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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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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一直坚守着爱情的誓言，等待着苏冠兰。她也已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科学家了，是随同一个访问代表团归国的。苏冠兰当时就认出了丁洁琼，一时在感情上缺少勇气出面会见丁洁琼。叶玉菌主动热情地迎上前去询问女客人。当丁洁琼在短短的谈话中知道了叶玉菡的主妇身份后，虽然百感交集，但却不愿涉足这个家庭，使这个家庭目前的幸福、和睦与安宁产生波动。她既隐匿了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走进屋里，断然地转身离开了。在飞往美国的飞机起飞前的半小时内，苏冠兰携着妻子儿女匆匆赶到机场，他们情真意切，言词衷恳地请求丁洁琼留在祖国，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聂副总理、郭老等也在百忙中赶到机场，党、祖国、人民、亲人终于挽留住了丁洁琼。以后，她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我们阅读的不是手抄原著，故事情节可能和原著有些出入。但无论怎样，思维逻辑正常的人，绝不会从中看出作者“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创作意图吧？当然，姚文元妄图借这部手抄本，攻击周总理，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险恶用心，明眼人是不难洞悉的。但值得思索的是，当年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有关同志，曾积极参予了对《第二次握手》的清查和收缴，做出了处分传抄这本小说的青年们的各种决定，原故安在？其中有些同志是违心的，出于无奈，迫于压力，姑且不论。但也确有一部分同志，是真正把这部手抄本视为“反党”和“黄色”作品的。并且，据我们所知，在粉碎“四人帮”已二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为《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张扬同志平反，思想上还不通，行动上有抵触。为什么明明是一朵鲜花，却偏偏被一些人视为毒草呢？这不是很奇哉怪也吗？进而深思一番，却也毫不奇怪。无非是因为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科学家，描写了他们的爱情生活，而且还公然是“三角式”的，因而使某些人觉得“标新立异”，看不顺眼。其实，恰恰是“标”了社会主义文艺之新，“异”于“四人帮”的帮派文学。正如作者张扬所说：“不让写知识分子，我偏要写”，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个事实恰恰说明，我们的有些同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驯服奴隶，至今尚未醒悟，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悲可叹的现实啊！今天，“四人帮”虽然已除，形式上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和清算，但它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这种余毒就象伊索寓言中讲到的那个鬼魂一样，附着在我们某些同志的身上，纠缠着他们，束缚着他们，甚至支配着他们的思维与言行，使正常人不免感到他们有些难以捉摸。前些日子，由于日本影片《望乡》的上映引起的种种非议之声，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又一反映。有些人不是把《望乡》视为“洪水猛兽”吗？有些人不是指责“怎么能在中国放映这种反映妓女生活的影片”吗？不是更有些人愤愤然地抗议：“放映《望乡》，无异于教唆青年犯罪”吗？结果怎样呢？《望乡》放映了，不是也没有给生活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八亿人民带来什么可怕的灾祸吗？“杞人忧天倾”，天不是并没有坍下来吗？
鉴别自然界中的香花与毒草，并不十分困难，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分析和化验，仅需撷取其一枝一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鉴别文学作品中的香花与毒草，却并非如此简单。可靠的办法是，交给人民群众去判断，去检验。相反，假如仅仅依赖某个领导去审定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出戏剧是香花还是毒草，往往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高低优劣，长官审定”的做法，不但会一害作品、二害作者，而且会使文化专制主义披上“合法”的斗篷在文苑横行无阻。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了不少沉痛的教训了吗？“你们这不是要否定领导的作用吗？”也许有些人会提出疑问。我们的回答是：否。因为无论某个领导的马列主义水平如何之高，文学修养如何之深，处理事物如何之公正，主观愿望如何之良好，那也毕竟是一人之见，一人所感。而一个人的见解，即使怎样的高超绝伦，怎样的有独到之处，同群众的议论相比较，总难免有偏见，有谬误。由于这种偏见和谬误，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阻力、挫折和危害，难道还不够多、不够大、不够深吗？更使人寒心而且羞于提出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明明是文学艺术上的外行，却偏偏经常喜欢发表一些自居内行、故作高深的言论。这种言论的轻率和欠于思考，有时简直到了亵渎文艺的程度。往往在这样的一通言论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大砍大伐。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滥用职权造成的恶果较偏见更惊人。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心向往之、并非“叶公好龙”的领导，一定会愿意把鉴别香花与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的。人民群众既然创造了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当然会有能力鉴别和检验作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的高低优劣的。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必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更可贵的是，在人民群众身上，经常表现出那种敢于维护“香花”的大智大勇。《上海的早晨》不是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为资本家歌功颂德”的“毒草小说”吗？而年青的桑伟川同志就曾公开为《上海的早晨》辩护，尽管被打成反革命，到处批斗，却始终旗帜鲜明，据理力争，顽强不屈。《第二次握手》虽然到处受到清查、收缴，但许多青年依然冒着“犯罪”的危险，相互传抄，珍藏至今。和《第二次握手》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还有，我们没有机会阅读这些“手抄本”，对于它们究竟属花还是属草无权发言。但广大青年不但传抄、珍藏而且终于公开呼吁为《第二次握手》平反这一事实，却足以说明，真正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是绝不会被群众遗弃不顾的。
某些人希望文苑中只开花不长草，那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有些人又担心社会主义文苑中会毒草丛生，那也不过是“忧虑症”患者的“病态心理”。土壤永远是既生花又长草的。只要人类不灭亡，大地上也永远不会发生只长毒草不开香花的单一现象。文艺上的民主是最好的除草剂，也是最好的催花剂。这种民主对任何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即使你是个赫赫的大人物，我是个区区的小百姓，你有批评的职责，我便有反批评的权利。你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你未必同时是一个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你对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出戏剧的言论，只能算做一个读者、一个观众的感受而已。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从文艺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些年来，文艺专制主义在文苑中造成了一种恶劣的乌烟瘴气！某些手握文艺“批评武器”的人，专门善于从一部电影的几万米的胶卷中去发现哪几尺镜头是“有毒素”的，从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发现哪几章哪几节哪几页甚至哪几行文字是“大有问题”的，从一出多幕剧中发现哪几句台词是有“影射之嫌”的。于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帽子棍子，乱飞乱舞，直至将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作者搞到“身败名裂”，从此噤若寒蝉，方肯罢休。还有某些人，专门善于察言观色，奉迎长官意志。某长官对某作品若说了一句“不错”，经他们之笔，一抬一捧，朝暮间便会成为“盖世杰作”，文苑中“独一无二”的“香花”了！某长官若对某作品说了一句“不好”，甚至仅只是摇了下头，皱了下眉，那么这部作品便注定遭了厄运。经他们之笔，一贬一打，便会成为“天字第一号的黑文学”，需要立刻斩茎除根的“毒草”了！这种乌烟瘴气，当首先从文苑中横扫干净，而后用消毒水冲刷，再也不能让其污秽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阻碍我们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了！
只要我们真正造成了一种文学艺术上的民主空气，真正把鉴别香花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社会主义的文苑中，必定会开出更多更好更美的香花来。香花多了，毒草自然也少了。这种简单的逻辑，似乎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吧？这种正当的要求，似乎并不是过份的奢望吧？
让我们的文艺和出版工作，多一些民主的作风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
王云缦/梁晓声
谈批评与知音
《世说新语》中曾讲到一个故事，说三国时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写好后很想请嵇康看一看，于是把文章放在衣兜里，去见嵇康。走到嵇康家门口，忽然觉得害怕，不知道嵇康对这篇文章会提出什么责难，不敢见嵇康的面，便把这篇《四本论》从门外扔进院内，拔脚就走。
此事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却告诉我们，古人著书，求一个知音者的批评之难。三国建安时，曹丕著《典论论文》，就感叹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也对某些片面的文艺评论，加以批评，说它们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在对别人著作的评论中，以己之所长，轻人之所短，这是弊病之一；合于自己见解和趣味的大加赞赏，与自己不合的则一概否定，这是弊病之二。古人这些对批评的评论，还是可以有所鉴戒的。
当然，古人也有好意修改别人的作品而得罪的。据《唐诗记事》载，牛僧孺应科举时，曾将自己的诗文投献于诗人刘禹锡，刘禹锡乃“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历二十余岁，刘转汝南，公（即指牛僧孺）镇海南”，二人又一次见面，牛谈吐之间对刘很不客气，还给刘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意思是说，你莫怪我喝了酒用言语轻薄你，你只要想想过去我把文章投献给你，你就明白了。过后刘禹锡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表示大为后悔。这一记载是否确实，还可进一步考核，如据史传，牛僧孺做过淮南节度使，从未在“海南”做官，恐字有误。古人记此事，大约也是说明以文字贾祸的一例。刘禹锡“飞笔涂窜其文”，可能改动的多了一些，但牛僧孺的度量也实在太小。如果我们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碰到几个象牛僧孺那样的作者，恐怕不敢下笔了。
上面说到曹丕，且说建安时期，群雄纷起，三国鼎立，曹魏的文学是最为兴盛的，这主要是社会原因，但与曹操父子有意识的提倡以及他们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曾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帝即曹丕，陈思即曹植。当时曹操是丞相，封魏王，曹丕是魏太子，曹植是贵公子，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士。可以注意的是曹植有一篇写给杨修的书信，收录在《昭明文选》中，即《与杨德祖书》，其中有一段，颇可玩味：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这段文字，从文章角度看，也是摇曳多姿，声情并茂的。笔者以为，它给人的启发，不只是曹植临文的谦虚态度，而且可以见出曹植与其属下文士谈论文章时的那种平等待人的作风。丁敬礼为丁，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文士传》，他建安时曾任黄门侍郎，史称其“少有才姿，博学洽闻”。曹植先封平原侯，后封临侯，属下的文士有杨修及丁仪、丁兄弟。曹植当时既以贵公子之尊，又才情横溢，给人的印象，正如《三国志》本传所称，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但现在读此文，那种与属下文士平等谈文，请人讥弹其文的精神，至今读来，尚感亲切。
丁敬礼的话也有启发。一个作者请人提意见，没有比他这番话再得体的了。“文之佳恶，吾自得之”，表示自己心中自有准则，并非盲从，也不是一听到批评意见，就六神无主，紧张得不得了。但还是请曹植批评者，是因为“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把曹植当作知心朋友，而不是看作什么长官上司，只有这样，才能寥寥数语，作此推心置腹之论。
鲁迅先生曾概括建安时期文章的风格之一为通脱。所谓通脱，即是不拘儒家礼法，思想比较解放，这种时代风气也表现于曹丕文中。曹丕写《典论论文》，对于当时著名文人如王粲、刘祯等一一作了评价，称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即使已被曹操所杀的孔融，曹丕仍然称赞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样的持论应当说是公允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古人不象现代社会那样，读者对一部作品可以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和自由讨论，作者也可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辩答。而且，即使曹丕、曹植那样，也还是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然不是封建时代文化所能比拟，我们的作者和读者，创作者和批评者，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更可以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今天，我们批判了“四人帮”动辄挥舞帽子和棍子的恶劣作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迎接文化学术的繁荣春天，来回顾一下古人对著述批评的态度，以及一些时代风气，恐怕还是有所启发的吧。
湛之
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和续《红楼梦》
在三十年代就以《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闻名的作家端木蕻良，现正致力于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创作。
他是个《红楼梦》迷，自小就“常常偷看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很多地方、尤其是人物描写，深受《红楼梦》的影响。1943年他还曾将《红楼梦》改编成话剧，也写过不少《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由于对《红楼梦》的爱好，他对曹雪芹也深有感情，总想努力将他再现出来。
《曹雪芹》的创作，既要从社会的角度写出产生曹雪芹的一整个时代，又要通过曹雪芹的家世写出产生《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必然性；既要反映历史的真实，又必须是一个艺术创作。这要求是严格的。
现在他计划，这部长篇将写五十万字。
端木蕻良还有一个宿愿，就是续《红楼梦》。他不满意高鹗的续作，认为续作没有看出曹雪芹的真意。“高兰墅对于曹雪芹的政治观点的歪曲是基于他的市民阶级的市侩主义而作的；高兰墅的对于曹雪芹的情节的没有理解，则是由于他的文学才能的低能。”
他认为，续《红楼梦》大约要续三十回，这样可能更合理些。人物的处理也想尽量按曹雪芹原作八十回的思路发展，如小红应当有一段大故事，探春应当回来收拾残局，妙玉的结局也须改变，等等。
高续本中符合曹雪芹原意、已为读者熟悉的部分情节，则准备适当保留。
肖玉
攻书如捡粪
读书和检粪能有什么关系？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个题目不伦不类，而且要责怪我亵渎了攻书这件庄严的事业吧？
先不忙责备我的故弄玄虚，还是让我把丁一岚同志《忆邓拓》中谈到邓拓同志怎样学习的一段话，照录如下吧：
“关于如何学习，老邓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你看农民出门，总随手带粪筐，见粪就捡，成为习惯。专门出门捡粪，倒不一定能捡很多。但一成了随时捡粪的习惯，自然就会积少成多。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为我管的是牛粪，见羊粪就不捡；应该是只要是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粪、羊粪、人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
这段话我是反复拜读，一再品味的，它确实是经验之谈。关于怎样攻书和积累知识，有许多学问家介绍过许多方法，或则高深，或则浅显，或则全豹，或则一斑，但我觉得大学问家邓拓同志介绍的这个“捡粪”法，是最通俗浅显，而又最全面精辟的。
我以前每读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他的其它杂文，往往先是惊叹他的知识如此博大精深，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好象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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