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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得不到发表，只好闲置床下。直到去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一所小学深入生活，发现小朋友们渴望知道未来。后来叶永烈应邀讲课，畅谈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远景——展望二○○○年。孩子们时而静得出奇，时而欢声四起。讲课是结束了，但一张张笑脸却久久浮现在眼前，烙印着他的心。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向他组稿，他欣然答应，花了十个深夜，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如今“小灵通”已成为通晓现代科学知识的少年形象活跃在孩子们心中。
　　　　叶永烈今年将有什么作品出版？这也许正是读者所关心的。据现在正在排印的十余本著作估算，约有一百万字。还有一些正在定稿、创作过程中的，如传记体的《高士其爷爷》等，为数也颇多。为了争取四化的早日实现，叶永烈正继续埋头辛勤耕耘。如果说他去年创作丰收，那么今年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丰收。我忽然想到那奖状、那红花，不啻是一朵朵含意深长的报春花！
　　　　　
　　　　采百花酿佳蜜
　　　　　
　　　　叶永烈的创作力那么旺盛，自然有它的源头活水。他不是身穿白大褂埋头于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但他象蜜蜂那样留恋于科技园地的百花丛中。去年他担任电影《红外线》的编剧和导演，看过那电影剧本的人们，不免惊叹作者知识的丰富，从红外线的原理，讲到红外遥感、红外扫描、红外烘干、红外探火、红外望远镜、红外导弹、红外星，讲得生动形象。这是作者深入实际向内行人请教的结果，也是广泛阅读有关书籍的一种综合和演绎。叶永烈向我谈起他在拍摄《红外线》电影时，同科研人员一起登上多种型号的飞机，观察研究红外线的各种效应，电影拍成了，同时也积累了航空知识。我想，知识总是日积月累的，不过象他那样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抓住的机会汲取知识，却是多么难能可贵。
　　　　知识来源于实践，离不开亲身感受，可怎能事事靠亲身感受？相当多的知识则间接地来自书籍。宋代的朱熹写过一首《观书有感》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但朱熹的这首诗却是有道理的。书籍是知识的海洋，何尝不是创作的滋养之源呢？叶永烈写《电影的秘密》，尽管他从事电影工作已十余年，可谓朝夕相处，有许多感性知识，但他还是参考了七十多本关于电影的书籍。《电影的秘密》从古代的皮影戏讲到近代电的发现、照相的发明，从电影胶片的生产讲到电影的拍摄技巧，从无声电影讲到有声电影，从黑白片讲到彩色片……，系统周详，娓娓动人，引举了近五十部电影的实例，有相当多的材料摘自他的工作笔记。零星的积聚，变成了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
　　　　在“四害”横行时，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夏衍同志的《电影论文集》，那时书上竟盖着“提高警惕，严防中毒”的印章，有人惊讶地说：“你还在看夏衍的书？”他淡然一笑，依然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他在一封信中富有体会地写道：“积累知识犹如滚雪球，越滚越多，每写一篇科普文章，就逼得我看一批批有关的科学书籍，使我学到一些新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就没有从事科普创作的力量”。
　　　　有许多读者希望知道叶永烈是怎样利用时间的。偶尔从他孩子的日记中发现，炎夏的晚上，当人们在纳凉的时候，他爸爸不顾汗水淋漓，一面扇着扇子，一面写他的作品，直至深夜。当我向他转述读者的意思时，他说：“时间老人对任何人都一律平等，不过要珍惜分分秒秒。”他又引用了鲁迅的话：“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语句：“我不知道几点钟开始写的，也不知道几点钟写好的。我不停地连续写，一气呵成了”。其实这正是作者的自白。
　　　　勤奋，博采众长，加工提炼，这是叶永烈多年来这样做的。打个比方，恰如蜜蜂，采百花，酿佳蜜。的确，叶永烈就是这样的蜜蜂。
　　　　　
　　　　让科学长上幻想的翅膀
　　　　　
　　　　熟悉叶永烈作品的编者、读者注意到，近几年来，他正着意于科学幻想和科学童话。如果说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那么科学幻想可以启示人们去展望未来、探索未来，具有令人神往的吸引力。言谈中他常常推崇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凡尔纳，不仅作品多（一百零四本，达七百万字），而且想象力丰富。赞誉往往是学习效法的一种表示。作者借《小灵通漫游未来》形象地介绍了气垫船、电视电话、电视手表、微型直升飞机、飘行汽车、机器人、人工大米和人造蛋白质、无土庄稼、彩色棉花、水生南瓜、人造肝肺、人工调节气象，既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又有对未来的大胆设想。科学的幻想多少总离不开现实的根由。大鹏鸟飞行万里，现代航空不正是挺理想的大鹏鸟吗？科学的幻想又总高于现实，没有幻想的翅膀，科学就难以飞跃。彩色棉花为现实所没有，但未尝没有这种可能。大自然的花草果木，五彩续纷，但我们还没有找到生长各种色素的内在机理，一旦掌握它，那末彩色棉花的培育也就是合乎情理的了，用彩色棉花纺织出的花布也是合乎情理的了。在我国科学幻想小说还很稀少的今天，叶永烈正在作可贵的尝试。
　　　　科学需要文艺，使深奥的科学原理长上文艺的彩翼，普及于城乡；文艺也需要去反映和发掘科学发展的题材，催促社会前进的步伐。叶永烈广泛应用了拟人法、形象的比喻，应用了诗歌、相声、童话，去表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作品中涉及到石油化工、电子计算机、海洋资源、航空技术、植物保护、光学、电学、能源科学、天文、地理等多种学科。《水晶宫的秘密》借对虾、黄鱼等水族们的惊奇，介绍了海上石油的勘探和水下电视的采用。他还善于用唐诗宋词来阐发、点明或衬托科学的内涵，使人在领略诗的意境中，同时领悟了科学道理。这和作者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造诣很有关系。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但从小喜爱文艺，十一岁时曾在《浙南大众》发表短诗，中学生时广泛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朗读《古文观止》。扎实的文学基础和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两者结合，为他的科普创作准备了条件。“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音”。见多识广，熟能生巧，科学和文艺的交融也就趋于和谐。
　　　　　
　　　　园丁的播种
　　　　　
　　　　人们喜欢把作家、教师比作辛勤的园丁，这实在是很好的比喻。园丁的职责除了松土、施肥、除草外，恐怕很重要的一点是播种，注重培植新生的幼苗。随着作品的增多，给叶永烈写信求教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在他的案头上可以经常看到一叠叠的信札。北京一位中学生吴岩和他多次通信，结上了文字之交。他出差去北京时还特地去看望了吴岩；当吴岩写的科普作品在刊物上出现时，他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又有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把某一科学幻想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给他寄来时，他读着读着便斟字酌句地帮助修改了起来。他没有嫌其幼稚，他懂得“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鲁迅语）。因而他改得认真。他觉得这样利用时间是值得的。“春种一颗籽，秋收万粒粮”，那是何等有意义的事啊！当年叶永烈刚写科普作品时，就曾得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多次指点，这对他的成长起着育苗的作用，他对高老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他步入中年，在科普创作上有所成就时，对于青少年的爱抚之情，跃然于笔端，这未始不是对高士其的一种师承。
　　　　正当我们在谈论他和青少年通信的情况时，一位纯朴的青年走进来，询问“叶叔叔有没有图书要更换”，我不禁有点愕然。事后了解，这位青年的妈妈贾惠铭同志是徐汇区图书馆的管理员，他曾邀叶永烈去给图书馆的科普讲座讲课，她考虑到老叶借书还书要占用一定时间，便要她的孩子主动到老叶家里替他代办。在这种似乎颇为平常的事里，闪耀着助人为乐的思想光辉。科普作家是科普园地的园丁，可贾惠铭同志和她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园丁呢？
　　　　夜已深，意未尽。告别时，他陪我到车站的途中对我说：“我创作过程中认识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曹燕芳同志叮嘱我要多写出一些高质量的科普读物来，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我注意到他在讲到“第一位责任编辑”时凝注着类似对启蒙老师的那种深情。我知道，曹燕芳同志在编《十万个为什么》时，收到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叶永烈的第一部书稿，她从作品表述清楚、文笔流畅等优异之处发现这位青年的革命锐气和才华，尽管作品中有些见解还比较幼稚，间或有些错别字，作者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谈不上什么“头衔”，但她能不拘一格用人材，便毅然经手发表了叶永烈的《碳的一家》。之后，在编化学分册时，从叶永烈写的一百七十六则条目中，选用了一百六十六则，这是何等的信任。这种为新生树苗松土浇水之功，也正是可敬的园丁。

倪平
忆武库街


　　　　抗战胜利，次年“复员”出川，已经三十二年了。我常常想，如果有机会重游重庆，第一天，便要到武库街去看看。
　　　　抗战时期的武库街，已经改名民生路，但大家口头还是叫惯了旧名字。几乎所有书店都在这条街上，只有商务印书馆在白象街，也近得很。我在四川八年，大抵总是在重庆附近一些乡场上教书，每次进城，尽管来去匆匆，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条街上。特别是1940年夏秋几个月，失业流浪在重庆，更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这条街上的书店里度过。
　　　　武库街上的书店，明显地分成几类。
　　　　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些党所领导的进步书店，永远是从早到晚挤满了青年顾客，衣败履穿，蓬头乱发，然而目光炯炯，桀傲不驯，看书的比买书的多。书是一律放在两边靠墙的架上，摊在当中的长桌上，任人随意取阅。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书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理论和纲领的书刊，以及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抗战文艺书刊，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条件，都可以在这里公开出售。这些书店还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新知书店门前就经常展览新闻图片，铁托元帅带着他的大猎狗的照片，我就是第一次在那里看见的。
　　　　商务印书馆之类，又是一个样子。书都锁在玻璃柜里。气氛雅静，有些沉闷。顾客都是服装整洁、神态安详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我也偶然去看一看，立刻觉得这不是我的地方，再看周围，果然一个青年人也没有。
　　　　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拔提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之类，说它们门可罗雀，丝毫不是夸张。我从它们门口经过无数次，至今怎么也想不起有顾客在里面看书买书的印象，只记得老是看见几个店员百无聊赖地靠着柜台向门外眺望。有一晚，我竟然看见他们在店堂里面打起乒乓球来，擦得明晃晃的玻璃柜，一排排整齐的书，在重庆的昏黄的电灯光下，越发显得寂寞。
　　　　三大类书店之外，还有很特殊的一家，就是《新华日报》门市部。那里顾客也少，因为人们不大敢去。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这些都只在那里才能买着，因此往往又不得不去。去时总是假装偶然经过，暗暗看清楚门前似乎没有特务模样的人，才一下子闪进去。在里面尽量不逗留，不看别人，买好书，藏进口袋，再闪出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去。其实大家都知道，附近决不会没有特务监视。但估计一般情况之下，单是去买买书，也许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反共高潮一来，那里可也就是门可罗雀了。那里的店员，一看就和一般店员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战士在岗位上一样的严肃，对每一个进来的人投以警惕的一瞥。1940年春间，我在宜昌时，《新华日报》宜昌代销处一个青年，也是这种经常保持严肃和警惕的样子。我便以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的身份，信任地把投给《新华日报》的稿请他转交。当时虽有朋友警告我，说那只是代销处，政治上未必可靠。但不久，投的稿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我也并没有因此遭到什么灾祸。
　　　　进进书店，就有遭祸的可能，今天常去新华书店的青年读者们，大概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三四十年前，在国民党的黑暗王国里，进步书刊的光芒怎样发挥不可抗拒的威力，今天的青年读者们恐怕也很难想象。
　　　　1938年我随家庭逃难，经过九江、南昌、株洲、衡阳而至桂林，后来又经柳州、贵阳而至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哪怕只住一天两天，我都首先去找生活书店或其代销店，站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看，不厌重复，不论深浅，碰到就看。1938年这些城市是否全都有了生活书店，现在说不准；但当时这些城市的书店里，全都找得到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的书，却是清清楚楚记得的。不管所到的城市再陌生，只要一找到这些书，就象那个为我所一心向往的光辉的世界，也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出现了。那时湘桂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在衡阳等车去桂林，住了十天，我就天天待在书店里，后来曾有诗句回忆道：“经旬淹滞惟披卷”。除这以外，关于衡阳的一切，全没有留在记忆里。
　　　　遗憾的是，没有钱买书，只能站在书店里看，而能够这样看的时间又有限。匆匆经过的城市不必说，便是桂林，虽然1938年下半年住了几个月，但为了吃饭，在一个机关里当了一名抄写员，每天八小时关在办公室里，也没有时间常跑书店。《资本论》的出版，是我在桂林时候读书界的一件大事。这样的书，实在不可能站在书店里看，便咬咬牙买了一套回来。这是我所有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名著，那纯白封面上一条红道，我是怎样地百看不厌呀！我一下班就打开书来啃，啃到“地租论”，实在有些啃不动，带着它到了四川，后来是连同一小箱在当时都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书一起忍痛烧掉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在书店里看，这些书都不会咬牙去买的。
　　　　1940年夏秋几个月间在重庆的失业流浪生活，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
　　　　当时我除了一小包衣服，一条薄被而外，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楼房里，屋顶在大轰炸中震开一个大洞，仰面可见天空。室内只有一张破桌，一条破凳。人睡在楼板上，遇到“巴山夜雨”，可就毫无诗意，只好把薄被卷起来放在破桌上，人坐在破凳上等天亮。后来搬到两路口附近，房子较好，夜雨不必担忧。这是一个亲戚租的，他们躲轰炸疏散下乡，仍然保持着租赁权。屋内连破桌破凳都没有。而且那一片房屋都没有居人，路灯也停了，整个区域夜晚一片漆黑。我就一个人睡在这没有灯没有人的区域的一座空楼的空荡荡的地板上。
　　　　但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对这一切都不会在乎的；单凭憧憬和追求，就能够高高兴兴地活下去。还住在那间抬头可见天空的小破楼上时，我就曾幻想一面靠投稿换来生活费，一面在书店里读书，就这样活下去，不必找什么职业。当时的《读书月报》上居然刊用了我的一篇投稿，得的一小笔稿费，维持了好多天的生活。但其他投稿都没有发表，吃饭的钱还得另行设法。当时重庆还有几个穷朋友、穷同乡，我轮流着向他们每次借几毛钱，够吃两顿烧饼或“豆花饭”的，就足够在武库街上消磨一天了。总是从生活书店开始，一家一家看过去。每进一家，先浏览一遍，如果有什么昨天还没有摆出来的新书刊，便拿来翻阅一下。然后，拿起昨天决定要读的，从头仔细读下去，一本读完又读一本。有些太大部头的书，现在记得的例如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老站在一家书店看，自己似乎也不大好意思；看到一个段落，便记住页码，换一家接着看，好在几家进步书店卖的书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时兴趣全在理论，文艺书刊不大看。但对文艺毫无轻视之意。凡在这些书店出售的书刊，凡是这些书刊的作者和编者的名字，不管读过没有读过，我一律崇敬地看熟记牢，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引导者。例如，沈志远这个名字，在我当时心目中就有特别的份量。先前，我学哲学的第一部书，就是他翻译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现在，我又无限景慕地读着他主编的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抗战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我读过，但从抗战爆发以来，《理论与现实》这样每期厚厚一大本的刊物，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何况那上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稍一翻看，就那么强烈地吸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