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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我国现阶段，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政治上为谁服务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大方向下，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因此，广大知识分子在科学、艺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出现政治上的错误，也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从过去二十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并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诬陷不实之词；有的是由于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而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自觉地造成了错误。即使是政治上的错误，大量的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打着学术文化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那是极个别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努力提倡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我们不能把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武断地归结为政治立场问题，更不能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敌我矛盾的问题。在文艺、学术问题讨论中，粗暴地做政治上的结论是最有害的。（摘自1979年2月2日上海《文汇报》）


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于光远、苏星两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册，现正重印，依据的是一九七七年版本，只是对绪言作了一些改动。其中主要改动的一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表述。本文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称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包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指的是人们在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中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内容是什么，怎样研究生产关系，在经济学界却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此书的绪言一直沿用的生产关系的定义是“三分法”，这种“三分法”定义，是从五十年代初一直流行至今天的。实践证明，它虽然不失为对生产关系的一个简洁的概括，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决不能按“三分法”进行。这是因为：
　　　　第一，所有制不仅包含人和人之间在生产资料的所有上相互发生的关系，而且包含它的实现形式。所有制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不能把所有制这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际的、具体的生产关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名称，变成空洞的概念。马克思很早就批评过普鲁东：“要想把所有制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①马克思还指出过，给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要讲清所有制，必须把生产总过程四个环节中人和人的关系统统描述一番。在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下，生产资料所有者都要实行对劳动从而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和对产品的占有，否则，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就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奴隶，如果他不使用奴隶，即不支配奴隶劳动，他就不成其为奴隶主。不久前，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事实上是：马克思曾经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主人不是在奴隶的购买上，而是在奴隶的使用上，证明他自己是主人”，接着，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家也不是由资本所有权——那给他以购买劳动力的权力——而是由劳动者即工资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来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②难道马克思讲得不对吗？难道这能说是“四人帮”炮制的“谬论”吗？
　　　　第二，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居于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其次就是分配关系。虽然如此，却不能排除交换关系。流行的说法把交换（流通）排除在生产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和分配、消费分为生产本身的分配、消费与产品的分配、消费一样，交换也分为生产本身的交换与产品的交换。生产本身的交换，就是“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③同样，生产要素的分配与生产资料的消费也是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是首要的决定的环节，分配、交换、消费则是由生产产生并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交换、消费中所包含的生产本身的因素应该是合并到了生产中去的，而与生产并列的只能是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
　　　　第三，所有制同人们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中的关系是不能并列的。流行的说法，把生产、分配等关系同所有制并列在一起，就无法正确理解什么是所有制了。所有制是什么呢？所有制是通过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或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人和人的关系，它具体体现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四个环节中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因此，所有制就是生产诸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象现在《绪言》里讲的那样，它“包括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过程中的关系，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同时，《绪言》还指出：“所有制同人们在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的关系是不能并列的。所有制是通过人们对生产中物的要素的占有发生的人和人的关系，它具体体现在生产四个环节中人与人的关系上面。”
　　　　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恪守“三分法”，狭隘地、简单地理解所有制，以致把所有制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不去研究社会生产统一体中的生产关系，即不研究它在和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研究它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于是，公有制成为形式上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公有制的实现，也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由于不能理解所有制的实质，因而把生产资料的归属看成是独立的决定一切的东西，以为在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就只是进一步把集体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了。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生产关系、所有制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不是由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是人为地规定生产关系，根本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以为凭主观臆想出来的“革命”，就可以促使生产大大发展，社会大大前进。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泥坑。现在是我们走出这个泥坑，向新长征迈开大步的时候了。
　　　　我国是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基础上的。面对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如何建立并不断发展，才能真正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二十几年的实践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二十几年的情况看，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成了国家所有制，曾经出现过的几次变动，只是把国家的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的地方政权，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改革。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管生产搞得如何，都是同样级别同样工资。“干不干，一天三顿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群众对这种制度的形象描绘。这种制度，不是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而是彼此无关、毫无联系。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也一样，生产队的自主权遭到破坏，社员的物质利益没有保障。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后，公社成了一级地方政权，公社的负责人是有固定工资的国家干部。这些负责人工资的多少与公社的生产情况没有关系，被农民称为拿“铁饭碗”的人。由于公社的生产与负责人的收入分配没有关系，因而容易使这些负责人对生产瞎指挥，造成生产被破坏，社员生活贫困的恶果。但是，这种破坏生产力的做法，却被有些人称赞为“使集体所有制具有全民的因素”，“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了条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和意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律。这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才算是为四个现代化尽了一分义务，做出了一分成绩。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66年版第43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

吴学灿
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所写的《前言》


　　　　在艺术为人民大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大前提下，为了促进艺术创作百花争艳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的到来尽一份力量，我赞成举办这个以油画为主的风景、静物展览会。
　　　　参加展览会的作者（包括已去世的），有老一辈画家和中年青年画家，共四十多人。这批自由结合起来的画家的展品，大家协商不设审查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画家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感。
　　　　这个展览会定名为“新春”。画家们正在热烈地讨论酝酿，可将这种展览方式固定下来，甚至可以自由组成“画会”，计划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各种题材作品的展览会。
　　　　这个作法很好。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一、繁荣创作；二、促进艺术作品的风格、体裁和题材多样化；三、可以起鼓励画家们在艺术上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四、有更多的机会把艺术作品拿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评论；五、还可以标价出售，以解决画店不收、宾馆不挂油画这种不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作法，而造成画家再生产的经济困难问题；六、这种展览将来还可以逐步达到经费自筹，无须政府补助。对发展艺术创作有这么多好处的“画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应该大力提倡，办得越多越好。这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和支持。
　　　　我热烈地预祝这个展览会成功，并希望油画界同志们更加团结，深入生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勤劳工作，多出作品，为油画艺术的大活跃、大提高努力奋斗！


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诗的断想


　　　　被斯大林称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曾写了不少热情讴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革命的诗篇。长诗《列宁》就是他最著名的一篇作品。
　　　　这首长诗，是在1924年列宁同志逝世后不久写出的。它以澎湃深沉的感情和战鼓般的节奏，唱出了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崇高赞誉和深切怀念。在所有的对列宁的颂歌中，它称得上是写得最好的。就是在五十多年以后，我们读起它仍然深受感染。尤其可贵的，是长诗在赞颂中所勇敢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的诞生并非由于某种超自然的意志或偶然的幸运。诗人把领袖的出现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矛盾发展的概括描述，看成是当时欧洲和俄国阶级斗争客观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势造英雄。对于列宁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诗人同样摒弃那种宗教式的“天才”论点，不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信条，而是看作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总结、集中起来的客观真理。诗中写道：“充满着群众的力量和思想，列宁也和阶级一同成长。”
　　　　特别是，诗人以大无畏的气概和尖锐的笔锋，反对了把列宁同志帝王化、神仙化、偶象化的唯心主义、机会主义态度。他写道：
　　　　　
　　　　难道描写列宁
　　　　也能够
　　　　来这么一手：
　　　　“啊！上帝恩赐的
　　　　天才领袖？”
　　　　不！假如他真是
　　　　帝王、
　　　　救世主，
　　　　我会由于狂怒，
　　　　一切都不顾，
　　　　我会冲入
　　　　送葬的队伍，
　　　　把顶礼的人群
　　　　迎头拦住。
　　　　我要把
　　　　最响亮的
　　　　诅咒的字眼
　　　　找到，
　　　　当我
　　　　和我的呼声
　　　　被踩成肉酱的一刹那，
　　　　我要把
　　　　渎神的话
　　　　炸弹似的
　　　　掷上云霄，
　　　　向克里姆林宫
　　　　怒吼：
　　　　“打倒！”，
　　　　　
　　　　这些年来，每当我读到这火一样真挚、强烈的诗句，总感觉自己的心扉被它深深地感染和敲动。列宁同志当然不是帝和神，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描述的，列宁是“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他不论大事小节，都和人民一致，他比面包还要朴实，他比钢轨还要正直。”
　　　　作为一篇诗，即使是长诗，作者也不可能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列宁在阶级队伍中成长的过程和列宁主义从实践中丰富发展的全貌。但是，《列宁》诗中难能可贵地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科学的精神，始终把列宁作为一个人去塑造。这不但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多的，而且在其他形式的对领袖的宣传上也为近些年来所少见。这一点，是我们今天阅读《列宁》所感受最深的。
　　　　在宣传中，包括在文艺创作中，是把领袖变成神，还是当作一个人，是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抱宗教迷信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说到底，这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领袖的问题，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写成一个人，并没有减少列宁的威信和光辉。而且我想，《列宁》诗之所以打动人心，脍炙人口，很重要的就是由于坚持了科学精神。可以说，要想形象、亲切、生动、丰厚地再现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必须坚持科学精神。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这种科学的宣传方针，是于领袖有益的，是于革命有益的，是受人民欢迎的。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假高举以骗人，借高举以营私，在宣传上大搞极左、形而上学，把领袖当成“神”去歪曲，干了大量的坏事。毛主席早就对此十分反感，说是“讨嫌”！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拥护领袖，更不是什么“高举”，事实的发展已经做了最有力的否定。他们那种不老实、反科学的宣传，一损领袖形象，二害革命事业，三为人民群众所厌弃，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反科学的宣传方针，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科学。
　　　　重读马雅可夫斯基诗《列宁》，此其时矣！

良化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①；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②。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