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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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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我们就曾强调指出，工人成为独立的、有思维的创造者，并且在其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成为自由人，这种情况对于工人来说具有最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为此就应当自己支配物质资料，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我国工人之所以在精神上得到鼓励，原则上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自己的收入和由运用社会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中产生的自治权，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他可以独立地和自由地发挥自己创造性才能。因此，工人在物质上也得到鼓励，因为所有他的全部创造性努力和成就，都会使其创造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从而也使其个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同时，他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鼓励，还因为在他自由支配的资金的基础上来签订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定，即把资金用于经济与政治领域、文化与教育领域的发展，使他所生活与依赖的社会环境得到全面的改善。因为使他得到最大鼓励的事情，就是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都能为建立这样的生产者自由共同体而奋斗。在这种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他将成为一个同其他工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有创造性的人。同时，他个人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以及整个生产者自由共同体的努力，将不断地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使每个人尽可能地成为“自由幸福之创造者”。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今明两天就能完成的任务。
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关系得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我们在同来自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进攻作斗争的同时，为新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各党派之间开展竞争的必要性已经消除。同时，无论是劳动还是社会资金，都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工人手中，掌握在他们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联合劳动和自治共同体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并非一党制的体现者，并非典型的政党。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不同其他政党争夺政权，它为之奋斗的是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一起，在社会中以直接的民主自治的形式而拥有真正的权力。不言而喻，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作为这个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有组织的先锋队，应当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这个政权的主要阵地掌握在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一边的那些主观力量的手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国家机关的专政，并不是国家专制主义的专政；就其实质而言，是反映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反映工人阶级管理社会这一历史的阶级利益之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并不是被理解为防止社会民主化的权力，而是被理解为应当为这种民主广泛开辟道路并维护这一民主化的权力，但不是通过复辟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为基础。
在我国社会中，不能不同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辩护士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用所谓绝对自由的口号来武装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不能不同对于民主自治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家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力图用狭隘的集团的垄断，即官僚主义的一党制来取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我们应当坚持这一斗争，并给这两种人以有力的回击。
无论是在自治制度中，还是在我国民主自治的机构中，都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阵地出发，即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自治的阵地出发，为创造性地发表意见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还应确定一些组织形式，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决定社会政策；罢免和选举干部；自由地、创造性地解决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社会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思想上和科学上的问题；开展社会批评，其目的不是为狭隘集团的权力而斗争，而是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办好这样的刊物，这种刊物将自由地反映所有这些过程，但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负责。
＊ 贝尔格莱德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出版社1976年版。
编者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衡量别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那样做，就是强加于人，一定行不通。
书摘
爱德华·卡德尔/金作善
彭德怀
《西行漫记》选录
本文是从《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中选录的。新译本根据1972年版，并根据1937年版补充。——编者
彭德怀印象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社”（iron brotherhood），这就是红军第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寡不敌众，又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以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第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滴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用在长征途上击下的敌机中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一个“韩吃瓜”的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的身体健康、动作矫捷，为人幽默风趣，善于骋驰，又能吃苦耐劳。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第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堂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哪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大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第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毛泽东的诞生地不远。这个村子是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豪绅。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青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在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嗜血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所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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