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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厚厚一大本的刊物，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何况那上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稍一翻看，就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不行，这不能光是站在书店里看看！于是从借来的几毛钱中，每天少吃一顿，或每顿少吃一碗，省出钱，把它买回来。
　　　　挟着这样买来的《理论与现实》，从武库街快步走回两路口，在那一片黑暗的区域里摸索着进门，上楼，点起蜡烛，睡在空荡荡的楼板上，就着烛光读起来。那些理论文章，似乎每一句都解决了我正要求解决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当时正讨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讨论三民主义中最革命的部份究竟是民生主义还是民权主义。钱俊瑞同志主张是民权主义而不是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说，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他的文章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望远镜中的社会主义，显微镜下的资本主义”。我读到这个警句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不仅是佩服这位理论家，更由此想到，马列主义的威力真是无比巨大，有了马列主义，这么复杂的问题，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得清清楚楚。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也在《理论与现实》上发表，我都仔细读了，却没有怎么弄懂。
　　　　这样的夜读之乐，并不是天天能享受。因为蜡烛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通常总是稍微看一会书，就把它熄掉。睡不着，便躺在空荡荡的楼板上，听着老鼠在什么地方驰骋，有时竟跑到我的枕边。我还是思考着书刊上讨论的那些大问题，觉得这些都同我有关，都必须得到明确的解决。
　　　　偶或多借到几毛钱，那就是我充分享受夜读之乐的时候了。两顿饭照例还是烧饼或“豆花饭”，多余的钱并不留到明天用，而是多买两枝“僧帽牌”蜡烛，再买两小包辣牛肉干。我就躺在楼板上，尽情地点着蜡烛，慢慢嚼着辣牛肉干，完全沉浸在心爱的书刊里，直到很深很深的深夜。第二天将近中午才醒来，又兴冲冲地赶到武库街去，索性免去午饭，一直看到下午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才去吃一顿。
　　　　我不知道当时书店里人们的眼中，我是什么一个形象。我看他们，都很顺眼，就是说，没有一个衣服笔挺、皮鞋雪亮、红光满面的人。经常站在武库街几家进步书店看书的青年，大体上都是衣败履穿，蓬头乱发，然而目光炯炯，桀傲不驯的样子。间或有点“非我族类”的气味的人走进来，马上就会受到大家警惕的注视。如果他也流连不去，大家就会望望然而去之了。但如果他进来一看就走，同样令人猜疑，给书店带来异样的空气。
　　　　当时和我一起站在那几家书店看书的青年，今天不知都在哪里。他们应该都还记得生活里的这一段，记得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一家进步书店就是一个战斗堡垒的事实，并且不管后来的经历和遭遇，不管作者和读者的情况如何千变万化，应该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当年那几家书店的那些用粗劣的土纸印刷的书刊。至于我自己，四十年来马列主义的书根本没有读懂，到今天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我还是一窍不通，但我仍然很宝贵这一段回忆，因为我相信，当时和我一道站在书店读书的青年，绝大多数肯定是从那时起，真正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不管怎样说，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生长在光明中的青年，常常说“黑暗的旧社会”。一点不错，旧社会是黑暗的。但光明的新社会又是怎样来的呢？它不是天上掉下、天外飞来的，而正是黑暗的旧社会中千千万万人争取来的。谁如果不了解任何黑暗之中，都有千千万万追求光明、争取光明的人们，谁如果不了解正是在抗战时期黑暗统治中心的重庆，就有着红岩，有着曾家岩五十号，有着化龙桥，有着武库街，有着武库街上几类书店的鲜明的对比，有着几家进步书店所教育过引导过的千千万万青年，有着《新华日报》门市部的那些严肃而警惕的店员和紧张而警惕的顾客，谁就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黑暗的旧社会，更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光明的新社会。
　　　　在祖国的茫茫大地上，区区一条武库街，是微不足道的。比起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巍峨的新华书店大楼，当年武库街上那几家进步书店都是简陋不堪的。然而，三十二年来，我忘不了它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更要套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那些捏造所谓“三十年代出版黑线”，来诬蔑生活书店等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家伙。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诬蔑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家伙。
　　　　　
　　　　1978年冬至日

舒芜
延安
《我曾为毛战斗》节录

　　　　访问窑洞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他们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艾格妮丝穿着棉制服，她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是译员吴小姐，我在西安早就认识她了。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当时，延安的市民只有一小部分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绝大部分人，由于战争爆发那一年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都离开了遭受破坏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战斗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思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食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师，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金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的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金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蔑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其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矮的小炕桌，便可以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张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些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的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支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支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