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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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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地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病疗养院疗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她是扮做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女佣脱险的。本来,外国人的佣人是不必受查问的,邓颖超扮佣人扮得很象,但仍然受盘问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
“我可以发誓,她扮得真象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呆头呆脑的姆,看上去,除了家务事她是一无所知的。”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女性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孩子,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恩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是看他的脸的话,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感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藉藉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是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初在天津现代化的中学念书,后来在天津的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被判徒刑一年。在被捕者当中,有一名激进的女学生,她就是邓颖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广东和她结婚。
一九二○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党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折皱的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话,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汉语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汉语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混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头”。那是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头,得以脱险。只看他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好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过书斋生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因而在柏林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因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呆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着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朱德对我说:“你还年轻,但监狱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不过,我被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那些家伙,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至此为止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在这以前,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好几个月我都睡得很少。拘留所很静,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呵!”
这时,我记起了朱德这位人物的种种传说。比如,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
朱德的真正历史,自然不像这些传说那样异想天开,但也不乏饶有趣味之处。他出身在四川一个贫苦的农家,因为叔父家没有孩子,便过继给叔父,因此能够上学。他进了云南省的军官学校,后来成了滇军的军官。这支军队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一九一六年,朱德晋升为将军,在云南省政府内居高位。凡是当时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应具有的一切,诸如财产、妾侍、鸦片等等,朱德也无所不有。
抛弃地位、财富,决心参加革命之时,朱德的年龄已经不轻。与他在各个战场战斗时完全一样,他坚韧不拔地与旧我作殊死战。首先,为戒绝鸦片烟,他在上海与汉口之间行驶的英国轮船上待了几个星期,往返数次,直到戒了烟才登岸。他不倦地学习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向那些年龄就象自己孩子般的学生们虚心求教。
朱德在德国住了四年后,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南昌的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朱德组织了反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后来,他任红军的总司令。直到现在,八月一日仍是新中国军队的建军节。
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朱德也不大愿意谈自己的私生活。尽管他多次婉拒,可是,对他的一生怀有很大兴趣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却不住地对他提出种种问题。就这样,艾格妮丝终于从朱德口中打听到他和他的战友毛泽东一样,在白色恐怖中失去了原来的夫人。朱德在一九二六年与伍若兰结婚。她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斩首。国民党竟把她的头颅悬在柱上曝晒以儆众。
一年后,朱德选择了康克清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康克清是在红军中成长的农村姑娘。朱德对自己的夫人充满自豪,对她的勤勉和旺盛的求知欲一直赞赏不已。他们这对夫妇,在根本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农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他们外表平凡,性格坦率,却包含着过人的领悟力和通过努力积累起来的渊博知识。……
“土匪头目们”
我到延安,来得正是时候。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为了研究新情况的变化,好几个会议正在召开,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奉召来到延安。一天,在剧场里,艾格妮丝指着好几个人,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们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天晚上,我和他们中的几位认识了。
“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戏演完的时候,向来喜欢聊天的马海德医生说。“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花生也可以弄得到。”
应马医生之请,来了许多客人,李德的窑洞,简直容纳不下了。“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呵?”朱德对着我嚷道。“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国民党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这时候,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场的人好象都知道。
“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赏以二万五千元。我们的总司令看见了,但并没有把这张告示撕掉,他自然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敌人的。一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的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一枝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我们质朴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充满机智的、针锋相对的批语。”
坐在我旁边笑着的男人,蒋介石也许下重金悬赏他的脑袋,数目不比朱德的少。窑洞微弱的灯光朦朦胧胧地照着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就象是遥远的历史年代里的人物。他象太平军的领导人,又象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的英雄。宽宽的肩膀,剃得光光的脑袋,又黑又浓的胡须,他活象《水浒传》里的著名头领,又象罗宾汉似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艾格妮丝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贺龙。他并不喜欢提起自己的过去。贺龙的父亲曾是“哥老会”的领导人。“哥老会”是遍及全中国的农民秘密组织。贺龙继续其父的地位,年轻时就成为故乡湖南省出名的人物。在他掌握的广大地区里,贺龙袭击、抢掠以买卖鸦片致富的行商。可是,农民们对贺龙的队伍,并不象对军阀的军队那样憎恨。他的队伍决不对本地区的居民劫掠,也决不把当地的鸦片占为己有。
一九二五年,贺龙参加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师长。一九二七年,他率领部属向共产党的军队投诚,不久便到达毛泽东率领的少数农民军的根据地。
在长征中,贺龙的部队比红军主力部队所受的损失还要大。数以千计的战士,有的在雪山冻死,有的则饿死,或被国民党飞机炸死。可是,他的战士们,宁可在长征途中死去,也不逃亡。在行军途中,有数千名青年农民,仰慕贺龙这位农民领袖,志愿加入他的队伍。贺龙本人,在长征中很能吃苦,这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已惯于饥饿贫困。
“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途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疲累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贺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游击战的名将。从他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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