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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又都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都要被统统打倒了吗？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又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了吗？所以，这股思潮是更加危险的。因为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当中的一些害群之马，是容易被人识破的，从而也是不难克服的，而这股思潮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一部分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的青年中，在一部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干部中，会发生欺骗作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来反对这种倾向。
　　　　最近，中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把中央重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曲解为是纠正解放思想的“偏差”。
　　　　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中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有新的意义的。新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因为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把这些基本原则搞乱了、毁坏了，严重地妨碍了我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他们惯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搞的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天天喊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也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他们假装着比谁都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的旗帜。现在党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斗争的继续发展。
　　　　同时必须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党的领导，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正是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强调发扬民主，解放思想，也就是为了根据新长征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那种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深入地进行思想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甚至当作“纠偏”，是没有道理的。
　　　　勤奋学习和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提倡认真看书学习。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那种认为钻研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似乎就会离开现实政治的说法，是不对的。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横行霸道，到处给人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人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的社会主义，这难道不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吗？同时，我们的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既反对右，更必须反对“左”。我们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迎头赶上形势。

乔淑
要研究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社会生活的研究者提供了方法和根本观点，但并没有代替或取消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如象经济科学之成为科学一样，社会学也应当成为一种科学。
　　　　过去一个长时期，一提起社会学，简直就是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似乎无产阶级是没有什么社会学的。有什么理由呢？谁也没有讲清楚，大概谁也讲不清楚。有一条理由仿佛很“有力”，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把家庭、民族等等什么都讲了，人口问题嘛，不是已经有了《资本论》么？结论：社会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
　　　　问题当然并不这样简单。社会生活既然是多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讲了研究方法和根本观点，复杂的现象仍有待于分析研究。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也要象对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那样去对待才成。

孟敏
诬陷变不成真理
驳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

　　　　有些事情，如果作为一种正常情况来想，就实在想不通。一个参加革命文艺运动多年的老同志，因为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好象闯下了滔天大祸，不断遭到批判、打击，而最后被残酷迫害，终于死于狱中，甚至连骨灰都不知去向。荃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含冤死去的老同志，想起这些，怎能不令人感到悲愤呢！当然，这是“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残酷统治下的产物，是没法用常情来衡量的。但是这样令人发指的悲剧，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铭刻在心头，再也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土地上重现了。
　　　　　　当年扣在荃麟同志头上的罪状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所谓“现实主义深化”论，就是十分严重的一条，也是“四人帮”拼凑的八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
　　　　为什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就会成为一条大逆不道的罪状呢？剥去“四人帮”横加在这个论点上的许许多多的歪曲和诬蔑之词，我们就会看到：一九六二年荃麟同志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这个看法，无非是针对当时的创作实际状况，感到不少作品革命性较强，但现实性不足，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人与人的关系和斗争过程的描写，都比较简单化，　　因此他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要求作家更深刻地去研究、分　　析、概括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艺术作品强大的感染力量是从生活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荃麟同志在当时的讲话中，有一段曾被“四人帮”横加诬蔑指责，并作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根据的，这段话原文如下：
　　　　“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更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茅盾同志说的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罗曼·罗兰说：‘高尔基是从黑土里生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从外面扎进去的。’柳青、赵树理、李准、刘澎德在农村中生活的基础都是厚实的。除了熟悉生活以外，还要向现实生活去突进一步，认识、分析、理解，这是大家所追求的。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
　　　　任何不是怀有偏见或居心叵测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一是希望作家们有厚实的、黑土般的生活基础；二是要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分析、理解现实生活，把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统一起来；三是指出立足于这样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就会是强大的，而不是虚浮的。这样的见解，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更不用说什么罪过了。
　　　　然而，怪就怪在这里，这些完全符合创作规律的看法，不仅遭到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而且经过林彪、“四人帮”完全不顾事实的歪曲和诬蔑后，竟被无限上纲、上线，扣上了大得吓人的帽子，罗织为致人于死命的罪名。
　　　　其一曰：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荃麟同志分明说现实主义应该是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这和周总理所指出的：革命现实主义是基础，革命浪漫主义是主导，是完全一致的，这又有什么错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创作上有很多教训。只要回顾五十年代末期的某些创作，不就是因为远离了生活的真实性，远离了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而任意胡思乱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荒谬观点，并以此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终于造成这类虚伪浮夸的作品，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鲁迅语）到了“四人帮”时期，一些所谓“创作”，为了给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就更是恶性膨胀，把说谎话、大话、空话、废话冒充为革命浪漫主义，不仅败坏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声誉，令人觉得面目可憎，望而生厌，而且也把创作引到濒于毁灭的绝境。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诬陷是根本不值一驳的。
　　　　其二曰，荃麟同志的观点，实质上是提倡作家“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这又是大得可怕的罪名，但这也不过是他们一贯虚构罪名的惯技。在荃麟同志的讲话中，曾反复强调说：“在方向上决不能动摇。人民公社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解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关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任何事情都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没有人怀疑集体化的方向，但是必须看到这条道路是长的、复杂和曲折的。……搞创作的，必须看到两点：方向不能动摇，同时看到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没有后者，现实主义没有基础，落了空；没有前者，会迷失方向，产生动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是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这是我们作家在当前形势下的责任。”这样明白晓畅的语言，在“四人帮”笔下居然完全被歪曲为根本相反的意思，人们不能不在“四人帮”这伙恶讼师的丑行面前叹为观止。的确，荃麟同志曾经提出要注意“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毛主席曾经同样指出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描写农村，不去深刻地认识、了解、分析、研究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斗争，当然就谈不到正确的反映，更谈不到如何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因为任何肤浅的、表面的、或虚假的作品，决不可能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并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已为创作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更何况荃麟同志还曾十分明确地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写资产阶级浪子，写他本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那时写内部矛盾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我们写人民内部矛盾恰恰相反，是为了巩固和保卫我们的社会基础。”试问，从这样的观点中，有哪一丝一毫是提倡“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呢？俗谚说：朝空中吐唾沫的，只能落在自己的脸上。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力图拉历史、拉人民倒退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象荃麟同志这样毕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干部，而正是不择手段以打击诬陷为业的林彪、“四人帮”这一伙不齿于人类的阴谋家、野心家。
　　　　其三曰：荃麟主张“以小见大”，“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一粒米看大千世界”，就是提倡写“平平凡凡”，就是“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这又是一个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荃麟同志在这里所想探讨和说明的，本来不过是短篇小说应该如何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何按照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去概括现实生活，如何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绘，达到更高的、更深刻的概括。这和“堵塞”“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事实恰恰相反，荃麟同志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他不仅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而且还要求作家应该有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和概括力。这些十分中肯、十分精辟、十分值得作家们思考的见解，怎么会有“堵塞”“同群众结合的道路”的可怕罪过呢？其实“堵塞”的理论是有的，那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所推行和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高大全”、“三突出”之类。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只要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套“模式”去写就行了，就能完成他们的“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任务”了，还需要什么“投身于火热的斗争”，走什么“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呢？
　　　　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这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卑劣、恶毒的手法，迫害荃麟同志，反对文学创作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对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作家深刻地研究现实中尖锐复杂的矛盾，说穿了，无非是要把文学变成他们一整套反动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妄图磨灭革命文学的战斗锋芒，剥夺革命文学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威力，取消文学通过深刻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来教育人民的权利，以利于他们搞乱人民的思想，愚弄欺骗人民，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并为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做思想上的准备。对荃麟同志的残酷迫害和对包括“现实主义深化”论在内的所谓“黑八论”的歪曲、诬蔑与“批判”，不过是他们整个血腥阴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罢了。
　　　　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诬陷绝对变不成真理。如今，荃麟同志的沉冤终于昭雪了，强加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诬陷之词，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澄清。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逃不脱为“天下戮”的下场，荃麟同志为社会主义文学所作出的巨大劳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七九年五月二日

丁诺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书讯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以编年体记载了北宋的历史，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撰写人根据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及各家野史、家乘、行状、志铭等材料编撰成书。全书今存五百二十卷，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止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九八）。字数多达七八百万，为研究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由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教研室整理，进行了标点、校勘。已出第一至第三册，第四册以后各册将陆续出版。　　（华）
　　　　　
　　　　新校本《陶渊明集》，逯钦立校，中华书局将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文风格冲淡，在崇尚辞藻对偶声律的六朝文坛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昭明太子肖统特别推崇他，称其“辞采精拔，独超众类”。他的作品，深深影响到后世许多的作家。在东晋政治动乱的年代里，他又曾写出了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诗文，在其生前已有人抄传。自齐、梁迄于宋、元，屡经补辑、校订以至注释，刊刻十分丰富。《陶集》传世既久，文字上的舛误也就相当严重。这给过去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使得一些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要对陶渊明做进一步的研究，自然应该先把以往驳杂纷歧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和分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本《陶渊明集》，是吉林师大逯钦立教授的遗作，它以元刊李公焕笔注本为底本，与宋、明各本及诸类书精心比勘，正文择善而从，异文巨细并录。校者对于字句的取舍虽未必处处允当，然其一得之见，往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至于广搜博采的异文，则又可以使研究者省去许多翻检群书的功夫。
　　　　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者参考，新版《陶集》还有简明的注释，并附载逯先生研究陶渊明的两篇专著：《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
　　　　　
　　　　《初唐诗》（英译本），斯蒂芬·奥文译，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售价美金20元。
　　　　中国的唐诗，在一般汉学家中一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618—713）；盛唐（713—760），以王维、李白及杜甫为主；中唐（760—840）；晚唐（840—906）。本书作者专门论述初唐诗，认为这一阶段在唐诗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从六朝诗的衰落，逐步过渡到盛唐期新诗体的初兴时期。
　　　　斯蒂芬·奥文对初唐时期的诗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宫廷诗及其反对派”，叙述宫廷诗的特点，即禁止表达个人的强烈情感，华丽的词藻胜于直接叙述，就　　　　　　　　　　　　　　　　　　　　题赋诗，与对仗工整等等。这种诗体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严重影响了中国诗的发展，到七世纪初才有反对派出现。第二部分为“叛离宫廷诗”（660—670），主要叙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认为他们创立了自我表达的新诗风。第三部分叙述陈子昂全部摈弃六朝的影响，主张更为健康与表达个人情感的诗风，并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第四部分叙述武则天与中宗朝的御用诗人（680—710），作者对这一时期比较重视，认为即使是宫廷诗，也开始转变为表达个人情感，并以沈期与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