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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象《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象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象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知道有党，而且许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象蜉蝣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疯狂的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①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软弱无力，就是不知所云。……总之，从我的笔下没有产生过一篇成熟的作品，或者正确的文章。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我的作品中会有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从井里出来，我就没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独中死亡。我也在挣扎，我也想从井里跳出来，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决心都不够。
　　　　然而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观天了。过去的错误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下了决心跟过去告别，跟我那个小天地告别。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当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争也需要长期苦战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顾”能够帮助《选集》的读者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选集》付印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说而未说出来的几句话：
　　　　“我的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那个社会（旧社会），要是拿它来跟我们的新社会比，谁都会觉得新社会太可爱了，旧社会太可恨了。不用说，我并没有写出本质的东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读者倘使能够拿过去跟今天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①　　例如《选集》中那篇《窗下》，我在小说里连“日本”两个字也用“异邦”，“友邦”，“那边”等等字眼代替，并非我发神经，其实是我害怕得罪了国民党官老爷，一怒而封禁刊物。然而过了两个月，这份刊物终于毫无理由地被查封了。

巴金
《再生集》前言


　　　　侯宝林同志的这本《再生集》是我建议他结集、建议他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所以得说几句话。
　　　　先说《再生集》的命名。说来也很简单：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十段相声，有的是直接地被“四人帮”扼杀的，有的是间接地被“四人帮”摧残而夭折的。但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不单被扼杀和天折的作品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而且宝林同志的艺术生命也在舞台和电波中获得了复；所以，把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集子叫做《再生集》。
　　　　再说《再生集》的结集过程。经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在五七干校里得到的严格锤炼，宝林同志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有那么一股子劲头和热情，积极主动地在本门业务中和个人岗位上进发出来，这本集子就是他的收获。话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年四月，我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明港干校奉调回到北京。七月，宝林同志从河南省漯河地区的淮阳干校回来探亲，由于冠心病发作也留了下来进行治疗。足足有六年的光景，我们不单见不着面，而且都没有办法彼此通个音讯，谁也无法知道谁的遭遇，而谣琢起，不由不互相萦系。这回才得到畅叙离衷的机缘。真是想不到哇！他和我谈了很多的设想：想创作尽可能多的相声段子来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歌颂先进人物和新事物。还想到年龄大了，健康情况差了，和观众见面的机会相应地要越来越少了，很愿意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表演技巧加以总结，试图整理出个条理来，给后来者指指途径。这些设想，我都非常赞成，经常用以相互惕励。果然，从一九七二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年之间，他到大庆油田和索油工人一起生活；他到登莱海角和弄潮渔民共同劳动；他遨游珍宝岛和兴凯湖，给面对顽敌的国防前哨战士和北大仓的广大农垦兵团战士做慰问演出；为了亲验针刺麻醉的临床疗效，到过许多医院观察手术，访问医师。但是，在这期间，他的愿望都成泡影，他的计划全同梦幻，他的作品只要“验明正身”便被立即执行“枪决”。他很难获得在剧场里和观众见面的机会，在广播中和听众接触的条件。他曾断然拒绝过强迫他演出他所不愿接受的段子，（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是否听到过他说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还乡团”和污蔑丙辰清明群众革命风暴的作品，就可以“胸中泾渭分”了！）这就使他处身于更加不利的地步。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他才真正地得到了解放，这个集子既是他苦难历程的记录，也是他走上新的长征起点的标识。

　　　　还得说说《再生集》收入的十个段子。
　　　　《麻醉新篇》是宝林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和吴捷同志合写的，他们纵情歌颂了这个中西医学结合而产生的新医术。吴捷同志不幸在写出这个段子之后逝世，感谢他的母亲欧阳采薇先生同意发表它以抒发我们怀念的哀思。《麻醉学》是宝林同志写的用来在《麻醉新篇》之后翻场的小段。他用了狮子搏兔的力量，通过麻醉学发展的历史，说明只有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才有针刺麻醉疗术产生的可能。这两个段子得到许多位不同专科的医学专家的审订，我们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种子迷》的初稿是通县文化馆的王梓夫同志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楚学晶同志合写的，以改良稻种为主题来歌颂“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宝林同志由于年岁关系，感到以老队长的儿子为第一人称不适合他演出，于是把第一人称改为老队长的口吻，并且就全篇做了不少的艺术加工。这里把原作做为附录，读者可以比勘和选择。
　　　　《炼铁队》是宝林同志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在大庆油田演出和辅导时协助王智新同志和郑辅源同志创作的。大庆的工人们曾经多次演出，效果很好。宝林同志欢喜这个段子，自己想用，由于剧本的甲方是个青年徒工，他便改为老师傅。这里把《炼铁队》的原型《铁娃娃》也做为附件备参。
　　　　《“四人帮”和相声》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九七七年初和许多同志合作，歌颂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批判“四人帮”的封建压迫和法西斯统治的滔天罪行。它被某些人以不是反映“重大题材”为理由而扼杀。
　　　　《姓名学》的创作意图不只是讽刺江青惯于给人赏名赐姓的暴虐行径，而且重要的是揭露她改名赐姓的险恶阴谋，既是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又是妄图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童道明同志的《改名记》给过《姓名学》的定稿以不少的启发，我们征得他的同意，附印在这里。
　　　　《万祸公司》是宝林同志和他的学生杨紫阳同志合写的。
　　　　《没有开完的会》是宝林同志和漫画家方成同志合写于第二次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期间的，它的针对性很强烈。
　　　　《技术表演》、《红状元》和《不挂“客满”牌》是一组配合全国财贸系统双学大会召开的作品。头一篇是宝林同志和周琦同志合写的；第二篇是宝林同志和陈文清、宋家玲两位同志合写的；第三篇是宝林同志和高方正同志合写的。
　　　　必须说说的是三点也不能算做题外的话：第一、很显然地，宝林同志在这个阶段的创作活动和演出实践完全采取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方式，他除了和专业曲艺作家、演员合作之外，主要是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这从他本人来说，是个大有出息的行动。从搞创作和演出的专业人员来说，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二、通过他拆洗《种子迷》和翻改《铁娃娃》为《炼铁队》的范例，可以给相声作者、相声演员和广泛的文艺作家以及演员以若干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上的借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最后一点不能不特别提出来的是，宝林同志在《姓名学》里拿他的名字和他的老搭档郭全保同志的名字的谐音来调侃江青，信手拈来便逸趣横生，使观众忍俊不禁；这种机智是从深思苦想的艰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和窍门儿。
　　　　末了儿，我们要感谢黄苗子同志为这个集子题签，黄永玉同志为这个集子设计封面，丁聪同志和方成同志绘制插图，他们的热情帮助使这个集子增加了光采！
　　　　　
　　　　1978年6月20日
　　　　京郊怀柔山居

吴晓铃
美国畅销书作者阿瑟·黑利


　　　　加拿大籍小说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是美国畅销书的著名作者之一，他的书已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出版。自他从事写作以来发表的六篇小说，都畅销一时。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
　　　　黑利生于1920年，英国卢顿人。十四岁前读中学，后来当过店员。1939年参加皇家空军，1947年移居多伦多，成为加拿大公民，以后迁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回忆以群


　　　　眼前是刚收到的一封航空信，是以群的爱人刘素明同志寄来的，信上写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过文化局复查组复查，市委批准，以群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四人帮’强加的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错误结论撤销，恢复以群同志的党籍，给予平反昭雪……请你把这些情况转告茅盾先生，代表我感谢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并转告以群在京的朋友们……”
　　　　　
　　　　这是我焦急等待了两年的消息，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而信上接下去的字行，我却看不清楚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野；透过泪水，一个熟悉的身影，浮上心头。
　　　　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身影。似乎依旧当年，我们伫立在西子湖边的夕照里，谈着一些当时使我十分激动的左翼文坛的情况。
　　　　以群原名叶元灿，和我是杭州蕙兰中学的先后同学，1929年他高中毕业，我刚刚考入这个学校的高中。当时他和另外三个人在给杭州《国民新闻》报编一个周刊。引起我们这些初中刚毕业的人兴趣的，是这个刊物的内容。那时国民党CC派在杭州的控制十分严密，而看起来《国民新闻》的后台，也有神通的地方，不但在新闻上和国民党CC派的宣传唱对台戏，特别在副刊上，他们也作了努力。就在这样一个“夹缝”里，以群和他的两三个同学编了一个周刊，用巧妙而又有时十分晦涩的文词，别具匠心地在宣传马列主义。只要那时稍稍关心左翼文化运动的人，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可以猜测到作者们谈的是什么东西。我是这个周刊的忠实读者，所以严格讲起来，以群可以说是我的启蒙人之一。

　　　　随着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国民新闻》终于被封了（以后虽然又启封出版，却已换了老板）。关于以群则有人说他到上海去了，又有人说他被捕了，关在陆军监狱里。后来又有人说他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去了，从此我就不再知道他的消息。但是在我去上海读大学后，当时出版的左翼刊物中，有时出现署名“以群”的文艺理论文章，也是我爱看的。特别是他译的苏联的《新文学教程》，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直到1941年我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