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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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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方法上，辛格不赞成人们模仿先锋派作家。他说，“一支卡夫卡式的队伍将把文学扼杀。”“卡夫卡和乔伊斯这样的先锋派作家对自己说：‘我不关心读者，或者评论家，或者任何别的人。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只取悦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一个作家模仿托尔斯泰——我觉得索尔仁尼津就在那样做——那不会出现什么灾难，因为他如果有天赋，试学托尔斯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像，也仍然是好的。可是你如果试想模拟卡夫卡和乔伊斯，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天赋，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有资格说：‘我只对自己说话。’”
辛格说他宁愿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不看毫无文学价值的侦探小说。他认为一篇故事应该富有趣味性以及让人一读就放不下的魅力。当今西方有些作家觉得只提供乐趣的作品是低级的写作，辛格却不以为然，他说，“十九世纪的许多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理和狄更斯，都提供读者以乐趣。巴尔扎克也如此。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短篇故事，都使用一些使读者悬念的宕笔法，使你一开始读它，就想知道下面是什么情节。”
辛格说他在写一篇故事之前，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个情节，第二得有写那个故事的愿望，或者说激情，第三得有一种幻觉，认为只有自己能写出那样一个故事来。写完后，“我就把它交给读者或者评论家去评判，让他们作出结论。有时他们会从中发现有些可取之处，……换句话说，一篇故事一旦写就，就不再是你私人的财富了。如果有人以社会或心理的角度从中发现了真理，他是有权利这样作的。”辛格对读者的鉴赏和辨别能力深有信心，他说，“人与人尽管不同，总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一点，你理解哪个作家在说真话，哪个作家在编造谎言。……我甚至猜疑如果别的星球上也在写书，地球上设若有人能把它译出来，一个读者也会辨别出它的好坏来。”他感谢读者经常指出他的作品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故事中有点性爱的描写，只不过是‘于是她尊从了他的意志’这样的辞句，结果收到一个男人愤怒的来信，指责道，‘你怎么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大家都有女儿，这些姑娘们有时也浏览你的作品。’”所以他说，“有读者在你的面前是件好事，正如舞台上的演员面前有观众一样。”
西方评论家认为辛格象一位摄影师，在保存那已消逝的犹太文化的最后一部分。辛格本人认为他仅有一刹那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怀着这种想法坐下来写作。如果我坐下来是为了保存意第绪语文，或者波兰的生活，或者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者带来和平，我就不成其为一个作家了。我没有这种幻觉。……我在写作时并没有那种好象自己在从事什么伟大事业的幻想，我只觉得自己非要讲个故事不可而已。”美国文艺评论家斯坦莱·爱·海曼把辛格同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霍桑相比，因为两位“与其说是小说家，毋宁说是霍桑称之为‘传奇故事’的作家，与其说是短篇小说家，毋宁说是道德寓言和讽谕的作家。”也有的评论家认为辛格的短篇小说颇具契诃夫的风格。
在世界观上，辛格对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抱有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但是他在《祖父和孙儿》这篇短篇小说中却也真实地刻划了一个年轻的波兰共产党人的形象，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不幸被捕而株连到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教长老，老人在被押送入狱的途中也对宗教和上帝的公道产生了怀疑。
辛格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舒莎》，据1978年7月23日一期的《纽约时报书评》说，“是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对他幼年的女友——思想迟钝、身体不发育的舒莎坚守不渝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记录了波兰三十年代大屠杀前夕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是一部华沙喧嚣的文学和政治生活的编年史，它也反映了犹太青年头脑中存在着异端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犹太教经文守则之间的斗争。主人公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初露锋芒的小说家、长老的儿子和宗教怀疑论者、意弟绪语言学家和追求女色的人——也许就是辛格这位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这小说已是美国1978年下半年度畅销书之一。
1978年，辛格还根据他的同名短篇小说改写了一个剧本《颜特尔》在百老汇上演，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剧情是年轻妇女颜特尔由于笃信犹太教经文而女扮男装，希望成为长老的学生。后来，当颜特尔同美丽的哈达黛结婚的时候，后者却一直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个女人，事情就此变得复杂化了……。
辛格曾两次获得美国路易士·兰姆德文学奖，又于1970年获得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创作艺术奖和全国图书奖，1978年荣获瑞典诺贝尔文学奖。他现在是美国全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会员，目前正在创作另一个剧本《泰贝勒和她的魔鬼》。
1978年夏季，辛格答一位他的作品的英译者问时说，“如果他们（指中国人——梅）在最近几年学会了如何制造机关枪和飞机，他们也会懂得我所要说的话。我担心的只是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或阅读。”
据悉我国不久就将出版辛格的短篇小说选中译本，相信他的作品也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梅绍武
卡静论辛格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原是波兰人，1904年生，三十年代从德国纳粹的魔掌中逃出波兰，移居美国。他一生用意第绪①语写作，再由他自己或其它作家译成英语，广为传播。他在作品中，借写神画鬼，对犹太人传统生活与美国现代生活的冲突，作了深入的哲理探讨，显示了故事巧妙安排的魅力，所以不止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上懂意第绪语和英语的人中，对他顶礼膜拜的也大有人在。
最近读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弗雷·卡静的《生活的灿烂之书》中有一段论到辛格，颇为中肯，有助于我们理解辛格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将出版辛格的短篇小说选）。
卡静说，“……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把犹太人的全部历史转化而成为小说、寓言、故事。他按照自己的需要，接受了这一历史。他是个怀疑宗教教条的人，虽然承受了他所凭以成长的世界。在现代犹太人的作品中，没有一个象他这样全面导源于正统犹太教的观念，甚至是东欧不可理解的传统。从来没有人把这种传统应付裕如地写入小说，把故事说得机智、诙谐而又真实。辛格，作为一个传统的小说作家，用他超然的宿命论的平易语调，总结了东欧意第绪的传统，在犹太人小说的写作中，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一泻千里的笔触，与索尔·贝娄和诺曼·梅勒②行文之波涛汹涌恰成对比。这是由于辛格虽具有犹太人的正统观念，却对这一观念毫无信仰。他细致地描绘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却不带一点儿犹太人的多愁善感，事实上这一生活正是与这些生活于其中的人终会同归于尽的。辛格写东欧的叙述中十分突出魔鬼与精灵。他写‘美国’的生活中活着的犹太人所需要的东西。V。S。泼列希特曾经提到，‘当听了他＇辛格＇所写的鬼魂因流离失所而作祟无门时，不免令人不寒而栗。’”
辛格作品中使人难以理解的精灵，究竟是什么呢？说出来也很简单，即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们要把犹太教的古老教条与规章，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去的全部努力的象征。一古一今，古的是刻板拘泥，今的则放荡不羁，这两者犹如水火之不相容，却又硬要揉在一起。这就引起了犹太人心智中的矛盾与危机。魔鬼要控制现代的犹太人，而上帝却又要在他的子民中间设置重重樊篱。人们感到迷惘，于是有的追索“自我”，有的则将一切归之于神灵或魔鬼。辛格可能是后一种人吧？因此，卡静在论辛格时便说，“辛格作品中这种难以理解的精灵，表现了在人世中成长的辛格对又一世界的信仰，但是这又一世界已经不一定非代表‘上帝’不可了。也许宇宙间的确有个上帝，因为我们被一种力量所掌握，而这种力量既超乎我们的理解力，又不是我们能改变它的。无论是属于上帝的，或是属于它的，奥秘都是一种象征而已。辛格只是把其名称变换，却并未与之叛离。”
辛格是波兰的犹太人，而东欧犹太人几千年来一直保留着极为浓重的犹太教传统。特别辛格的父亲是个笃信犹太传统教义的教士，因此他自幼深受犹太教规的熏陶。这种宗教熏陶，成为辛格内在的“真实”存在，而且似乎已深入到辛格连篇累牍的作品中去，变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实体。犹太教把世俗世界看成是种“不洁”的存在，对之具有戒心，因此宁愿远而避之，或视而不见，只顾自身精神的洁净，使一己可以超凡入圣。辛格在那篇《在我父亲的庭院里》，曾经描写他父亲一听见华沙街头受糟塌妇女的呼救声，便把书斋的窗户严扃起来。但是身为儿子的辛格，却对世俗好奇而又留恋，因之终于有一天，走到面临华沙街头的阳台，去一睹世俗的生活，而且把此亲眼所见的世俗，一丝不移地写了下来。他似乎在一刹那间发现除了上帝的世界还有个世俗的世界，这一发现使他离开了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他写来那样得心应手。他无法弥补这两个世界的间隔，便只能用他出色的天赋和超然的观点，使犹太教的传统——接受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意志，甚至上帝的杀戮——转化为故事、传说和幻想。卡静说，“辛格是用他的轻松、平易、机智来说服读者的。”
由于辛格生活在美国，接触到美国的犹太人，这些犹太移民不自觉地自囿于祖先的习俗，但这些祖先的习俗却不见容于现实的美国生活，辛格就抓住这一矛盾加以讥刺讽嘲，得到读者的欣赏，终于由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人，一跃而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辛格笔下的犹太人体现了犹太人的真正精神面貌：固然“我”有一定之规，现实既然不合我的“规”，唯一办法就是加以接受。犹太人原来就是种“逆来顺受”的人，因此这个民族虽然到处受异族人的歧视迫害，他们终能随遇而安，在人类好斗的夹缝里生存下来。辛格小说里的人物活着受上帝权力的主宰，死了则是应了上帝的感召。
所以，卡静说，辛格笔下的人物“这种神秘的忠诚，彻头彻尾的责任感，不只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辛格小说里的一种扎扎实实的东西。读者所看到的不是个别人物决定他一己生活的努力，而是经常为左右这个人物所受的文化力量在起着主宰作用……”
辛格也写一些犯罪的人，但是伴着这些人的却是魔鬼、精灵。这些魔鬼、精灵在辛格的小说中进进出出，自然得象是犹太人的亲友在串门子。至于他写的那些备受损害而又贪得无厌的美国犹太人角色，固然身在物质文明的美国，而他们赖以生活的源泉，还是东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俗世界里受尽了折磨苦难，但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只是“生活在一己想象之中，正如过去他们信教时一样。”
我读的辛格作品不多，但我认为卡静对辛格的剖析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我在读美国其它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的《霍佐格》，或是菲利普·劳斯的《管不了》，或是倍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时，我总感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偶而寄居美国的犹太人，而不是已经渗透美国生活的美国犹太人。他们自有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与周围的美国生活气氛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① 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② 二人都是美国犹太作家，前者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书随笔
冯亦代
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记和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谈话
深夜，灯下，收音机播送着中美建交公报。这消息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欣慰。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终于填平了沟壑，铺展开通往对方的道路。人类总是相通的，最终必将走向大同。互相隔膜的岁月不管多么长久，在人类历史中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天和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先生的一次谈话。那时候我们就议论过这个题目，满怀深情地翘盼着太平洋两岸坚实的土地上早日搭起人民来往的天桥。这座桥出乎意料之快地搭起来了。我想，密勒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一定在大洋彼岸抚额称庆吧！
那是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在对外友协的一间会客室里，我随剧作家兰光、乔羽二位老师等待着和密勒夫妇见面。阿瑟·密勒先生是美国极负盛誉的剧作家，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维希事件》都是杰出的作品。和这样一位应当称之为老师的美国前辈交谈，我这个初出茅庐浑沌无知的后生，心情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很多，一是因为我对于当代美国戏剧的知识等于零，怕没有交谈的资格；二是鉴于刚刚消逝的那段日子里凡涉外事务均需格外提心吊胆，我怕嘴上的哨兵失职，留下什么后患。所以，事先一再探询注意事项，临场又请二位老师予以“现场指导”。谁知剧协、友协的同志和两位前辈都说：“随便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来，我反倒更其惶惑。人们在反常状态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恢复常态倒无所适从，不胜其恍惚，这也是个悲剧吧。
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密勒夫妇就走进了会客室。两人都是高高的身材，穿着黄卡其布衣裤，与其说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象普通的旅行家。密勒先生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健壮。他的夫人、摄影家英格·莫拉什更有着少年般活泼的性格，使人忘记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准确。据说为了这次访华，她专门到大学里去学习了两年汉语。这股热诚劲头就使我颇为感慨。
密勒先生看来很留心我们当代的戏剧。他一抓住我的手，听完我自报家门，立即就问我是否还在医学部门工作。接着就连珠炮似地向我发问，自生活至创作，乃至文学上的“禁区”，例如男女间的爱情，无不问个周详，使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禁汗颜。再加上莫拉什女士不断地以立式、蹲式、跪式从各个角度拍照，我简直希望这次谈话快快结束。北京的秋天暑气已退，会客室的温度绝不能说很高；冒着蒸气的热茶足以润口，但绝不至于使人出汗。然而我的手心却流出水来。可是密勒先生还要拍着我的肩膀兴致勃勃地向我提问。突然，他提出“稿费”问题，对中国作家都有固定的工资表示不理解，说：“那么，中国作家不都成了业余作者了吗？”他对中国作家不能依靠稿费生活简直想不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解释再三，仍然耸着他宽大的肩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他的不明白正如我们不懂何以美国没有文化部一样。
接着，我们问起他美国戏剧界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才渐渐松弛下来。据他说，美国的剧作家有这样几类：一种人把文艺当商品，他们的作品总是适应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种人则是为统治者传言，作品也没什么好看；严肃的剧作家却总是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总是在批判社会，批判某些观念。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然而，严肃的艺术家实在苦闷，因为他们时时生活在同社会的斗争之中。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拚命地破坏某种观念，特别是统治者的观念；而我们则是极力维护或树立某种观念，这观念也正是我们的政府所需要的。从这里开始，谈话进入了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美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更多地替代了人们生活中不少事情。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淡薄，因此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和冷淡。不少美国作家开始探讨人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少人陷于悲观。他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他不知中国现代化以后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痛苦和弊病。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乐观的，相信集体主义的精神会使人们之间永远温暖。他高兴地点头，长吁着气说：“但愿如此。”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技术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没有亲身体会。科学的发展会不会使人的价值降低，也需要认真的考虑才能作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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