲尔丁于1707年4月22日生于英国索美塞特州格拉斯顿伯利附近的萨尔法姆，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埃德蒙·菲尔丁是德斯蒙德伯爵的孙儿，曾担任过军官，母亲萨拉是位法官的女儿。菲尔丁是他们十二个子女中间最大的一个。由于他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使他不但有机会亲眼目睹本阶级的腐朽，而且还尝到了没落后贫穷生活的滋味。
　　　　菲尔丁在十三岁时（1720年），进入英国最贵族化的学校之一伊顿中学学习，受到良好的经典文学教育。在十六岁以前他已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过许多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名著。他在伊顿中学学习大约六年，受完中等教育，1726年离开。1728年（二十一岁时），他去荷兰，进入雷顿大学语言系学习，兼攻法律。二年后（1730），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长期供给他所需的费用而中途辍学，于1730年2月回到英国。当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面临着“当雇佣的马车夫，还是当雇佣的作家”的抉择，他选择了当“雇佣作家”。就这样，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了紧张、勤劳的文学创作生涯。
　　　　1730年菲尔丁来到伦敦以后，与戏剧界有了接触，他开始以职业剧作家的身份为戏院编写剧本，有一个时期自己曾组织戏班，领导过一个不大的戏院。远在1728年，在他还没有去荷兰雷顿大学学习时，他就写了一部名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的喜剧，并曾在伦敦朱瑞苍戏院上演。在回到英国以后的七年中（1730—1737），他一共写了二十五部戏剧作品（包括与其他作家合写的在内），其中有喜剧、笑剧、政治讽刺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法律公子》（1730），《作家的闹剧》（1730），《大姆指汤姆》（1730，1731），《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1732），《堂·吉诃德在英国》（1734）等。此外，他还改编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为《假医生》一剧，又以这位大喜剧家的名剧《悭吝人》为蓝本写成《守财奴》（1733）。
　　　　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虚夸荒唐的生活，和攻击政界的贪污贿选等黑幕的。在他的笔下，“宗教、政府、牧师、法官和大臣——全在这个讽刺巨人的脚下陷于毁灭”。④在这些剧本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受压迫受损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视，和对压迫者的痛恨。他在他早期所写的剧本《咖啡店里的政客》（1730）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写作态度。他在这个剧本的序幕里说，他的诗神的企图是在“攻击披着权力外衣的罪恶”。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里，一个角色说：“在所有的国家里，监狱只是给穷人住的。一个穷人偷了上流人五个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抢起穷人来成千成百，他们却安然坐在家里。”
　　　　1734年11月28日，菲尔丁和爱洛蒂·克雷道克女士结婚，随后迁往东斯图尔居住。1736年他重返伦敦，和“大蒙兀儿英国喜剧团”经营干草市场小舞台。菲尔丁把这个小舞台当作抨击社会罪恶的讲坛。这个小舞台第一次演出的就是他的新作《巴斯昆》（1736）（副题是《对我们时代的一个讽刺》）。这个剧本的基本主题是讽刺竞选贿赂与议会里生意人的横行霸道（以两个戏的排演来讽刺现代生活的戏剧作品，喜剧部分的副题是“竞选”，悲剧部分的副题是“智慧女王的生与死”），揭露了当时身居高位者的腐化和贪婪，如剧中一个角色讽刺说：“人们为了做坏事而受处罚，然而上流人受不到处罚，因此他们从来是不做坏事的。”不久，他的另一部轰动一时的剧作《1736年历史记事》（1736）（《历史记事》的剧名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了1736年发生的事情）又在小舞台上演，作者以戏中戏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讽刺了恶劣昭彰的大政客、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在《1736年历史记事》一剧中，有一景描写拍卖。在逼真的情景下，台上进行罕有的大拍卖，公开拍卖利厚润宽的职务、推荐权、官阶、地位等，同时也拍卖美德。大家抢购“朝中肥缺”；而“一点点儿政治良心”则不受买主欢迎。这个戏揭露了议会里的贪赃枉法，抨击了统治者们的无良心与无耻。这些辛辣的讽刺大大激怒了瓦尔浦等统治者。1737年5月间，政府机关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6月，当政的瓦尔浦内阁即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使议会通过了《戏剧审查法》⑤，规定所有剧本上演前都必须先送官方审查，否则课以50镑的罚金。在上院辩论《戏剧审查法》时，柴斯特菲尔贵族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法令的真正起因，是因为菲尔丁的那些攻讦政府黑幕的剧本。政府禁止讽刺时事喜剧的上演，封闭了大批戏院（只剩下了两家），实际上剥夺了菲尔丁和其他政治讽刺剧作家们的剧本上演的权利，扼杀了菲尔丁的戏剧创作，就这样，菲尔丁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这一年他30岁。
　　　　菲尔丁的戏剧是师承希腊阿里斯多芬的。他打算在英国舞台上恢复阿里斯多芬的传统，古希腊喜剧的传统，因为在古希腊的戏剧中“任你多么了不起，也庇护不住重大的罪恶，使之不在喜剧舞台上受应得的讽刺……社会罪恶便遭受社会的唾弃。”英国近代戏剧大师肖伯纳说：“除了莎士比亚，菲尔丁是从中世纪起至19世纪，英国所有职业剧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不幸那个《戏剧审查法》把他从莫里哀、阿里斯多芬的行业（指戏剧）赶到塞万提斯的行业（指小说）中去了。从那以后，小说就成为英国的光荣，而戏剧却沦为它的羞耻了。”菲尔丁对英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政治喜剧这一体裁。如果不是政府的扼杀，菲尔丁在戏剧上一定会放出更大的光彩。　　　　　　　　　　　　　　　　　　　　　　　　
　　　　菲尔丁被迫放弃戏剧的创作以后，为了寻找糊口之计，便于1737年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1740年，他在法学院毕业⑥，当了正式辩护律师，并在彭姆法庭推事室工作，但他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忱，并没有丝毫减退，他摸索着，尝试着写作当时在文艺界流行的所谓正统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如劝善的书信体长诗，描写风俗的小品文和幻想讽刺作品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失去了戏剧这个阵地以后，他开始了新闻活动，他和诗人詹姆士·拉尔弗创办过《战士》（1739—1741）等杂志，撰写杂文，继续向黑暗势力进攻，并讽刺社会上各种丑恶、不合理的现象。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关于乡绅、牧师、城里的时髦仕女、流氓、律师以及受冷遇的妻子等人物速写，都正好成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的素材和准备。
　　　　菲尔丁由戏剧而改写杂文，由杂文而转写小说。从1742年2月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全名为《约瑟·安德鲁和他的朋友阿伯拉罕·亚当斯先生冒险记》）发表，以迄1754年逝世为止的十二年中，他一共写了四部小说。除《约瑟·安德鲁传》外，另外三部是《大伟人约拿旦·威尔德传》（1739—1740），《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阿美尼亚》（1751）。由于他生活经验的丰富，观察力的深刻而敏锐，语言的生动多采，他的小说不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富于战斗性。
　　　　在《约瑟·安德鲁传》出版之后不久，菲尔丁的妻子患热病死去了，他多年的哮喘和风湿病时常发作，又因经济困窘，生活痛苦达于极点。菲尔丁虽然处境困难，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奋发和乐观、愉快的精神。菲尔丁的一个同时代人蒙台鸠夫人曾这样说过：“谁也没有象他那样喜爱生活，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缺乏喜爱生活的理由。”1747年11月，他和前妻的忠心女仆玛丽·丹妮尔结婚。1748年他任西敏寺的治安法官。1752年菲尔丁又被任命为西敏寺代理司法官。同时，他还编辑了《修道院花园杂志》（1752）。紧张的工作和经常的贫困以及没有规律的生活，日益损坏了他的健康。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告下，他于1754年8月去葡萄牙休养。在病中他还写下了最后一本作品《里斯本海程日记》（在他死后的1755年出版）。他在里斯本只住了两个月，终于在1754年10月8日逝世，享年47岁。
　　　　菲尔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小说方面，正是他的小说决定他在英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欧洲资产阶级散文小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产生后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欧意大利是最先走上近代商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近代西方各民族之中，文艺发达最早的也是意大利，所以最先有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小说的形式在薄伽丘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意大利了）。其后，如法国的拉伯雷（1495—1553）的《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虽然这些作品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性的加强，消灭了在古代史诗中占支配与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寓意”以及无论是在英雄诗、宗教道德诗、或骑士诗篇中，在情节开展上的“超自然的力量”，排除了中世纪传奇中的神秘主义，而以描写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为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菲尔丁的小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他的小说是“散文滑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