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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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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爱看的。特别是他译的苏联的《新文学教程》，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直到1941年我到重庆谋生，才在另一位同学那里知道当年我所熟悉的叶元灿，就是以群。但那一年因为皖南事变，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大部分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到重庆，以群刚走不久，所以无缘见面。当年冬季爆发了日帝的太平洋战争，有一个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人，都为留在香港的朋友们担心。1942年，我接到了夏衍同志要我转给周总理的电报，才知道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同志已经平安到达桂林，但以群还是音讯杳然，只知道他已离开香港，究竟在哪里，却无法知道。我当时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的楼上。说也凑巧，我住的那间屋子就是以群住过的地方，黑黝黝的墙上还留着不知什么人用指甲刻的以群的名字，墙上还有半幅铅笔画，别人告诉我这是艾青同志有天在醉醺醺时所画的未完成的自画象。所以每晚在我夜读之余，偶然从墙上扫一眼看到他的名字，总不免倍增对他的思念。
大概到初夏时分，以群才回到重庆。一次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的茶座上我和陈鲤庭同志在喝茶，突然进来一个人，是那样熟悉的面孔。在座不知哪一位给我们介绍，我们异口同声说：“原来以群就是你！”“原来亦代就是你！”我是开玩笑，因为我早已知道以群就是叶元灿；他却是真的，因为他还不知道当年的小朋友，现在改了名字。他还是那付老样子，胖乎乎，矮墩墩的，只是手腕上多了块伤疤，那是带手铐引起皮肉溃烂的痕迹。在我看来，那正是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纪念。多年的斗争生活，使他变得更沉着了。他对我淡淡一笑，使我想起西子湖边那个热情的、比我大不多几岁的年轻人，但是十几年过去，他成了个斗士，而我却还在浪迹江湖，依旧是个徘徊歧途的人。
他正在筹备恢复一个刊物（可能是《文艺阵地》，我现在已记不清），经常鼓励我搞翻译。我记得自己学着翻译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三篇小说，都是他逼着我修改译稿，拿去发表的。我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正是他给我出的课题。但是说来惭愧，又是差不多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能拿出些什么成绩来告慰他对我的期望呢？
1944年，大概春夏之交，他来找我说有件事要我考虑。原来他得到党的指示，要在重庆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内外中文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如刘白羽、周而复、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备这些报刊选用。但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向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去登记，所以“大家商量的结果，希望你能参加这个工作，因为这事情要担点风险，请你先考虑考虑。”（大意）我一听之下，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文化联络社，由茅盾先生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我任经理。由我具名向社会局提出登记申请，我托了倪斐君同志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没有几天就批了下来。这样文联社就在观音岩附近一座二层楼房屋里开张了，参加社里工作的还有盛舜和李少芳二位同志。开办时一部分费用则是由孙夫人宋庆龄资助的。以后他还办了大型文艺刊物《文哨》，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占了大量篇幅。
抗战结束后，我于1945年底前先回上海，以群和文化联络社则在1946年春才从重庆迁沪。他把文联社的工作扩充了，除了向国内外发播文艺稿件外（主要还是解放区的），还出版了《文联》月刊和组织“星群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的单印本。1947年他又和凤子、丁聪、马国亮等同志和我出版了《人世间》杂志，由凤子任主编，我还是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工作。
那些日子，我和他隔不了二、三天就见面，他经常把党对文化工作的指示和解放区的情况传达给我听。在重庆和上海可以说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候。但好景不常，和谈破裂，他又奉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们当时虽有书信往还，可惜的是在上海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候，我把他给我的信都毁了，怕连累到信中提到的其他朋友。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以群留在上海，但只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或是他来北京开会，我们总要设法见面，可是因为工作的冗忙，只是见次面吃顿饭，象以前那样一谈几小时的机会，就很少了。
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大概在1964年秋天，他住在华侨大厦，打电话找我去谈谈，我们没谈多久，张瑞芳和秦怕同志来了。那天天气很好，她们提议去北海公园，我表示反对，理由是同她们二位逛公园势必不得“安宁”。以群调侃我说，“今天你这个二哥，就得听她们的。”果不其然，一进北海大门，一群女学生就把我们包围了，好不容易，才从西门出来。以群说，“我们拣个时候再谈谈形象思维的问题吧！”这就是我听见他的最后的声音。
以群死亡的消息，我是从外调人员口中知道的。那时我因为所谓“二流堂”人物而被隔离反省，他们问我的一些问题牵涉到重庆时的以群，我一开口，那个人便拍着桌子，大声叱责说，“你是军统特务，他是叛徒，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你包庇不了他。”
以群是叛徒？我想不通。一个叛徒还能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这是诬陷！正如我这个“军统特务”的头衔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样。我根本不相信，我只能对这些拿别人的政治生命作儿戏，拿党的革命事业作儿戏的人，嗤之以鼻！
一直到今年一月去济南参加美国文学研究座谈会时，我才从汤永宽同志那儿知道以群的详情。一个人能在敌人的重刑下都熬过来，对白色恐怖都无所畏惧，而居然被“四人帮”非人道的迫害而含冤死去，他的死是对“四人帮”破坏党纪国法的严正抗议。
十多年了，我又想到以群的爱人素明同志和他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叛徒家属”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我不敢想，我也不忍想。
党给以群平反昭雪，值得为以群高兴，因为我们的党终于扑灭了“四人帮”的凶焰。但是这个正当有为之年的以群呢？他死了，好似一阵恶浪把他吞没了；永远不能复生，再也看不见他为之献身而梦寐以求的美好日子到来了。我感到心里的阵阵悲痛，和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
1978，12，24夜
冯亦代
《周士第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周士第回忆录》。周士第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著名指挥员。他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共九篇），根据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记叙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及其战斗历程，南昌起义及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重大战役的情况，是宝贵的革命斗争史料。全书约十五万字。
大公报文艺奖金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上海《大公报》搞过一次文艺奖金。当时，在文艺界也算一桩创举吧。经过是这样：
《大公报》原是天津天主教人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把它盘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这家公司接办的十周年。我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进的《大公报》，职务是编文艺副刊。
三六年七月间，报社胡霖社长一天把我找去，说想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十周年的——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作一次广告。他问起我的意见。搞征文我感到确实困难。首先是来稿数量必然太大，不好掌握。征文裁判者总得请知名的作家，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去逐篇地看，意见更难协调统一。最初我建议采用当时开明书店的办法。一九三六年恰巧也是开明创业十周年，他们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了一些作家写文，出了两本纪念集，即《十年》和《十年续集》。他摇头说，人家那么搞了，咱们再去仿效不大好——事实上后来还是请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但那不是征文或约稿，而是从已刊登过的作品中选的。
最后，我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我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后来他又请动物学家秉志先生同时搞起一种“科学奖金”。
这种奖金原定每年评选一次，由报社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大公报当时每年年终给职工也发奖金，高层骨干另外再发给报馆股票。记得三六年发年终奖金时，馆内传说（因为根本不向职工公开）该年的利润仿佛是十六万元。因此，三千元也只不过是拔了一根毫毛，而文艺则只占这根毫毛的一小截儿而已！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
戏剧：《日出》（曹禺）
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所以并未搞第一奖第二奖，一千元由三位平分。
在协商经过中，争论并不大。如果说出现过风波，那并不在裁判员之间。评选结果公布的当天，报馆经理部一位私人开着一家书店的主任同我大闹了一场，因为没选上他出版的一本书。
评选委员会对三部入选作品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
1、《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象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撮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2、《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3、《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作者生长在四川。读过他的《还乡杂记》当能知道不少他的幼年生活。更真切的说明是他那篇自述，《论梦中的道路》。
此外，还介绍了三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批评家对它们的评论。至于《日出》，还介绍了上演的情况及外文译本。
肖乾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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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
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一八一二——一八七○）的创作生涯，和当时两次达到高潮的宪章运动几乎是同时。劳资矛盾已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宪章派文学盛行。宪章主义者的世界观和狄更斯的颇有差距。但他们的评论家称他为“穷人的诗人”。这和狄更斯的出身和早年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的祖父母是贵族之家的仆佣，他的父亲是海军军需处的小吏，蹲过欠债人的监狱。这使他自幼饱尝当穷人的滋味，过的是屈辱的生活。他怎能忘怀他十二岁时在一家皮鞋油工厂贴油瓶上的标签的那段惨痛经历呢？该是受父母百般疼爱，背着书包上学的年纪，而他的一家却搬去住在负债人的监狱里。他在他的自传片断里记载过这段生活，后来又把它写进了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一八五○）。生活培养了他的阶级意识。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一个城市贫民的阶级感情，支配了他一生。他同情穷苦人，歌颂小人物，极度憎恨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憎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他十分注意和关心历史和社会的变动。这些都是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赐予他的。后来他有了钱，有了地位，享了盛名，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去。当时表面看起来正日趋繁荣的英国社会并没有使他日益乐观而是日益增加了他的危机感。他不喜欢暴力革命、害怕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他的演说词里他提出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的建议，他的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包括他的全部作品）并没有起他认为应起的作用。他的后期作品，尽管内容十分丰富，却流露了作者的绝望情绪。作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可取之处正由于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批判的”和“现实主义的”这两个艺术特点是作品的精华，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所以推动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主要动力只能是追求个人幸福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而不可能是彻底的革命。因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是作者的力量，也是他的弱点。
狄更斯的社会阅历也来自他的生活。他当过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后来学会了速记，又当过新闻记者。他熟悉英国的城乡生活、司法机构、议会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一八三五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多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八三六——一八三七）是一部充满社会画面和生活气息的处女作。小说的外壳系约稿者指定，写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到英国各地游历时遇到的一些趣事。但作者在这个外壳的规定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描写了资产阶级的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负债人的监狱、酗酒的牧师等，展示了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他把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描写为天真善良的资产者，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他还描绘了带有浪漫色彩的田园生活来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相对立。小说洋溢着作者旺盛的创作才气，但还留下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的某些痕迹。初期的另一部主要作品是《奥列佛·推斯特》（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孤儿奥列佛·推斯特的痛苦经历。他是在济贫院出世的，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费金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终于得到了资产者勃朗罗和姨母梅里一家的爱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笔遗产。作者描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的生活，对教区小吏、法官等反面人物做了漫画式的讽刺。在描写济贫院时作者揭发了统治阶级于一八三四年付诸实施的新济贫法。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描写的，在济贫院里，家庭被拆散，孤单的赤贫者在里面过着慢慢饿死而不是马上饿死的生活。如果在济贫院里大家都吃得饱、穿得暖，各地的济贫院不就都有人满之患了吗？统治阶级的负担不就太沉重了吗？《我们的共同朋友》（一八六四——一八六五）里的讨饭婆子吉蒂·希格登宁愿饿死在街头，也不愿饿死在济贫院里。狄更斯在初期创作中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古尔贝》（一八三八——一八三九），《老古玩店》（一八四○）。在初期作品中，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幻想，他创造了一些“善良的”资产者，弱小者差不多都受到了他们的善意照顾。
四十年代狄更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八四二年狄更斯访问美国，发表了《美国札记》，描写了美国的奴隶制、美国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一八四三）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抨击了美国新闻界的浮夸作风，地产公司的投机、欺骗，和市民崇尚虚荣奢侈的恶习。但是作品主要内容还是写美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伪君子培克司尼夫。他外貌庄严，但内心却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鸠纳斯·朱什尔维特是小说中另一个资产者，是朱什尔维特一家的另一支。他的处世箴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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