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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

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

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的选题为《明代燕京城市之沿革》。他除了在清华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利用寒假有空，乘火车进城到京师大学堂查阅有关文献，并且主动找教员辅导。闻一多动笔很勤，作《病松诗》、《清华体育馆歌》、译《波兰千年进化纪略》、作《读关睢章记》、英文《二月庐漫记》。他读书更广：《天演论》、《文选》、《史记》、《旧约轶事》、《古文辞类纂》、《清诗别裁》、《英文名家诗类论》。2月10日的日记说：“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可见，闻一多读书很有计划。
　　　　闻一多朝气蓬勃的刻苦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清华当时有演说课。1月4日的日记写道：“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过了两天，他又写道：“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这一句话就说明闻一多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他并不是光在日记上发一点感慨而已。紧接着，1月7日，他就到钟台下练演说八遍。1月9日又记：“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经过这样的练习，当然熟练一些了，但他仍不放松。1月10日的日记说：“演说果有进步，当益求精至。”北京的一月份，天寒地冻。闻一多却在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后寒不可禁，才返回宿舍。但是，回到宿舍，仍不罢手，又“温演说五遍”。第二天，又记“习演说”。经过这样的刻苦练习，他的演说有了进步。我们都记得，闻一多以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对群众发表演说，说理清晰，感情充沛，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他从小苦练过演说，当然也是他以后演说成功的一个条件。
　　　　五四运动前夕，新思想不断传来，冲破了清华学校的一潭死水。闻一多读了《天演论》，十分兴奋，称赞它“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译之能事也。”他这时已经看出了封建传统思想不得人心，记述了当时清华的“孔教会败腐不足数”。他急迫地寻求新思想，所以对新的东西，都感兴趣。比如当时清华讲圣经，他也去听，想考查圣经能否“检点身心”。但他善于独立思考，称圣经“虽异于儒书，且多近不经”。闻一多当时是《清华学报》的编辑，他在日记上记录了繁忙的编辑工作。原来，他在清华发表了不少旧体诗、文言文，颇享盛名。3月4日的日记明确说：“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闻一多为演剧化了不少精力。实际上，这是他接受新思潮的实际行动。作为一个学生，他也遇到过参加社会活动和读书在时间安排上有矛盾，也曾想过多读书少做事。但他与周围的同学讨论后，毅然决定：“作事时仍可读书”。他把这一点看成“此事一生关键，未可苟且”。可见，闻一多十分重视热心为同学服务。他参加了清华学校的新剧社，是该社负责人之一，还准备组织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在新剧社，闻一多参加了集体编写《鸳鸯仇》、《巾帼剑》等剧，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他们还进城到第一舞台公演。除了考试期间外，他的戏剧活动十分繁忙。“从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凡十七日，剧事最烦，日不暇给，无日记。”4月9日又记：“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由于他热心公益，同学赞扬他“精神上的忍耐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夕对时代潮流有敏感，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可贵的特点。
　　　　　
　　　　最初写的新诗
　　　　　
　　　　闻一多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新诗的呢？他最初写的新诗是怎么样的？要了解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就得到他的手稿中寻找答案。闻一多手稿中有两件宝贵的材料：一是他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个作文本，内有新诗《观雪》一首；二是他自己编了手抄的《真我集》，录存1920年至1921年间写的新诗15首。
　　　　这个作文本上共有三篇作品。第一篇是用文言写的《做官邪议》。这篇文章批判封建官僚们“积习既深”，所以，“五四之事，似足以惩，而鼠窃狗偷不稍戢也”。“夫官之邪非今日而然也”，要解决这个问题，闻一多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欲正官邪，宁徒托空言之能为功，必锄发火焚而已耳。”第三篇是用文言文译的《点兵之歌》。这首诗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同情士兵的不幸遭遇。为什么用文言译诗呢？闻一多在小序中说：“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而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将使读原诗者，持余作以证之，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彰文言之罪也。”但是，闻一多的翻译是努力的。他译这首40行的短诗，“四日而毕，诚已呕尽心血矣。”第二篇是新诗《观雪》。这首诗被教员加了不少双圈，后面还加了批语。闻一多后来把这首诗抄入《真我集》，改题为《雪》。诗的末尾又加了一段说明：“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学校写新诗，国文教员也竟然贬之为“趋赴潮流”，可见闻一多写新诗，也是与当时的传统势力的一个斗争。《雪》未注写作日期。他手抄的《真我集》是按时间为序编排的，并且大都注明写作日期。根据这种情况，《雪》大致写于1920年5月以前。
　　　　《雪》，思想深刻，构思精巧，绝非无病呻吟的“赏雪歌”可比。作者描绘了“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如同“死人一层殓衣”似的包裹着世界，它却盖不住“屋顶上的青烟缕”。他进一步歌颂这一缕青烟，正是“诗人向上的灵魂”，“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这仿佛成了世界的希望，于是大家欢呼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这不是冬投降的白旗吗？”我们可以想象到，作者写这首诗时，中国正是冰封雪飘的寒冷世界。他希望成为一缕青烟，突破寒冷，永远向上，给这个世界以温暖和希望。这反映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要求突破封建的枷锁，抒发了他们决心改造中国的信心和勇气。　　　　
　　　　《真我集》抄存的新诗，共有十五首：《雨夜》、《月亮和人》（1920。11。14。）、《读沈尹默也作一首》（1920。11。16。）、《雪片》、《率真》（1921。5。14。）、《朝日》（1921。5。12。）、《雪》、《忠告》（1921。5。14。）、《志愿》、《伤心》（1921。5。17。）、《一个小囚犯》（1921。5。15。）、《黄昏》（1921。5。22。）、《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1921。7。）。这些诗末尾，原注有月、日，年份是我根据诗篇排列的次序加上的。其中《雨夜》、《雪》、《黄昏》、《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选入了《红烛》，都经过经心修改。
　　　　这些诗可说是试笔之作。其中特别应提出来的是《一个小囚犯》。这诗虽未收入《红烛》，但保存着用钢笔写的草稿，以后又用毛笔重新抄过，这表明作者颇重视。它描写家长为了爱自己的孩子，把他整天关在屋子里。孩子忽然听见要求解放的歌声：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苦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昏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写他听到这歌声之后，强烈地要求“放我出来”的思想感情。但是，家长仍横加阻拦，责问他唱歌的人在哪里？于是：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吧！’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闻一多感受到当时黑暗现实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但还没有找到出路。“放我出来！”这是闻一多喊出的声音！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还是艺术的成熟来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说明了闻一多在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与鲁迅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联系闻一多当时生活的具体环境一一清华园，联系到当时清华学校的主持者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到，闻一多的“放我出来”的呼声，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清华学校先进学生的共同的战斗口号。
　　　　“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